以古诠古 知人论世对——《孔雀东南飞》主题的再认识

《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刘兰芝,在婆家作为儿媳遭到婆婆的虐待,在娘家作为孤儿遭到兄长的逼迫,焦、刘的双双自杀实是由焦母、刘兄一手造成的。可见,婆婆如何善待儿媳,兄长如何善待弱弟孤妹,这实乃是《孔雀东南飞》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社会人伦问题。我们只有结合当时儒家的诗教观念,才能对刘兰芝的形象意义作出正确的分析。

曹雪芹考证的观念与方向——兼及《金瓶梅》作者

本文通过对《红楼梦》研究中"曹学"及《金瓶梅》研究中"笑学"纠结的剖析,探讨了古代小说的"考证观念"问题。风靡世界的"接受美学"理论摈弃以作者与文本为中心,片面强调读者对作品的主宰,在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造成了负面影响。人文学科领域,"知人论世"才是最大的科学。本文提出《红楼梦》作者系曹顺的新说。

宋代年谱的本义阐释

年谱在宋代兴起不是偶然的,除了史学的发达,文学的繁荣,崇尚家学、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外,更为重要的是孟子所倡"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在宋代受到重视。年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为了解谱主的生平事迹提供丰富的资料,更可贵的是还提供许多与谱主有关的其他人的信息。宋人编辑、注释名家文集,多从作品的编年入手,并进而考求作者的进退出处及时事变化,从而使"以谱证人"的写作方法在所必行。

“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词体发展中的影响及作用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模式。随着词创作的兴盛,"知人论世"出现在词学批评中。由于"知人论世"属于儒家诗教范畴,而词具有明显的娱乐艳情性质,"知人论世"在早期词学批评中时时表现出矛盾和悖离的一面。苏轼"指出向上一路"开拓词境以后,伴随着以诗入词、以文入词的深化,"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词论中找到了契合点,并且伴随着词体的推尊而不断发展。"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清代词论中达到高峰。

“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

"知人论世"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经历了不断地衍变与发展。它有着自身存在的文学理论依据,也在漫长的批评实践中证实了其有效性。但20世纪以来,随着文学内部批评、接受美学的兴盛,"知人论世"也显现了理论的局限性。文学批评应立足文本,参照"人"、"世",以求对文本的阐释具有审美性与合理性。

论王慧骐的散文诗及理论批评

以当代作家王慧骐的散文诗创作及理论批评为研究对象,采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展开论述,从即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分析其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指出其散文"背靠现实、直指内心"的艺术特点。并探讨如何看待王慧骐散文诗评论的意义和作用,进而考量其对于散文诗的本质特性,特别是对其表现技巧和美学性格的认识。

浅谈“知人论世”

主要通过追溯"知人论世"这一批评理论的发展历程,分析探讨其自身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经综合分析后指出"知人论世"这一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前景和发展道路。

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范畴——与夏传才先生之商榷

夏传才先生在《诗经研究史概要》中认为:孟子在《诗经》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命题,但是孟子的诗说,并不能完全运用他自己提出的一些合理的方法。细推敲发现夏先生这个观点有失偏颇。说诗和引诗属于文学的两个范畴,说诗是鉴赏原诗的过程,引诗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理论是针对说诗提出的,与其实践的"引诗"并不矛盾。

从“两个缪见”看“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是先秦以来的古典文学批评中的重要理论,经后人的不断采用和提倡,逐渐衍化成今天对文学作品解读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本文试图在简析对这一理论认识的同时,结合部分文学作品的不同理解,尝试陈述它与西方文学批评中"意图缪见"和"感受缪见"之间的一己之见。

国学解读中“读者”与“作者”的“视域融合”——《于丹〈论语〉心得》启示

于丹教授在央视科教频道进行了轰动一时的"《论语》心得"演讲,形成了文化界独特的"于丹现象",这是一种反常的文化现象。于丹的国学阐释方式是不合理的,在讲解《论语》的过程中,没有充分结合具体材料,或者说有意忽略了必不可少的关于孔子和《论语》的相关背景。"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作为连接"四要素"的完整的解读方式,对国学的现代性解读仍然具有很好的适用性。

孟子史料观研究

孟子在辩论和讲学时极重视对史料的运用,他对史料来源、真伪的考辨以及对史料社会功用的认识构成了其比较完整的史料观。他所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等考辨史料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史料应当具有匡正社会风气的作用,对后世史学和史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