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关:西汉经敦煌郡与西域间交流交往的关隘——基于史籍与出土文献的考察

西汉敦煌郡阳关、玉门关的命名与设置布局应是仿照中原关隘布局而来的,即复制或者移植了中原地区的关隘名称与布局。而悬泉汉简所载“敦煌塞”很可能就是指阳关一带的边塞,也即阳关都尉所辖边塞。阳关是西汉中原前往西域地区使用最多的关隘。西汉敦煌郡九置组成的邮驿系统向东可通达长安,向西从最西端的龙勒置就近经由阳关出塞,又经文候鄣可抵达鄯善国伊循城,至此连接西域南道。这条阳关通道相对玉门关通道更便于通行,因而,阳关通道是文书传送之路,也是戍卒、施刑士来往之路,还是西汉与西域间通使、通商之路。因此,阳关应当是为了与西域诸国通使通商需要而设置的关隘,此后成为西汉中原与西域交流交往交融的一扇大门。

古典学视野下的西汉敦煌西域史探索与重构

古典学在历史学领域中,与历史文献学趋同。从这个视角而言,敦煌汉简也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敦煌汉简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在推动西汉敦煌西域史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敦煌汉简进行研究利用,西汉敦煌西域历史中的诸多细节都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解读。

仰观:从穹顶画到藻井画——以异域、西域和敦煌石窟为文明比较

针对敦煌石窟藻井画与异域、西域的穹顶画的不同,从西方券顶和穹顶画入手,分析双方的不同,探讨了表现神祇和人物的穹顶画为什么在敦煌几乎没有出现,认为敦煌藻井画的出现或与印度石窟平棋、阿富汗石窟三角天井构造有一定联系,但巴米扬、龟兹和吐鲁番石窟都有穹顶画,到了敦煌就停滞了空间创作与传播。敦煌藻井画由北朝隋初唐的艺术动感,发展为中唐的静态设计,晚唐五代繁复极致却僵硬成为程式化装饰,显然与异域穹顶人物画的写实本真相差甚远,并制约了后世藻井画的整体创新,失去了外来文化激活开新,影响到吸纳新艺术潮流的演变推进。

楼兰文书研究回顾与展望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多位探险家来到新疆探险,攫取、带走了大量在楼兰古城遗址发掘的木简、残纸,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2000年后,楼兰文书相关研究仍蓬勃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书法、历史学两方面。书法方面,学界不仅考察楼兰文书的艺术价值,更将其放置在书法史、汉字史的长时段内进行研究。历史学方面,学界注重研究楼兰文书中的“文书组”,注重研究楼兰文书与其他写本文献以及传世史籍、考古发掘间的关联。楼兰文书所展现的西域长史府的历史细节,汉晋间西域的交通情况等仍会是今后相关研究的热点所在。

日本文学中的西域书写:从《敦煌》的创作过程看井上靖的文学史观

《敦煌》作为井上靖的代表作之一,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好评。这部作品之所以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其内容并非仅仅描绘了一个石窟在某个时代的历史和故事,更是从人类文明史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以主人公赵行德为引子,谱写出了一幅跨越东西方界限、超越多民族融合的史诗绘卷。本研究从对多部汉籍文献、考古研究成果与作品文本进行实证性对比研究,以全新视角考察在《敦煌》创作过程中,井上靖对史料的利用方法与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结合近代关于历史小说的文学论争,从《敦煌》的创作过程探析井上靖的文学史观。

西域敦煌回鹘佛教文献研究百年回顾

西域、敦煌出土的为数相当丰富的古代回鹘语佛教文献，是古代回鹘佛教研究的 第一手也是最为重要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填 补了西域佛教史研究的许多空白，可以说，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是２０世纪西域佛教史研 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领域。

清代西域流人与早期敦煌研究——以徐松与《西域水道记》为中心

早期的敦煌研究肇始于清代乾隆年间对西域的开发。从乾隆时期敦煌的地理描述直到载澜在乌鲁木齐向伯希和展示其敦煌文书,一百五十年间的敦煌研究是近世敦煌学的滥觞期,是"敦煌学前史"。当清代的流放地增加了西域的时候,西域流放者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经行之地的敦煌。嘉庆年间的流放文人徐松是其中值得注意的个案。徐松对敦煌的研究体现在其《西域水道记》中。在这里,传世史料、田野调查与碑刻资料的印证是"三重证据法"的典型。

与狐兰支亡降匈奴事件有关的三枚汉简新探

本文对敦煌马圈湾出土编号分别为敦85、敦86和敦127的三枚汉简进行了新的考证。初步认为简文所反映的史事很可能与始建国二年车师贵族狐兰支亡降匈奴和戊己校尉史陈良反叛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而不是天凤三年王莽征伐西域战争中的一些细枝末节。

吐蕃统治敦煌西域时期雇佣契约研究

吐蕃统治时期的雇佣契约已经广泛的出现在农业、手工业、建筑业、家务劳动以及运输、贡赋、劳役等领域,契约内容完备、条款齐全,双方的责权利清晰明确,已经发展到比较完善的程度。此时,农业领域里的雇价一般按每亩或十亩为单位支付,刈麦必须在收获季节的一个月内完成。雇人代役与其他领域的雇价,雇主各按不同的佣作内容支付相应的工价。雇价的支付,汉文契约中一般是麦,古藏文契约中是青稞、小米、麦、酒、绢等。从雇佣双方的利益看,受雇者可通过雇价偿还债务或改善生活条件,而雇主可藉此有更充裕的时间从事宗教艺术文化等活动。对于统治者来讲,雇人代役有效地解决了人员不足问题,有利于吐蕃王朝的统治。

论敦煌乐谱中的西域古曲

在敦煌乐谱的第二组、第三组中各录有一首以古代西域伊州(今新疆哈密一带)命名的乐曲;在第一组、第二组中尚各录有一首《倾杯乐》。这两首乐曲和西域音乐家曹妙达在隋朝宫廷传授的《倾杯曲》、西域音乐家裴神符在唐朝宫廷所作的琵琶曲《倾杯乐》同名。敦煌乐谱第一组10曲所用的音阶和现今新疆传存的维吾尔木卡姆音阶基本相同。以上可证,这些古曲和西域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这第一组乐曲中的第2、5曲所用的音阶为八声音阶。据北宋陈《乐书》记载,这种音阶源于西域龟兹筚篥,《隋书.音乐志》所载郑译向龟兹音乐家苏祗婆学了龟兹琵琶后所创的"八音之乐",亦属这一音阶体系。这种具有西域特色的音阶,在敦煌乐谱中尚有公元933年之前实际存在的古曲可作证据,故今天我们应还其历史面貌,称其为"龟兹音阶"。

西域出土一份古藏文告身文献补考

根据新疆出土的编号为ITJ370的西域古藏文告身文献的最新解读,探讨了吐蕃王朝时期最重要的一项政治制度——告身制度,考察了"军功致富"、"告身制度与虎皮告身并行施行"、"官职与告身对应关系"三个问题,并指出该文献对研究吐蕃社会告身制度与虎皮告身制度的重要性。

汉代西域都护设置的时间及其职责相关问题考辨

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为保持干预西域事务的强大影响力、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而设立的管理西域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河西汉简和传世文献中元康年间的"都护"都是当时完整意义上的"西域都护"。神爵二年之前,西域属于汉匈争夺地区。神爵二年,随着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彻底被汉王朝占领,匈奴在西域的主体势力基本瓦解。西域都护军政职能的强化,不仅对西域南北道诸国进行领护监管,还统一管辖了包括屯田机构在内的汉王朝在西域的其他机构,因此,传世文献称西域都护建立于神爵二年有其合理性。西域都护具有使者、"加官"性质,是汉代领护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职;西域都护通过"护道"实现"护国",通过"护国"最终实现汉王朝打击、孤立进而迫使匈奴臣服的战略目标。

海外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多元文化内涵和史学价值

上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流失英国、法国、俄国等的古藏文文献,总量将近一万件。这些材料大多是吐蕃时期的历史、社会、宗教文献,极其珍贵。本文揭示了这些藏文文献的获取与收藏、分布及研究整理等,阐述了这些流失海外珍贵藏文文献的多元文化内涵和史学价值及现实意义,提出了法藏、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出版规划。搜寻、整理、研究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唐代的西藏历史文化和汉藏民族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意义;对于保护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增进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实现流失海外民族文献的出版回归、改变中国学术界资料匮乏研究落后局面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敦煌悬泉汉简研究述评

悬泉汉简是一个宝库,是一个可以和藏经洞媲美的重大考古发现。悬泉汉简不仅保存了众多的关于邮驿制度、西域问题的材料,还保存了诸多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资料,可以填补汉代历史研究的诸多空白,文章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悬泉汉简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更为全面的梳理。

敦煌石窟中沙州回鹘时期的回鹘服饰

从沙州回鹘时期敦煌石窟的供养人衣冠服饰看,沙州回鹘供养人像与西域高昌回鹘供养人像相似,说明沙州回鹘与西域回鹘既有文化上交流的密切联系,又体现生活习俗上的相融;将回鹘民族的服饰与中原、中亚、西亚等地区的服饰相比较,又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这说明了回鹘服饰与中原、中亚、西亚等地服饰的相互影响和渊源关系。

斯坦因考察活动与中国学术的拓展

20世纪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斯坦因在1900年至1931年对中亚地区进行了四次考察,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对研究中亚地区的历史有一定贡献。客观上看,斯坦因将考察所得文物交由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善加保护、整理,使这些文物成为了后人研究中亚地区历史,尤其是新疆历史的珍贵资料,并激发了时人对中亚地区研究的热情。斯坦因在新疆、甘肃等地获得的大批汉简木简、敦煌吐鲁番文书、绢画、丝织品等珍贵的文物,揭开了20世纪简牍和帛书出土和研究的序幕。汉晋简牍等新史料的发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新鲜的课题,也为在传统的历史文献考证方法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宽阔的空间,成为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重要一页。斯坦因虽然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但也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从西域史、丝绸之路发展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明传播史等角度看,斯坦因在学术上的成绩及其中亚考察成果应予重视。

吐蕃契约文书之习惯法研究——以敦煌出土文书为中心

敦煌西域出土了大量的吐蕃文书,对研究吐蕃政治、经济、宗教、法律、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吐蕃契约文书含有买卖、借贷、租赁、雇佣等习惯法内容,是交易双方按照习惯法的原则,根据自己的需求达成的一种协议。这些契约文书反映了吐蕃时期民间经济交往、社会活动的情况,它既有自身的特点,又与中原契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研究吐蕃职官制度、历史文化、军事、宗教、法律社会、经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文章从法律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吐蕃契约文书,对吐蕃时期的习惯法做了探析,对进一步了解认识吐蕃时期的社会面貌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试论唐前期租庸调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

唐太宗至唐玄宗时的一百多年间,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制度在西域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实施。租庸调制的推行,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吐鲁番出土文书确凿地证明了这一史实。

从敦煌汉简看汉匈西域之争

两汉时期,汉王朝与匈奴展开了长期的西域争夺战,争夺的重点是人口大国乌孙和战略要地车师。汉王朝通过与乌孙和亲,联合抗击匈奴;用屯田与军事相结合的手段控制车师,奠定了经略西域的基础。敦煌汉简的出土,为研究汉匈西域之争的历史进程及其复杂性提供第一手史料,也为新莽政权倒行逆施丧失西域提供了佐证。

英藏敦煌藏文文献《普贤行愿王经》及相关问题研究

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IOL.Tib.J.311.Ⅱ号《普贤行愿王经》与藏文《大藏经》所收传世本进行比较,有其不同的特征,对写本抄写者、初译时间和初译者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该经典对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的探讨,有助于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课题的关注,深化对该经及普贤信仰的研究,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文献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