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的规范行使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行政机关享有基于优益权的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权。行政机关依据公共利益优先、平衡公私利益及契约精神等理念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文章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发现了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依据不清晰、程序适用不规范、赔偿补偿标准不明确、与民事合同的变更解除区分不明确等问题,指出须明晰权力行使依据,规范行使程序,明确补偿方式及标准,区分单方变更解除权与民事变更解除。

驳约定解除权行使限制说

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认为,法官有权以违约方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为由限制守约方行使约定解除权。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守约方依约行使约定解除权的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法官对已实施的解约行为予以限制,本质上是确认解约行为无效。基于此,合同目的、公平、诚实信用、禁止滥用权利等均不足以成为限制解约的充分理由,法官也不享有依违约程度限制解约的自由裁量权。约定解除权限制说将戕害契约自由精神、侵蚀法律行为效力原理、鼓励合同当事人失信等。

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的实施困境与法治化路径

在现代行政法治框架下,行政协议不仅是行政机构与协议相对人共同推动国家行政治理的关键工具,在行政职能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司法实践中,针对行政机关单方解除权纠纷中存在的公共利益标准界定不明、裁判不一、救济不完全等实践困境,提出应对其规范要件进行检视与辨明,从利益平衡、多元探索以及程序规制三个视角出发,通过比例原则的认定来识别解除权行使的标准,并利用多渠道实质性化解协议纠纷。同时,还应坚持主体协商与合理听证的程序规制,进而探寻行政协议单方解除权的法治化实现路径。

《消法》新增之“消费者后悔权”的性质及适用

最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加的“消费者后悔权”制度,其法律性质宜界定为形成权中的一种具有无因性的特定解除权,可称“特定无因解除权”.消费者后悔权行使有严格的货物或服务范围及时间期限,且消费金额以不低于100～200元为宜.消费者后悔权的实际运行还依赖于强大的行业保障、协会保障、行政保障及有效的司法机制.

我国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构建

冷静期制度赋予消费者单方面撤销交易的权利,在直销、不动产、大件商品等交易过程中,能够有效地遏制经营者夸大宣传、造势促销等行为,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应适时建立我国的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确立消费者单方交易撤回权,在权利行使的期限、适用范围、权利限制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为消费者权益提供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

论环境治理合作协议中的政府单方变更权——以私人权益保护为基点

环境治理合作协议是助力实现环境治理最佳效果的重要途径。基于理性人视角的理论分析和囚徒困境模型的现实推演,可以发现私人权益保护是确保环境治理合作协议效果的重点。政府单方变更权极易对私人权益造成侵害,虽然基于公共利益其存在具有合理性,但现实中政府单方变更权的实施容易异化,需要对其进行限制。环境治理合作协议中的政府单方变更权行使应以法律原则为主,以利益评价为辅,综合考虑行政目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可以通过自我规制和司法规制对政府单方变更权进行适当限制,确保环境治理合作协议中的私人权益能够得到公平维护。司法审查的重心在于私人权益的保护,需针对不同情况分别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

行政协议中的情势变更——与严益州博士商榷

行政优益权理论滥觞于学理,主要见于行政协议领域,且被我国的部分司法裁判肯认。情势变更制度植根于民法,仅为合同变更、解除的触发情形之一,与《行政诉讼法》《协议解释》中作为规范概念的单方变更、解除存在差别,不属于能够直接适用至行政法的一般法律制度。公共利益是行政协议单方变更、解除的触发点,单方变更、解除权仅由行政机关享有,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之行为需要接受传统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情势变更制度在行政协议诉讼中仍有适用之空间,在特定情形下,可循《协议解释》第27条“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进入行政协议诉讼。

行政主体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方法之探析

目前,在审查行政主体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为时,我国法院面临缺少系统的、可操作的审查方法的困境,集中表现在我国法院对单方变更、解除权行使条件审查的粗放以及对行使程序的忽视,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则在于制定法的疏漏。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建立双层次的司法审查模式,即区分司法审查要素与司法审查标准两个审查层次;其次,应以程序、适用条件和处理内容为审查要素,并以正当程序原则、价值填充后的公共利益及比例原则为各个审查要素对应的审查标准。

右过程的一般停时变换

本文通过研究右过程的一般停时变换。

论情事变更原则与合同解除

情事变更原则是现代各国处理合同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很多国家都把情事变更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情事变更原则的本质是维护合同自由。我国合同解除制度以维护合同自由为其指导思想。情事变更与解除合同的关系在于通过情事变更原则，严格限制一方当事人在情事发生变更后，滥用解除合同的权利。

劳动者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研究

劳动者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是一项重要的劳动者劳动权。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者的工作由国家一包到底,劳动者根本没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自由权利。劳动法对该权的规定是整个劳动法中最具有创造性和革命性的内容,它体现了自由择业的权利,是劳动者摆脱对雇主的依附关系,获得独立地位的保证,是劳动者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法律体现。我国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再次明确赋予了劳动者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有必要针对保护缺陷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探讨如何设置一些既能保障劳动者单方解除权,同时亦能维护用人单位相关利益的具体措施,寻求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平衡点,最终实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双赢。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规则的立法纾困

我国立法对告知同意规则的适用采用了以预设构成要件为主的先定性调整模式。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旧存在一些问题,如存在未考虑信息处理场景的复杂性,信息主体意思自治受限、博弈机会丧失等问题。告知同意规则中个人信息的权益属性以及合同双方的博弈性均与调适性调整模式的动态性及灵活性相契合。就此,应当将调适性调整模式引入告知同意规则当中。具体而言,应当引入场景区分规则,在信息收集场景下削弱告知同意规则的免责及减责作用,在其他信息处理场景下明确信息处理者告知义务的履行范围,在合同履行中限制信息主体单方变更权的行使,赋予信息主体“违约+精神损害”的救济请求权。

数字服务合同单方变更权之规制

数字服务提供者常态化更新用户协议和应用程序。司法实践也认可其享有一般的、开放性的单方合同变更权,由此引发单方变更权与契约严守原则之间的冲突。并非任何改变均属于合同变更,不改变给付关系的日常更新不属于合同变更,不应过度夸大单方变更权的必要性。《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并未确立数字服务提供者的单方合同变更权,唯有预先约定的单方变更权,才为法秩序所认可。在司法适用上,应通过格式条款规则规制约定的单方变更权条款,数字服务提供者应具体指出变更的情形、内容与影响,征得相对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自证变更权条款的合理性。数字服务提供者依约单方变更合同的,相对人也享有一定条件下解除合同的权利,且在合同解除后可以请求删除收集的个人信息,即使个人信息为服务的对价。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规则的规范构造

告知同意规则在个人信息保护中处于重要地位,但是告知同意规则在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引入激励机制能够促进信息处理者积极履行告知义务以及信息主体提供更高质量的“同意”。在对信息处理者激励的层面上,赋予告知同意规则以排除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功能,并限制信息主体单方变更权的行使范围。在对信息主体激励的层面上,赋予信息主体可选择“同意”的空间,设置“一键同意+可以商讨”的选择结构。引入激励机制的告知同意规则能够在不偏离原有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有效促进个人信息保护与个人信息流通的平衡。

反悔权施行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以《新消法》第25条为视角

《新消法》第25条确立了无理由退货制度,赋予了消费者在特定情形下的"反悔权"。但是,在反悔权制度施行的约1年的时间里,人们仍然对反悔权没有深刻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对反悔权的性质以及与消费者其他权利的差异还存在一定的误解,这使得在反悔权制度施行过程中也遭遇到了如退货运费的承担、商品完好的标准、经营者自行"增加"不可退货的商品等各种现实的挑战。

用人单位单方变更工作地点的理论重述与规制路径——以调动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认定为中心

用人单位单方变更工作地点影响劳动者权益很大,其权利行使并非漫无限制。藉由两个典型迁址案例对《劳动合同法》第46条第2项、第38条第1项与第40条第3项进行检视,均发现存在难以自洽的司法困局,亟需重新调适规制进路。总体思路为:应从用人单位行使调动权的正当性基础和合理性边界入手对相关案件进行审查。具体路径为:用人单位的自主经营权由劳资“合意”所创设,应在合意范围内承认用人单位调动权的正当性,对此合意宜作宽松认定和类型化的效力规制;若调动权具有正当性,应进一步对其合理性划分为主、客观两个层面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并通过增设司法解释条文予以细化。

海洋油气钻采平台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的单方变更权研究

在海洋油气钻采平台融资租赁合同漫长的履行周期中,存在着诸多难以预见的风险。在合同不可解除的要求下,可通过在合同中设立单方变更权条款的方式应对。承租人作为单方变更权的权利主体,应在一定范围内按程序行使该权利。同时,承租人还应让建造商和出租人对变更的内容具有期待的可能性,且承租人应积极承担变更后的结果。对我国现行融资租赁业相关法律规范中对承租人保障不足的问题,可采取诸如推进以《融资租赁法(草案)》为核心的统一立法,丰富承租人的救济手段和强化融资租赁业的监管体系等措施应对。

论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基于审判实践中“同案异判”问题的实证考察

《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但未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行使期限,该权利是否应当受期限限制以及期限长度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同案异判”现象。文章通过研究大量案例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针对原因提出了正确理解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法律性质、在《劳动合同法》中明确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完善工会监督职能的建议。

行政协议相对人违约救济路径类型化研究

《行政诉讼法》的修订明确了行政机关违约时相对人可提起行政诉讼,而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仍处于法律空白,导致行政协议相对人违约纠纷解决的理论和立法仍争议不断。文章通过对学界观点与司法实践的整理与归纳,对我国相对人违约救济机制进行分析,同时借鉴域外行政协议相对人不履行协议的救济制度,试图在不违背现有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有效解决行政协议纠纷。

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之边界控制--以用人单位单方变更劳动合同为例

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主要体现在对劳动合同的单方变更。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仅确立劳动合同协商变更的原则,对用人单位单方变更权的立法缺失,引致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对用工自主权的理解不一,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大量存在。为减少各地裁判乱象,平衡用人单位经营管理自主权与劳动者利益保护,宜从用工自主权行使基础以及用工自主权行使的正当性两方面出发考察用人单位单方变更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