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临时性保全措施条款的修订

临时性保全措施是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中的措施,旨在使仲裁程序顺利进行,保障裁决作出后得以执行。在阐述联合国贸法会2006年对其1985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关于临时性保全措施规定修改要点基础上,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对有关临时性保全措施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对我国现行立法的修订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CISG统一解释及适用中参考外国判例法的合理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CISG")作为不同政治及法律制度相互妥协的产物,其诸多缺陷日渐凸显,但又不能像国内法那样可以随时修改,致使许多国家法院经常适用国内法来解释公约,以至于作出相互冲突的判决,有悖于CISG关于统一解释和适用的要求,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障碍。各国法院在CISG解释中,适当参考外国判例法,发挥其补缺填漏的职能,无疑成为统一解释和适用CISG的最重要的举措之一。法史上,法院依照先例作出裁决早已成为通常做法;法理上,外国判例法补缺填漏的职能,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实践上,外国判例法在许多国家法院的司法实务中,已经成为可考虑的优质资源,有助于CISG的统一解释和适用。各国法院在CISG案件审理中,应该采用慎重且灵活的策略,既要严格甄选适当的外国判例法,充分发挥其补缺填漏作用,又要针对外国判例法的特点,结合个案及其他资源来综合考量,切实实现CISG的消除国际贸易障碍,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宗旨。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组织法律文件的视角

当今国际组织跨越政治、经贸、军事、文化、环保等各个领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样态。通过对联合国、国际法院和WTO以及其他一些典型国际组织的实践进行分析,以期能在这些国际组织及其作出的国际法律文件中窥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这些典型国际组织的实践中,都存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内法特别是在国际立法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大国的国内法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法的参考,甚至为之所用;反过来,国际法势必对各国国内法产生影响,其差别仅在于这种影响直接与否,这种影响实质上确定了国际法对于国内法的优先地位。

论外交保护范围的扩大化——以《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8条为视角

外交保护是当代国际法领域的重大问题之一,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也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根据国际法,无国籍人和难民都无法得到国家的外交保护。不过,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8条却将无国籍人和难民纳入外交保护的范围。在无国籍人与难民等法律上和事实上不受保护的人问题上,现行国际法的规定还有很多方面相当不完善。因此,过分扩大外交保护的范畴并不一定对国际法的发展有益。更何况,我们在外交保护之外还有那么多救济途径可以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国际法强制性规则相关争议——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强行法专题结论草案为基础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则(强行法)是最近几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所推进的一项专题,旨在确立起国际关系领域规则的升级版。目前该专题引发了国际上的许多争议,相关议题如国际基本价值观等基本概念、规则的创立与识别、规则的地位与承认、新旧规则的冲突与解决等,构成强行法规则创立、实践和整合的诸多问题,我国代表在相关国际会议上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通过采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相关概念对该专题下基本价值观、国家组成之国际社会全体、涉安理会决议之效力等争议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评估和推进下一阶段我国在相关议题上所采取的理论与态度。

是否作为争端解决机制的替代:投资者-国家争端预防机制及其实现路径

随着多边投资改革的深入推进,投资争端预防机制被作为可选择的建议方案用于改善传统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成为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制度规范设计。面对投资者-国家争端预防机制,我国应分别从国内法与国际法层面完善制度构建与实践平台,结合我国实际并合理借鉴域外经验,推动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机制向沟通机制转变,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增强对话机制,为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的落地与实施创造良好的适用空间,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积极倡导和运用该机制。

论外交保护的国籍持续要求及其例外规则

外交保护是国家保护海外国民最重要的法律手段之一。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首要前提是国籍持续,即个人或公司从发生损害之日到求偿提出之日持续地具有保护国国籍。如果在上述两个时间点上个人或公司都具有保护国国籍,那么可以推定这期间的国籍状态是持续不断的。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国籍持续可以存在例外,其中"国家继承"和"公司因损害而终止存在"是较为特殊的情况。但就个人而言,国籍变更后,现国籍国不得针对原国籍国就该受害者所受到的损害实施外交保护,除非原国籍国放弃反对的权利。中国的政府声明没有明确涉及该问题。因此,我国有必要在该领域进一步完善自身的法律规范与外交政策。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国际商事调解中的法律创新

本文对最近通过的《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简称: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文书,包括对2018年《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修正2002年《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简称:2018年《示范法》)进行了扼要陈述,同时对贸易法委员会过去几十年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总体概括,还主要介绍了《新加坡调解公约》和2018年《示范法》的发展背景,并对这两个文本的主要条款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本文亦简介《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最新进展以及贸易法委员会为不断强化国际调解框架而正在作出的努力,同时鼓励各国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并考虑通过2018年《示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