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精英梁聚五的中华民族观发展脉络

梁聚五的民族观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根本,以民族平等为缘起,以国家至上为核心,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最终指向。这既得益于他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亦深受环境、时代和阅历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其中现代执政党的民族认识和政策引导尤其重要。清政府对黔东南苗族的整合留给梁聚五的历史记忆和辛亥革命提出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策,促成了梁聚五民族观的发轫。在关系国家存亡、民族生死的抗日战争时期,梁聚五投身抗日活动,进一步形塑了以中华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观。抗战胜利前后,“苗夷”问题成为梁聚五关注的焦点,国民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使他的民族观开始倾向于“我族”的意识表达和权利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让梁聚五找到了内心的依归,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他积极做出调适,民族观最终成型。梁聚五的民族观及其发展脉络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边疆少数民族精英的个案视角和有益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以对云南迪庆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为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凝聚最广泛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法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统一战线将云南迪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纳入社会治理共同体,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供强大整合力量与智慧支持的历史经验。这一历史经验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上提出的“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新时代统战工作的背景下,对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有积极的意义。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作为“铸魂”工程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当前,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中呈现出传统文化传承断裂、落后观念仍然普遍存在、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其中乡村人才缺乏以及乡村人才如何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是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新乡贤作为乡村精英理应成为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并可以基于自身情怀、责任及资财禀赋,通过嵌入式“在场”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如通过开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活动提升乡村民众的文化自信,通过挖掘和弘扬乡村礼俗促进乡村善治,通过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实践等,由此助推淳朴民风与和谐乡风的形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延续与消亡内在理路与治理省思——互动仪式链的视角

运用文献资料法、理论分析法、思辨法等,以"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学理支撑,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延续与消亡的原因进行剖析。发现,"仪式活动"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身体共在"与延续的结构性基础,"神秘力量"获得与运动愉悦感是其存续的精神动力;情感沉降、外界屏障与"精英缺失"是造成其消亡的重要原因。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促进与治理中,要注重"仪式空间"的保护,重视族群"局内人"的设定;关注族群"神秘"与世俗情感的"二向性"需求;突出"卡里斯玛"的个体功用,促进"情感能量流"形成。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文化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诞生的西部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作为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价值观,负载了民族形象,倡扬民族文化艺术的载体,在我国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不断变迁的艺术回应中前行,并特立独行地坚守着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在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主位、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开掘中起步;20世纪90年代,其在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行和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坚守中前行;21世纪初,其在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比肩、融合和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回归中兴盛。对于处于三个不同成长时期的西部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文化特征的研究,有利于其继续在为国内外观众塑造我国西部地区"和而不同"的美好形象中有所作为。

精英大学中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获得的影响因素——基于A大学2019级本科新生调查数据

基于A大学2019级本科新生调查数据,通过描述统计和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实施现状及其对精英大学入学机会的影响。结果发现,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少数民族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并且家庭背景较差和家庭所在地行政级别较低的学生更有可能获得优惠政策。基于此,国家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提高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精准度,同时基础教育资源向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倾斜,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各个阶段的教育质量,促进社会流动和教育公平。

论苗族乡村文化精英与彭水苗歌的振兴

彭水苗歌文化衰微是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在近10年持续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彭水苗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基于布迪厄的文化传承振兴理论提出促进苗族乡村文化精英再生产、创设多元苗歌文化情境教育、建立乡村文化精英引领的多元共治的苗歌文化振兴格局等应对举措。

贵州仡佬族精英的民族身份认同及其建构

少数民族精英的态度、情感和行为对维系族群文化传承等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仡佬族精英的体验式观察、深度访谈和结构式访谈,精英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和角色差异:居住在民族乡和各散居点的精英比自治县精英的民族情感要强烈、文化特征要明显,其民族身份认同具有"根基性"特点,而自治县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的身份认同则具有明显的"工具性"。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部分文化精英有更明确的民族文化复兴行为。这一原因是以仡佬族地理空间格局变迁为前提,导致仡佬族的族群身份建构、历史记忆和族际关系等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些因素进一步建构了精英的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精英意识与民族认同——以当代畲族文化重构为例

当代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贯穿了民族精英意识,民族政治精英决定文化重构的方向;民族知识精英为文化重构提供理论支持和舆论造势,民族文化精英为民族文化重构提供载体。经济利益和民族共同情感是当前推动民族精英意识转化为群体认同的重要力量。

少干计划实施中双语教育考生面临的问题研究——以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为视角

从宪法意义上讲,"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是保障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重要方式,也是双语教育考生的升学途径之一。"少数民族骨干计划"方案应当注重少数民族考生的授课模式,而不是过于注重少数民族本身;在该计划的实施中,应当区分汉语授课背景的考生和双语教育授课背景的考生的考试和录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