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压力如何影响青年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基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调节效应分析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匹配我国284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数据,考察住房压力对青年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及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住房压力与青年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之间呈倒U型关系;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能够延缓住房压力对青年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负面影响的发生。进一步分析表明,青年流动人口户籍所处地理位置与居住证办理情况均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公共服务的调节效果。

城市产业结构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正在持续进行,如何提高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学界广泛关注的话题。然而现有针对定居意愿的研究多局限于收入、心理等个人属性,忽略了产业结构等客观因素对定居意愿的制约与塑造。通过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城市产业结构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路径和机制。研究发现,个人就业质量和心理认同作为中介变量,解释了产业结构对定居意愿所产生的较强的间接影响;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行业类型在该影响路径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不同产业的流动人口在定居意愿的影响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第二产业群体更关注就业质量,第三产业群体则近似相同的受到心理认同和就业质量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提供符合产业需求的就业机会,增强流动人口心理认同的建设,进而推动当地的城镇化和市民化进程。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urban-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Spatial differences and driving factors

China has entered the middle-to-late stage of urbanization.The scale of urbanto-urban migrants,which more refers to the urban-to-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UUFP)across China,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UUFP settlement intention is a crucial issue for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UUFP in China based on data obtained through its dynamic monitoring in 2017 and the binary logistic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members of the UUFP were married,older,better educated,and had a higher income than the average person with extensive migration experience.We correlated a high settlement intention with developed economies,coastal areas,goo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and more amenities in cities such as Beijing,Tianjin,Shanghai,and Zhuhai.Amenities were more impactful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than economic factors,from individu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The UUFP more often sought equality of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its choices of destinations.However,the distance was not a hindrance to intention to settle but played a substantial role in influencing it.We suggest optimizing the stock of the UUFP in large cities,improving public education services,and promoting remote urbanization.Likewise,industrial transfer and enhanced public resources may ease the pressure of large UUFP flows into large cities.

城市群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网络特征分析及空间模式划分

基于2017年CMDS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地理空间分析方法,解析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及哈长城市群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网络空间结构差异,划分其空间模式。研究发现,城市群居留网络整体上呈不同等级的“圈层”结构,距离衰减效应显著。居留网络结构特征迥异,沿海城市群流动人口来源腹地广,京津冀和长三角集聚效应明显,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高;珠三角城市群居留强度低,结构松散。内陆城市群吸引范围有限,居留意愿低,成渝城市群居留联系弱,内外部流动相对均衡,长江中游城市群呈现弱集聚与轻均衡特征,哈长城市群内部结构紧凑,外部联系松散。不同区位、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其居留意愿网络空间格局差异明显,流动人口居留选择具有明晰的地域指向。沿海城市群应加大区域低中心性城市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吸引人口流入;内陆城市群应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平衡人口流出与流入,避免区域人口过度流失。

离家的诱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留居意愿

文章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留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就业以及提高其在流入地的收入进而促使其留居。个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了男性、非农业户口、已婚、身体健康以及高学历的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地区异质性结果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动人口留居的作用在东、中、西部县区无差异,人口规模越大的县区越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留人效应”,但一线城市的区县或因生活压力较大而抑制了外来人口留居。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人口结构转型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的背景之下,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留居提供了一定的微观证据,也为县域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有益参考。

房租负担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公共服务可及性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分析房租负担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以及公共服务可及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房租负担会显著降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而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提高能有效削弱房租负担对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负向影响,且削弱的程度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有着显著差异。据此,积极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平抑住房租金,因地制宜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公共服务可及性,将是推动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提高城市劳动力市场稳定性的重要课题。

城市多样性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吗?--基于“大众点评网”的大数据分析

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着力点,研究其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也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城市多样性作为城市特征的切入点,构建包含个体家庭特征和流动地城市多样性特征的模型框架。使用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和大众点评网站数据,通过Logit模型,分析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城市餐饮业人均消费的价格分散度(峰度系数)越高,流动人口在此地长期定居的意愿越弱;城市餐饮业品类多样性越高,则流动人口在此地长期定居的意愿越强。在不同类别群体中,受高等教育和从事经商两类流动人口对城市多样性特征更为敏感。因此,建议在城市层面政策制定、规划编制上要关注和保护城市多样性,推进城市包容性发展,通过丰富社区生活圈尺度的多样性来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哪些因素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更大?——基于随机森林的变量重要性排序

准确理解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科学制定我国人口和城镇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随机森林模型和平均不纯净度降低方法系统评估了影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多维因素。研究发现:对落户意愿影响最大的是流动人口想融入流入地的希望和可以在流入地生活下去的能力。具体而言,按重要性排序,第一梯队是社会心理融合因素;第二梯队是经济、住房和户籍因素;第三梯队则是流动特征、个体、地区、工作、制度融合和社会关系融合因素。总体而言,所有单一变量的影响都是非常有限的。这表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是高度多元的。因此,推动流动人口落户和市民化需要系统综合的政策设计。

舒适性视角下流动人才居留意愿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吸引和留住人才是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流动人才问题已成为各界关注热点。基于2014—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合城市舒适性理论,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探究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才居留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才居留意愿以上海-池州线为界,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受其自身特征和流入地城市舒适性的共同影响,且城市舒适性表现为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城市舒适性理论在解释流动人才居留意愿方面的适用性;不同类型舒适性对流动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城市传播视域下青年大学生就业和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概念提出和建设实践使加强青年和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加深人-地之间的情感联结成为值得关注的话题。本文基于城市传播理论,运用问卷调查法,探讨城市媒体使用、城市地方感构建对大学生就业和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城市认同和城市新媒体使用能显著预测其城市就业和定居意愿;城市本身如果同时是生源所在地,则大学生更有可能选择在该城市就业和继续定居;此外,地方依恋对大学生的城市定居意愿亦有正向的预测效果。应重视强化大学生对城市地方性的认识,促进大学生对城市文化的经历和体验,推动城市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在吸纳大学生就业和定居的作用显现,这为提升城市人才吸引力提供了新思路。

社会保障何以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土地流转视角

我国城镇化进入提质减速阶段,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关系着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而夯实定居基础、分摊定居成本对其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土地流转视角,文章运用2019年安徽省7个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利用Logit模型对城镇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开展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均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土地流转对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正向显著,土地流转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具有显著的互补性,即土地所承担的养老保障和流转使用权所获的财产收益,弥补了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带来的权益缺位,进而出现定居意愿的差异。研究结果可为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等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HLM模型的实证研究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是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在理论分析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基础上,借助2018年CMDS和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运用广义分层线性模型,就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问题展开实证探讨。得到以下结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中发挥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其中住房保障水平的影响最高,其对比度为1.65,住房保障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留城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不选择者的1.65倍;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会影响其定居意愿,在性别方面,相比于男性,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更强;相比于流动范围小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范围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定居的意愿更强;通过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会调节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对其定居意愿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对农村籍劳动力长居意愿的影响研究--来自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2012年、2014—2018年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II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面板数据,构建Logit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村籍劳动力长居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村籍劳动力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职业和代际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发展显著提升了拥有稳定职业的农村籍劳动力在各类规模城市的长居意愿,经商类和新生代农村籍劳动力倾向于在II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长期居住,非稳定职业和老一代农村籍劳动力则倾向于选择小城市居住。教育水平与技能分化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回应了上述职业和代际差异产生的可能根源。内部路径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收入提升依然是农村籍劳动力选择城市长居的长效驱动因素,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的影响则因个体和城市规模的差异而不同,特别是小城市的生态建设效应呈“U”型作用趋势。基于研究结论,从精确识别各类劳动力需求、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建设、积极把握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契机等方面提出提升农村籍劳动力长居意愿的政策建议。

居住选择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一项对福建省流动人口的调查

采用2015年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序次回归模型,系统分析由住房产权类型、居住区位、居住家庭化程度和住房支付能力衡量的居住选择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结果发现:当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移意愿和永久定居意愿3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时,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远低于预期,真正愿意将长期居住、户籍迁移、永久定居三者统一起来的流动人口不足二成。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居住选择的确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控制流动人口的个人、家庭特征和流动状况等变量后,拥有住房所有权、居住在中心城区、与家人一起居住和更高的住房支付能力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

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研究

农民工是否打算居留城市,不仅关系到农民工自身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有重要影响。本文使用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自雇与受雇农民工在城市居留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与受雇者相比,自雇者更倾向于居留城市。影响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因素还有文化融合、经济融合、社会参与、心理融合、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自雇者居留意愿更多受到经济因素影响,而受雇者更多受到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影响。最后讨论了上述研究结果的政策意义。

家庭视角的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基于中国8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采用了8个具有代表性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基于家庭视角对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从长期居住打算、社会保障、社会认同、家庭迁移、户口迁移等方面构建家庭城市定居意愿指数(FSI),研究发现:武汉、无锡、苏州、西安的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高,上海处于中间水平,而泉州、长沙和咸阳的流动人口的家庭城市定居意愿较低。采用回归分析发现: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但家庭因素的影响具有一致性,呈现所在城市越有利于对其家庭成员的照顾和发展,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意愿则越强烈的特征。最后,提出创建"家庭友好型"的城乡发展新秩序,实现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和发展,提升人口城市化质量。

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代际延续和变化——基于福建省的调查

本文利用一项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差异进行了深入考察。结果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虽已发生不同于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变化,但在整体上仍延续了前者的特点而未发生从循环流动向在城镇定居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除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外,还受到流动人口在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导的次级劳动市场高度集中、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低、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有限等状况的制约。这些结论对制定符合流动人口实际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述评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是影响农民工迁居的关键环节。从农民工迁移定居的基本事实、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影响农民工定居的因素等几个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文献回顾表明,进城农民工中近四成定居城市意愿强烈,三成左右在定居与返乡之间摇摆;定居意愿研究呈现多学科交融态势,Logistics类回归分析是主要定性分析工具;影响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因素可归结为经济、社会、制度、心理等诸多方面,其中非经济因素重要性在逐渐上升。采用纵向面板数据,提高全国代表性城市调查数据利用效率,多角度引进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家庭为主要分析单元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广义居住因素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分析——以京、沪、穗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为例

京、沪、穗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并未发生真正的代际更替,其流动方式仍以"乡—城—乡"循环为主。该方式虽是其生存策略,但也伴随着低生活质量、骨肉分离和子女成长环境恶化等问题。城市政府既要为循环流动人口提供属地化服务,也要为其未来返乡提供帮扶。鉴于买房、租房定居意愿、社区参与和融入等均与定居意愿显著正相关,城市政府在中低收入流动人口公共住房供给上应公租房与经济适用房兼采,在选址上应采取"大杂居、小聚居"模式。在高房价、高房租以及属地化服务缺位的背景下,一线城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有就地定居意愿薄弱、家庭式流动与定居意愿关联不大等特殊性。

东北流出流入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比较研究

东北人口流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利用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比较研究的方式,以东北流出流入人口为样本,重点研究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差异,定量研究发现东北的高学历人口流失严重,非农户口人群高比例流失,年富力强者和事业有成者偏好于非东北地区。从更好地发展东北经济的目的出发,提出重视东北本地人才、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步伐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