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米特-霍恩模型破解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执行困境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保障基本民生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在治理城市贫困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文章基于米特-霍恩模型分析框架对我国城市低保政策执行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城市低保政策执行过程存在着政策目标瞄准偏差、目标功能异化、标准偏低、资源投入不足、组织间沟通与执行方式欠缺、执行机构力量薄弱、环境条件不充分以及执行者偏好不同等现实困境,据此从重新审视标准与目标、促进组织间交流与执行方式转型创新、增强执行机构力量与部门衔接、营造政策执行的良好环境、引导政策执行者价值取向等方面提出完善城市低保政策执行的优化路径。

农村低保财政支出的救助水平:一个主观评价——基于三角模糊数的满意度分析

主客观福祉共同构成一个真实的福祉水平。以顾客满意度理论为指导并构建满意度评价的指标体系,能了解低保救助对象“实际感受同预期的差距”,得出救助水平的一个主观福祉评价。对问卷数据进行三角模糊数的处理,能较好地解决评价客体只能被模糊度量的问题,研究发现,低保对象对农村低保财政支出救助水平的主观评价为“基本满意”。其中,制约满意度的薄弱指标是“农村低保对象参与低保标准的制定”以及“与预期效益相比的满意程度”。为此,应引导低保救助对象的合理预期,重视考察财政支出效能;在低保救助补差审核确认、家庭经济状况定期核查等重要节点设置告知环节,提升低保对象诉求表达的感知度与参与度;将保基本生存转变为适当考虑家庭正常运转。

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城乡低保制度的劳动参与抑制效应研究——来自模糊断点回归的证据

中国近年来关于“低保养懒汉”的质疑使最低生活保障的就业效应成为热点研究问题。本文借助CLDS2018年的数据和模糊断点回归模型来判断城乡低保政策对受助者劳动参与形成的激励或抑制作用。研究发现,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困难群体的劳动参与行为,接受社会救助的政策干预会显著降低城乡困难群体的劳动供给水平,尤其是农村地区、家庭照料负担重、34岁以下、女性、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子样本对政策的负效应更敏感。基于此,提出在充分考量低保受助群体就业困境的前提下分析劳动参与抑制的动因,并以此为基础明确政策干预关键点,逐步消除劳动参与的掣肘要素,同时强化低保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联动,不断更新就业激活政策体系,并在分层分类救助的基础上探索多类型的就业促进方案,进而培养贫困群体的持续就业能力。

低保边缘家庭救助的地方性实践挑战与发展取向——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分析视角

关注低保边缘家庭的发展困境与需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社会救助制度,陆续出台了低保边缘家庭认定办法。在发展型社会政策分析视角下,基于对相关政策文件的分析以及对政策实施地的经验观察与深度访谈,审视地方政府在低保边缘家庭救助领域的实践现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低保边缘家庭的认定和救助工作上主要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实现福利的普遍性要求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身份认定与配套救助服务“缺位”;救助的动态精准性与管理成本的限制;救助“大数据”的应用与个体隐私的保护。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建构适合本土的发展型低保边缘家庭救助政策应完善顶层制度设计,秉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救助理念;以社区为载体,建构多元主体参与的救助格局;分层分类,探索制定多维的识别标准;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建立常态化的救助服务帮扶工作机制。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经济水平真的相关吗?——基于2010-201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救助作为民生兜底保障,是最后的社会安全网,而最低社会保障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平高低决定能否对弱势群体形成有效的基本生活保障。基于2010-2019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均值、极差与单截面数据指标分析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区域差异,筛选出7个样本城市,运用FGLS实证模型分别从绝对和相对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水平较低且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低保救助的绝对和相对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但同时与相对水平也存在较大程度的负相关。因此综合来看,二者存在密切联系,应随经济发展不断调整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与保障项目。

影响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的政策因素分析——就业的双项逻辑回归模型及访谈实证研究

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已实施近二十年,并成为保护绝对贫困家庭生活的安全网。然而,不少学者提出要实施积极的社会救助政策,以促进贫困家庭自力更生。就业是提供可持续生计和发展的主要途径,所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就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本次研究结合6个城市受访者的社会经济背景,加入就业促进政策的自变量,在进行了双项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后发现,年轻、已婚、初中教育程度、劳动能力健全等因素对就业有正面影响;技能是低保受助者就业的关键;政策变量方面,职业培训是唯一有正面影响的因素。根据定量的数据和定性的访谈,本文提出了经实证的、有依据的政策建议。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机制研究

近年来,受物价波动和收入快速增长的影响,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价格和收入调整机制。从各地的做法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机制存在调整手段单一、调整标准不规范、调整参数设置不当等问题。建议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价格挂钩,保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购买力不变;而且还应与收入挂钩,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随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为此,需要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划分为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两部分,食物贫困线随价格调整,非食物线随平均收入水平调整。同时还应建立临时价格补贴制度。

上海城市医疗救助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上海市城市医疗救助的制度内容、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医疗救助提供政策建议。方法:定性调查和定量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访谈了医疗救助工作相关负责人,抽取了救助对象和非救助对象门诊处方各50份,搜集了街道医疗救助数据记录。结果:非医保对象的次均救助水平一直高于医保对象,但是,非医保对象总医药费中自付比例为29.86%,是医保对象自付比例的2.14倍;低收入对象的次均救助水平高于低保对象,但是,低收入对象自付比例为21.00%,几乎是低保对象的2.00倍;普通患者和救助对象门诊处方次均费用分别为65.32元和93.39元,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性显著(P<0.01),救助对象次均门诊费用高于普通患者,这主要源于救助对象和非救助对象所患疾病病种和严重程度不同。结论:上海市城市医疗救助功能定位清晰,制度建设完善,有效地降低了救助对象的疾病经济负担。

社会救助政策的“负激励”风险及其防范

通过梳理现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社会救助政策,归纳现有政策中存在的"负激励"风险,主要包括:救助资格认定方式单一,救助权责界定模糊,就业扶持与激励力度不足,专项救助瞄准偏差与救助待遇简单叠加。这导致相当一部分适龄劳力的受助者缺乏主动摆脱贫困、积极再就业的意愿。防范社会救助政策的"负激励"风险,关键在于努力实现从给钱给物型的被动型、生存型救助保障,转向注重能力建设、提升自我发展的综合型社会救助。应该建立"支出型贫困"救助,明确实行分类救助,准确定位各救助项目功能,实现救助权责统一,加大就业援助与政策激励,激发受助者再就业主动性,强化"能力援助",提升自我脱贫能力等。

探析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

通过对我国民政部和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了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差距过大的现状,并进一步探索了其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缓解低保制度城乡差异的对策,以使我国低保制度更能体现社会公正,实现"底线公平"。

我国城市低保家庭脆弱性的比较分析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中国的实施已经10多年,在对这一领域的诸多讨论中,有一个问题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城市低保家庭的总体特征是什么?影响因素是什么?城市居民家庭潜在风险是什么?本文试图引进脆弱性作为贫困分析的总体框架,通过一个全国性调查样本的分析,来定量考察城市低保家庭整体性的贫困。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低保家庭脆弱性表现在:从业上的不利;由于收入和支出上的劣势导致的生存脆弱性;教育投入和子女营养的双重不足的发展脆弱性;城市低保家庭存在多种潜在风险;低保家庭父辈和子辈在收入、就业、职业和社会资本方面有很强的传递性。为此,本文还探讨了城市低保家庭长期贫困的内在机理,提出了加强低保家庭的分类管理和个案管理,开展长期性和临时救助计划,提供全面救助服务的政策建议。

城乡低保制度一体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测

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现状差异为着眼点,从政策制度、实施强度、效果评价等三个层次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以该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对2007-2011年全国城乡低保制度一体化进程进行测度,认为农村低保相对水平优于城市,而绝对水平低于城市。最后,提出促进城乡低保制度一体化进程的对策建议。

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为此,各级政府在城市反贫困方面采取了综合性的行动。本文较系统地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原因和特点,总结了我国城市反贫困政策和行动体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下一步可能的变化情况,并提出我国未来城市贫困的若干政策建议。本文认为,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转型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随着现阶段具有转型期特征的城市贫困问题逐渐缓解以后,下一步的城市贫困问题将可能朝着更加长期化和稳固化的方向发展。因此,针对城市贫困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我们应着力加强和调整城市反贫困的行动。

城乡二元结构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呈现城乡发展失衡的现象。本文从需求和供给层面展开经济学分析,指出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保障需求较为强烈,但目前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供给存在区域差异显著、农村投入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完善城市低保制度的同时,应重点关注农村低保的发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保障农村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同时大力构建梯度式低保体系。

社会政策创新与福利理念趋异:基于纵向政府间关系的视角

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的现实下,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框架下的政策创新是理解社会政策过程、探讨社会福利公平的重要视角。论文以城市低保制度为例,探析地方政府在有限创新空间下形成差异化社会福利理念的政策创新机制。对城市低保细则扩散过程的事件史分析显示,地方政府策略化地开展社会政策创新以应对政策循环中纵向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在政策初建阶段推动了中央政策建立的地方政策创新先行者,更可能出台不同于中央政策福利理念的政策细则,且这一影响力的程度取决于省市政府间的财政分权水平。

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城市“低保”制度资金来源的博弈分析

用博弈方法分析了中西部地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资金来源中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的行为,结论是:下级政府选择虚报人数,上级政府的对策是放弃惩罚,目前的多级财政共担机制正是为了防止下级政府虚报的一个举措。最后,针对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城市低保与家庭减贫--基于CHI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近十年来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到重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计也成为我国城市减贫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02和2007两次大型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家庭层面对我国城市低保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我国有8.70%的城镇家庭在低保救助下摆脱了贫困,家庭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分别下降了9.7%和11.5%;2007年我国有59%的城镇家庭在低保救助下摆脱了贫困,家庭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降幅分别达到79.2%和87.8%。目前城市低保的重点救助对象是单人户、单亲家庭、老年人口比重高、失业率高的家庭,以及有重度残疾者和体质虚弱者的家庭,上述特征与我国家庭结构小型化、养老负担加重、持续性失业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到位有直接的关系。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公平研究——以2004～2014年的数据资料为依据

公平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实现人权的基本需要,也是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内容。制度化的城乡二元对立是造成实践中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不公的制度原因。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不公必须从公平制度入手。文章力图在平等性和差别性相结合的公平原则指导下,从确立公平合理的低保标准、构建公平理性的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构建公平正义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想。

救助、就业与福利依赖——兼论关于中国低保制度“养懒汉”的担忧

西方关于福利依赖及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的讨论从1980年起成为热点,主流观点认为救助对于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且可能造成福利依赖,不利于就业甚至影响经济发展。受其影响,近年来中国学界和公共平台也出现了关于低保这项救助制度"养懒汉"的担忧。文章通过回顾国内外现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分析了救助是否必然导致福利依赖、就业是否能避免福利依赖以及中国的低保制度是否存在"养懒汉"问题这三个议题,提出救助、就业和福利依赖的关系是复杂的,它并非通常认为的"救助会导致福利依赖,而就业能避免福利依赖"。救助和就业并非"对立"或简单的替代关系,应从"协调"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二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