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微更新设计策略——以上海凤庆小区为例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重心已从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更新。老旧小区作为城市更新发展中存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面临基础设施老化、空间布局不合理、邻里关系疏离等诸多问题,导致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对城市的整体发展造成影响。在此背景下,微更新设计策略应运而生。文章结合实际案例对上海地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的微更新设计策略进行探析,探讨如何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进老旧小区整体改造,旨在提升城市品质和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为后续城市更新项目提供参考。

老旧小区改造的多因素考虑——以桂林历史城区“榕桂片区”为例

“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加强老旧小区改造”的目标。文章以榕桂片区为研究对象,对广西桂林历史城区的老旧小区进行摸底调查,发现大院型老旧小区存在建筑杂旧、规划无序、历史建筑保护不够、交通拥堵等问题。基于此,从桂林旅游经济发展目标、历史文化延续和保护、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发展、当地居民住房刚性需求及相关政策等多因素进行探索,提出“历史建筑风貌保护与延续+区域功能置换+房屋重建与改建”的规划思路,具体从建筑风貌保护、路网优化、住房功能完善、解决供地方式和资金筹措方式等方面提出改造策略,旨在为具有相似特征的老旧小区改造提供思路。

健康城市导向下的社区花园网络营造——北京清河街道的实践

近年来,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各地开展了大量生态城市与健康城市建设实践。社区花园营造作为融合绿色生态和多元共治理念、推动小微空间绿色更新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伴随城市更新进入留白增绿、提质增效阶段,北京市结合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实施,全面推进社区微空间更新活动。海淀区清河街道依托绿色生态示范区建设,以社区花园网络营造为主题,开展了多处小微绿地更新实践。基于对国内外社区花园的主要概念、特点、路径和价值的系统梳理,以清河街道社区花园实践工作为例,阐述“双师”制度支持和健康城市导向下社区花园网络营造的总体思路,从空间支持网络化、社群支持网络化、价值传播网络化3个维度推进实施,并结合对不同层级、形式的4个代表性营造案例的剖析,从完善街区生态空间体系、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共建制度创新、传播绿色更新理念4个方面,总结社区花园网络体系建设对于强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健康效益、推动实现健康城市目标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潜在问题和发展展望。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创新——关于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街道“三询制度”的调研报告

城镇化的推进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村问题逐渐与直接农业生产脱离关系,同时也给传统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近年来,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街道在所辖行政村积极推进党务村务"三询制度",通过完善制度平台建设让村民深度了解和参与农村基层事务管理,这一措施有效地发挥了群众监督的作用,在改善基层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思考和探索如何推动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创新有很大意义。

区直管社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践分析——以铜陵市铜官山区为例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一直实行"街居制"管理体制。新时期,随着社会转型、企业转制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的居民结构和工作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适应城市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在保持"街居制"架构下经历了三次变革,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基层管理关系不顺、职责不清等难题。为此,需要用新思维来突破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困境,而铜官山区"区直管社区"改革契合了改革需求,通过撤销街道办事处,重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传统街区肌理的有机整合设计——以上海市长宁区武夷路街区为例

传统街区更新始终面临如何平衡保存地方特质与适应新时代社会文化生活的难题。文章基于微观领域的城市有机更新相关理论,以城市肌理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微观领域为重要操作部位,提出从连通空间到关联路径,从节点空间到节点网络,从异形空间到发展团块的空间整合策略,搭建传统街区肌理有机整合的更新方法框架,并以上海市长宁区武夷路东段街区为例,阐释梳理多层级的连通路径、塑造街区的特质节点、引导功能联动的发展团块的更新工作路径,期望构建健康、有机、可持续的街区运作机制,为传统街区肌理有机整合的更新方法提供案例参照。

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中街道办事处的转型及其路径

街道办事处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础,其功能定位、职责划分、运行过程应该与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国家治理的目标相适应。当前,同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相比,同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础的要求相比,街道办事处的运行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职责定位不清晰,条块关系复杂、条块矛盾突出,工作负担重、治理能力有待提升,上级政府召开的会议多、检查考核多、文件多、做实际工作的时间少。进一步推进街道办事处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破除两类障碍,加强制度供给,理顺两对关系,聚集高素质人才队伍。

城中村善治中街道办事处责任探讨

从城中村善治的概念和意义入手,分析了街道办事处在城中村善治过程中的职责权限及目前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整治措施。

北京街区更新的“对话”——以北京新街口街道展示中心改造为例

随着城市空间工作逐步层次化和精细化,面向社区的街区更新成为街区治理重点之一。城市工作的转型需要与之适应的信息沟通展示空间和平台,能够及时、准确且生动地将街区更新工作的规划和进度传达至市民个体、解释专业性的条文政策、鼓励建言献策并参与其中,从而共同为美好街区而努力。文章立足街区更新工作,分析街道展厅文化的特点,从展示主题、展示方式、信息传递机制和展示可持续性方面,提出支持城市工作与市民沟通的展示设计策略,并结合新街口街道街区更新展厅案例具体说明。

基于MGWR的街道尺度下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空间分异影响机制研究——以沈阳市中心城区为例

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的关系是城乡规划领域的重点研究议题,本文以街道为研究单元,以沈阳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运用百度热力图数据、建筑轮廓数据、路网数据、遥感影像数据与POI数据等多源大数据,应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模型),探讨密度、多样性、设计、目的地可达性与交通站点距离5个维度的建成环境指标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城市活力呈现由中心向外围逐渐减弱的圈层式结构,建成环境对于城市活力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②商业服务中心性、路网密度、建筑密度、功能混合度、地铁站点密度5个指标对各街道城市活力均呈较强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③绿化率、公交站点密度对于城市活力在所有街道上均表现为负向影响,且绿化率的影响强度高于公交站点密度;④人口密度对城市活力影响除马官桥街道外均呈负向影响,影响系数均较小,影响程度微弱。⑤道路交叉口密度对于中心城区西部的12个街道城市活力呈正向影响,影响系数较小,影响程度微弱,而对于其余街道均呈负向影响,且负向影响程度明显强于正向影响。

城市街道区域交通面临的挑战与发展策略--以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地区为例

城市街道作为城市管理的最基层单位,承担大量交通拥堵疏导、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管理等交通治理责任,街道层面交通发展策略研究的缺失,以及相关责任、职权的不匹配,增加了街道交通治理的难度。面对随经济发展而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街道区域面临交通拥堵严重、停车难、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等多重挑战,未来交通矛盾将更加突出。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地区为例,从道路网、公共交通、停车设施、共享单车等四个方面分析交通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街道区域交通发展思路,为未来的城市发展规划提供交通保障。

“政治速度”与中国城市治理的街道体制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治理尤其是超大型城市治理对基层政权有着更高的要求。文章对街道体制的角色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政治速度”的概念,认为街道体制是支撑中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最为强大的制度根基。它是党对接社会、实施基层公共政策、横向整合区块资源、领导特定区域基层社会治理、推动特定空间经济发展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基层枢纽。这一独特的政治定位,实现了街道干部培养、公共议题化解和公共危机处理、确立责任主体的三重“政治速度”。同时,街道体制在中国城市治理中的“属地”与“兜底”特征,成为理解中国城市善治的基础机制。

属地包干制与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的转变逻辑——以H市L街道办事处为例

街道办事处是当前我国城市治理体系中的基层政权组织,城市化过程伴随着基层政权组织的改革调整。文章以H市L街道办事处为例,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属地包干制在信访治理中的运作与街道办事处组织形变的多重逻辑。研究发现,街道办事处在"属地包干"原则下开展基层治理,在组织形态上出现了正式组织结构与非正式治理结构的并置,包括属地的再结构化、压力传导机制的建立、街居权力网络的编织、责任包干制的嵌入,由此为街道办事处提升信访治理的"基础性能力"提供了组织基础。这一组织形变背后存在体制性回应、责任与压力双重转嫁、社会治理过程间接化等多重逻辑。街道办事处由此承担基层治理的无限责任,成为防止基层社会风险扩散的组织构型,并产生了基层治理的组织学困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街道办”:变迁及其逻辑

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形成与变化往往与国家政权建设及其国家治理目标相适应。文章认为,街道办事处作为重要的基层治理场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多次变迁,在国家与社会的双重作用下,始终游离于"政府化"与"社会化"的属性之间。不论是对街道体制改革趋向的把握,还是对整体性基层治理结构的调整与完善,关键都在于对街道办事处这一特殊角色本身的理解与认知。

空间权与“空间经济”视角下纽约中央车站地区的百年更新

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的高可达性优势带来了高土地需求市场,站域地区的三维立体化高密度开发也促使有关土地利用的“空间经济学”的发展,而空间权制度作为一种规划管控工具,成为这种发展需求下的调节器。本文聚焦存量更新和“站城协同”发展背景下,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立体化高密度发展问题,以纽约中央车站地区的百年更新为例,解析空间发展权立体化开发、地标转移计划、特区转移计划、交通促进奖励等一系列空间权技术在城市站域空间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空间权制度的变迁是逐步释放空间经济利益的过程,以期为我国城市中心铁路车站地区建立长远的以空间价值导引的“站城协同”发展机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