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城市交通发展的基础问题研究

中国城市的发展阶段和趋势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息息相关,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城乡建设、法律制度、行政管理、财税制度等各方面的变革都对城市交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因此,研究新时期城市交通的发展模式必须遵循国家政策和改革措施。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变革进程,总结当前中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阶段性新特征,包括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体制改革强调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法律制度规定将城市交通问题的事权和财权划分为地方事务,城市发展进入区域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新阶段等。基于这些特征,要求坚持城市政府的主体地位,以改革促进城市交通发展,支撑现代化都市圈培育,面向居民需求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

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的事物、职能和组织维度

近年来,去行政化一直是基层治理改革的主题。部分地方政府探索了“居站分设”“撤街强社”等模式,但由于缺乏综合性,单一线索的改革难免陷入困境。现有文献从国家社会关系和社区职能分类等视角探索去行政化改革,但由于未能全面纳入社区治理的影响因素,因而和社区治理实践存在一定的脱节。在利用事物、职能和组织逻辑的框架透视改革历程后发现,缺乏彼此配合的单一逻辑改革效果有限。住房制度改革和物业服务的市场化开辟了行政控制外的新空间,却面临业主组织支撑力度不强的难题。职能分类和准入制为社区去行政化提供了前提,但缺少组织关系改革的配合,行政性事项仍然会渗透组织边界进入居民委员会。居站分离改革为去行政化提供了组织依托,但由于缺乏系统性思维而出现了分殊。三重逻辑框架和对改革历程的分析启示,未来的去行政化要避免单一逻辑的事物职能改革或者组织改革,坚持“事物职能分类、居站分离和培育居民自治”三策并举的复合型改革,继续梳理制定社区事物职能分类目录,结合目录清单改革城市的社区居站关系,聚焦相关利益和治理环节培育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基于撤县设区的视角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紧凑集约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6年全国范围内演进的撤县设区数据,深入考察了撤县设区带来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效应的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促使了城市空间形态松散化和内部低密度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多种指标、方法以及政策滞后效应之后仍成立。(2)撤县设区政策对东部城市的空间结构松散化影响更强,且不利于其发挥中心集聚优势;相比于建设规制较弱的城市,规制较强的城市受到撤县设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分散化的影响更为显著。(3)进一步研究表明,自主选择型撤县设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分散化的影响更加明显,而顺应融入型撤县设区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空间结构趋于紧凑化。

江苏省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经验、评价分析与改进建议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江苏省在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实践中发现,苏南地区存在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规模小、违规占用土地现象突出等问题;苏北地区存在城乡发展差距较大、部分农村出现“过疏化”现象、土地被动流转等问题。江苏省要通过创建优化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新机制,率先推出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制度,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加快农村居民集中定居点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创业人才,从而推动城乡融合快速发展。

治理吸纳执法:乡镇行政执法何以运行——基于中部多个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经验考察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执法权下沉是其重要表现。以执法下沉为目标的行政执法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执法权的属地化配置缓解乡镇治理权责失衡的困境,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但实践中,乡镇行政执法形成“治理吸纳执法”的运行特征,即行政执法作为“条条”体制下的一种专业化事权呈现出“块块”主导的属地化运作,这源于乡村社会的弱执法需求以及伴随多中心工作而来的乡镇治权弱化。行政执法下沉客观上为乡镇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但并未带来预期的执法效益,也没有根本改变乡镇治权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乡镇治理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乡镇治理情景,具体分析行政执法权的性质,才能正确理解行政执法权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行政执法改革对乡镇治理的意义。

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困境及改革思路——以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为例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方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推动仁寿县城乡融合发展,对缓解成都大城市病问题,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在深入分析了仁寿县城乡融合发展必要性的基础上,针对其面临的困境及表现,指出当前制约仁寿县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最后,本研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包括深入推进行政体制与行政区划改革,加快实现“同县同酬”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推进成眉同城化深入发展等方面.

Administrative reforms and the impacts on rural-urban relations in China

New and distinctive regions of economic interaction and growth, known as 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s (EMRs), are emerging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role of the various level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nd their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one of the urbanising regions in China: the Shenyang Dalian EMR, Liaoning Province. It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o what extent EMR's spatial growth pattern is influenced by governmental policies and how the changes in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have impacted rural urban relations.

“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的“兜底”属性及其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第24条第1款(简称“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为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提供了规范依据,开启了乡镇(街道)扩权赋能的新篇章。该条款制定前后,理论界围绕该条款展开了诸多探讨,但已有研究并不足以让该条款在现行法律体系中达到逻辑周延的程度。将“行政处罚权交由”条款置于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系统考察,宜将其定位为行政处罚权通过行政授权或委托方式交由乡镇(街道)实施的“兜底”性条款。同时,为更好地指引实践,有必要进一步对该条款的适用展开探讨,即处罚权下沉的决定主体宜由省级政府主导逐步转向多元主体协同、以提取“最大公约数”的方式确定交由事项、“交由”方式宜限定为行政授权或委托,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以规范处罚权运行。

“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制度逻辑、实践探索与规范路径

在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现实背景下,基于行政执法权力集中和重心下移双重逻辑的“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已经成为各地改革探索的关键一环。基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与乡镇(街道)体制改革的结构性交汇,“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制度逻辑对应了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政策演进与独特脉络。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表明,“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逐步实现需要妥善解决“形”“权”“人”“能”四大改革问题。随着“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实践展开,当务之急是要构建一条科学合理的规范路径,借助新《行政处罚法》第24条的实施、释义和相关评估,逐一厘定乡镇(街道)执法权配置的基本条件、决定主体(程序)和事项标准。

民族乡行政区划改革中的问题探析

民族乡行政区划改革是乡村政治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催生的产物,也是民族地区乡镇建制在身份权力和制度安排上的一次变革。改革主要采用镇建制对政府进行重组,在城镇化过程中促使被撤销的民族乡随着行政中心的撤离,完成民族乡身份变迁。但各自认同归属的行政区域合并后,村(居)民对新政府的集体记忆需要较长时期的磨合与培养,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带来了难题。因此,合理化解城镇化与乡建制之间的矛盾,维护乡镇行政区划改革中的空间正义,提高乡镇行政区划改革后的治理绩效,是民族乡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考量的现实问题。

石家庄市高邑县城镇体系与周边关系发展构想

高邑县是石家庄南端的县级中心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成为建构“高柏链”过程中“高柏节点”上的重要成员,前瞻性地思考高邑县城镇体系的发展思路就具有重要的区域经济学意义.以高邑县主城区为核心构建高邑县城镇体系,不仅需要考虑高邑县行政腹地内乡镇中心地间的关系,也要注意高邑县中心地与周边县级中心地间的关系,构建起“高宁链”“高赵链”“高元链”“高赞链”“高临链”“高柏链”,同时也要以发展较好的乡镇中心地或者以村庄组合为中心构建微中心,成为连接县级中心地的节点,并且与县级中心地形成鼎足发展构架,进一步提升在县域腹地内构建指状网络中心地体系的可能.借助行政力量,依托乡镇中心地构建微中心是在构建高邑县城镇体系过程中不能忽视的环节,行政区划边界处的资源据此可以进行高质量对话,基于软区划构建起跨行政区划的城镇体系,提升邻近县级中心地的协同发展水平.

北京市门头沟区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北京市门头沟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战略价值,对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门头沟区主要存在着三大问题:人口高度集聚与人口吸引力不足并存、产业发展成本偏高与新动能培育不足、财政支出压力大与行政体制成本较高.这主要是由于城乡分割、城郊分割、京冀分割导致的.为此,要充分发挥门头沟区的枢纽区位优势、生态文化优势和比较成本优势,要着重做好“降成本”“提效率”“优环境”三项工作,推动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

从“简政放权”到“强镇扩权”——对改革开放后两次乡镇改革的比较分析

乡镇作为我国的基层政权组织,担负着推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过多次乡镇体制改革,其中上世纪80年代的"简政放权"与近年的"强镇扩权"都是涉及县乡关系调整的重大改革。两次改革有同有异,相同点在于都是通过县权下放来对县乡关系进行重构;差异性则表现在放权背景、方式及归宿等诸多方面。通过对两次改革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是乡镇体制改革的原动力,乡镇体制必须与其相适应;重构县乡关系,推进纵向结构扁平化是未来乡镇改革的出路;要想减少放权改革的"钟摆效应",必须不断提高放权的制度化水平。

基于大安全观的城市管理体制

针对城市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频繁、越来越综合化的现象,提出了以"安全与发展相统一"和"综合性安全"思想为核心的大安全观,构筑了城市大安全概念体系,并据此对城市安全管理的战略调整、运行机制建设和管理机构改革提出了新的设想和建议.

基于管治思维的中国城市建设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扼要说明对管治概念的理解 ;接着叙述了城市建设行政管理在城市中的地位 ;之后说明了我国城市当前面临的城市建设环境状况 ,着重说明了区域环境所面临的现状 ;然后重点论述了目前我国城市建设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 ;最后结合实例提出了基于管治思维的我国城市建设行政管理改革的对策。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模式分析与改革探索

如何构建适应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新模式 ,已经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客观评价和分析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旧有模式及现行模式的基础上 ,探索性地提出了推进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模式构想及其实施路径。

本期主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城乡规划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自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继续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城乡规划管理作为城乡规划的重要职能之一，如何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成为现阶段亟待研究的课题。研究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进行了梳理，提取与城乡规划管理相关的要点，从简政放权、组织协调和管理监督三个方面提出城乡规划管理应对建议。

外部性视角的城市旅游公共管理体制变革与创新

文章在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从外部性理论视角阐释了城市旅游外部性的内涵,从经济性和不经济性两个角度分析了城市旅游的外部性表现,具体剖析了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的特殊属性对城市旅游公共管理体制提出的要求。针对当前城市旅游公共管理体制的六种典型模式,提出应理顺城市旅游管理的体制关系、从权力制衡和职能分工两个层面明晰城市旅游公共管理体制、完善多层次多维度的公共管理网络体系等改进对策。

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模式评析与政策选择——以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例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既是重点,也是难点。本文首先分析了城乡统筹发展中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的背景与动因,接着总结了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的七种模式,即城乡用地"一张图"模式、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模式、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模式、土地综合整理模式、宅基地承包地双放弃一退出模式、生态搬迁模式和耕地保护基金创设模式,然后从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地、节约集约用地、健康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可持续发展、符合法理精神和以人为本等八个方面进行了相应的绩效评价,在此基础上剖析了成都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的启示,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中土地管理制度进一步改革创新的政策建议。

健康城镇化语境中的小城镇社会管理创新——扩权强镇的意义与实践

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作为健康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小城镇的社会价值日益凸显。社会管理创新是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实现健康城镇化推进的重要途径。扩权强镇作为小城镇层面最为重要的社会管理创新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当前扩权强镇的实践主要为强镇扩权,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依然是经济目标导向的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延续。过于关注经济强镇,而忽视广大小城镇普遍的社会职能和价值,不利于健康城镇化的推进。作为中国完整的城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城镇普遍具有进一步提升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诉求和权力,因此应当更加注重提高小城镇的社会管理能力,引导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培育自主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