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标记“V死”功能分析

“V死”在当代口语与网络语言中,可作为一个插入成分,单独用在句首、句中和句末,位置比较灵活自由,在语用上起到话语标记的功能。首先,话语标记“V死”在小句句首、句中、句末皆可出现;其次,动词“死”已经在这个结构中发展出极性义,强调说话人的主观性情感;最后,“笑死”作为现代网络用语中典型的话语标记,具有形式意义不对称性,其歧义现象作为一种特殊性的“V死”结构,体现了会话原则对该结构的影响。

关于动补结构“V死O”的来源

本文认为，“V死O”格式的形成是一种词汇兴替的结果。文章首先论证了六朝时期“V杀O”格式中的“杀”已由他动词变成表结果的自动词。由于“杀”的自动词化，“V杀O”由连动式变成了动补结构，因为动补结构“V杀O”中“杀”的词汇意义(失去生命)、语法属性(不及物)跟自动“死”相同，于是“死”进入“S施+Vt+杀(vi)+O”中“杀(vi)”的位置，便形成了“S施+Vt+死+O”格式。

正反同义构式“V／A不死P”的多维研究

一、引言 正反同辞在训诂学中是指“落，始也；受，授也；治，乱也”之类的反义词互训的语言现象。它们虽然是反义词，但是在某个义项上，从某个认知角度去认识的话，它们又是同义的。如从接受的一方来看，就是“受”，而从给出的一方看。就是“授”，因此，授受同辞在同个事件认知框架内来看的话是合理的。训诂学研究的授受同辞现象仅局限于词类，其实在语法结构上，也具有这样一种正反同义的语言现象，

河北孟村方言“活Adj/V死”结构及其演化

河北孟村方言中的"活Adj/V死"结构表示"程度达到极致",进入该结构的多为性质形容词、心理动词和少量动宾结构。从历时角度考察,该结构经历了从"生生/活活V"到"生生/活活V死",再到"生生/活活Adj/V死"的形式转变,其中"活"和"死"也逐步虚化为程度副词,以"活Adj/V死"结构保存在少数方言中。

现代汉语多义构式“V死”研究

现代汉语多义构式“V死”为原型范畴,内部包含同形异质的四个成员“V死1”“V死2”“V死3”“V死4”。按照V[致死]、[致使]语义特征的强弱,“V死3”可再分为“V死3a”“V死3b”,“V死4”则可再分为“V死4a”“V死4b”“V死4c”。通过语义关联分析与句法验证,可将“V死”范畴内各成员的典型性序列细化为“V死1”>“V死2”>“V死3a”>“V死3b”>“V死4a”>“V死4b”>“V死4c”。另外,“死2”“死3”的语法意义均应为状态义,“死4”的语义实现除与“语义冲突”有关外,还与基于隐喻相似性的认知推理有关。

现代汉语“V+死”多义构式研究

文章基于“死”的使用环境,对补语“死”的语义特征演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究多义构式“V+死”由典型成员到非典型成员的扩展过程。研究发现,“V+死”搭配的宾语由生命体受事到非生命体受事再到生命体或非生命体对象,最后到生命体对象,能够进入的动词由强动作、强致使性动词到弱动作、弱致使性动词再到心理动词和性质形容词,搭配的主语由生命体施事或非生命体致事到只能为生命体施事再到生命体感事。而“V+死”的扩展,则包含“V+死1”到“V+死2”再到“V+死3”和“V+死1”到“V+死1/4”再到“V+死4”两条路径。

汉语口语“V+死+(我)+了”中V的分语义考察

现代汉语口语中,我们经常会使用到"V+死+了","V+死+O+了"这样两种述补句式形式,如"烫死了","你吓死我了",其前一句式又分别有"V+死1+了、V+死2+了、V+死3+了"三种语义,且前一句式表"V+死3+了"语义时,与后一句式的语义及入句的谓词常存在交叉,本文基于此,分别对这两种句式的V做了考察。

先秦两汉时期的“v杀”和“v死”

本文通过分析先秦两汉时期的"v杀"和"v死"结构,得出动结式并不产生于先秦两汉时期。尽管如此,汉代却已具备了动结式产生的基础。

口语中的“V/A+死了”和“V/A+得要死”

口语中的"V/A+死了"和"V/A+得要死"被称作感受程度补语。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提出":V/A+死了"中"死了"表程度是由结果补语虚化而来,"V/A+得要死"中"得要死"表程度是由状态补语转化而成。先对这两种格式进行具体的描写,进而阐释它们两者的来源、特点,以及语义、语用方面的细微差别。

鄂城方言中的“V/A个死”

鄂城方言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表示程度的方法即“V/A个死”，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V／A死了”“非常/很V/A”。本文主要从语义涵盖、句法分布、句法功能、句法特点等方面对其进行考察，并对其来源做出推测。

“NP1+V+死+NP2+了”可逆句式及其成因探析

文章基于现代汉语可逆句句型的分类,以＂X＋死＋了＂为切入点,选取＂NP1＋V＋死＋NP2＋了＂致使类句式为例,对语言环境中的真实语料进行分析,并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对＂NP1＋V＋死＋NP2＋了＂致使类可逆句式形成的原因进行探究.

“V死”类词的语法化与主观化

"V死"式结构用做语气副词,大多出现在明清时期的小说语体中,具有口语色彩强的特点,为了表达说话人或者作者的强烈的主观情绪和体验,这类词开始慢慢由各种路径虚化成为语气副词。本文选取了三个"V死"类语气副词的用例:"守死"、"苦死"和"定死",以此出发,分析"V死"的语法化历程和主观化差异。

怒苏语的两个“V+死”结构

怒苏语的"Ci^35死"和"sɑ■^42杀"可以单用,位于动词之后,都可以表示"死"义,本文比较"V+Ci^35死"和"V+sɑ■^42死"两个结构的异同,认为有无外力的介入,一是选择使用哪一种结构的理由,二是区别"V+sɑ42死"是连动结构还是动补结构的依据。

极性夸张构式“V(A)死人”探析

构式"V(A)死人"内最深层的语法关系是述补,其中"死"的意义虚化,"人"和"人家"相似,"V(A)"中包括多数的感受动词、形容词和少数动作动词,且体现出单音节性、消极性、口语性的倾向。整体的构式义为极性主观的使动义(或称为致使义),可再分为主体使动义和客体使动义。表征上体现出语义夸张、语气贬损、语用同盟的特点;动因主要有韵律作用和话语经济性、隐喻以及交互主观化三大方面。

“V/A+死了”结构的歧义现象考察

当同一个词进入"V/A+死了"结构中时会产生歧义现象。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产生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构式“往死里X”的结构层级和形成机制

基于构式语法,在考察现代汉语中“往死里X”结构的使用情况的基础上,认为该结构为蕴含高程度量的半实体性构式,“往”“死”“里”是常项,变量“X”主要是动词和形容词。由于构件“死”的指称性较强,“往死里V”构式隐喻承继“往N里V”构式。随着变量“V”的聚合特征逐渐泛化,“A”不断涌入,常项“死”概念语义日益磨损,变量和常项双向互动下,构式“往死里X”演变为一个高程度量构式,具有一定的能产性。

现代汉语“V心理+死”句的主宾可易位分析

文章对"V心理+死"主宾可易位动补结构形成条件和动因进行了探究。在"S+V心理+死+O"结构式中,文章发现能够进入这一结构式的心理动词均具有"双能"的特征。与主宾语相关的语义角色为感事和当事,其中感事可由第一、第三人称代词和表人名词充当,当事可为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和表人、表物名词。而且,由第一人称代词到第三人称代词/表人名词再到第二人称代词/表物名词,自动性不断减弱,使动性逐渐增强。除此之外,还需要程度补语"死"才能最终形成这一特殊结构。至于形成动因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话题延续性"规则与说话人视角转换需求的双重制约,二是满足评价立场表达的需要。

约翰之死v2.0

1．我是阿傻，你是约翰。我是讲故事的那个；而你，你将要死去。

范畴化:语义虚化渐变的认知动因

本文从范畴化视角探讨“V死”中“死”语义虚化渐变的认知动因,认为其语义虚化程度与动词V的语义类型有关。在Langacker动词图式理论观照下,本文设置异质性、有界性和瞬时性三个参数,将动词V分为四类,与“死”组构为状态类复合动词、活动类复合动词、达成类复合动词和瞬成类复合动词。语料分析发现“V死”的语义虚化程度由高到低表现为:状态类复合动词>活动类复合动词>达成类复合动词>瞬成类复合动词。“死”的虚化程度与动词V的三个参数赋值呈反比,虚化动因在范畴化:无论是概念结构形成的纵向示例化还是横向组合性,范畴化的延伸关系使“V死”具备不稳定性,易触发语义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