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减税降费”的重要手段之一,即将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的差额部分税款进行退还,进而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降低融资约束影响,有利于企业减轻资金压力。目前,有关增值税留抵退税对制造业的影响机制、作用等相关研究文献较少,针对创新影响方面的文献则更少。鉴于此,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呈正向促进作用。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了吗?——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我国2014-2021年A股制造业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2018年实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否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以验证。理论逻辑在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现金流,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企业的研发意愿增强,研发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制造业企业需要购进生产设备进行研发活动,而现金流的返还让企业不再担心会因为采购机器设备而产生大量的留抵税额;企业生产模式和生产理念的转变,也会更偏向于进行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在产权性质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仅对非国有企业研发能力有激励作用;在成长速度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成长速度快的企业提升研发能力产生了积极效果。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

基于2017第一季度到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财税[2018]70号文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主业投资的路径提升了企业固定资产比率。进一步考察发现,留抵退税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成熟期企业固定资产占比提升的影响更加明显。根据结论,提出了适当降低对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的留抵退税要求、进一步提高退税效率、防范骗税风险和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更多就业等相关建议。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5-2021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分析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能够有效的提高企业的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分别对现金流短缺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现金流充足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价值的促进效果不显著。

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延续与可持续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对现行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等措施,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我国自2011年开始实施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到2022年对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13个行业实施大规模全额留抵退税,留抵退税力度不断加大。通过调研,本文分析总结2022年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经验和问题,结合2023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提出留抵退税政策延续和未来留抵退税政策可持续的优化建议。

增值税留抵退税财政分担机制:政策变迁与改革逻辑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既是组合式减税降费的重要举措,又是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深化增值税改革的关键一环。考察现行增值税留抵退税财政分担机制,增值税按照生产地原则入库,留抵退税按照消费地原则退库,导致增值税进项税“收入方”与“支出方”不匹配。既有的增值税留抵退税财政分担机制“按增值税体制分担、按增值税规模平滑、按退税规模补助”,在平滑机制、分配指标、补助方式等方面还有待完善。基于此,本文遵循税收中性、权责利对等、财政平稳运行等原则,提出优化财政分担机制改进举措。

“付现增值税”问题研究——论出口“免、抵、退”增值税公式设计

我国实行的“免、抵、退”税计算公式与“免、抵、退”税的含义不符,并没有体现“征多少、退多少、未征不退、彻底退税”的原则。可能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关于出口“免、抵、退”增值税的核心概念。本文试图在此将“付现增值税”作为出口“免、抵、退”增值税的一个核心概念。该概念的提出,将会有利于出口“免、抵、退”增值税的征管,能够体现“征多少、退多少、未征不退、彻底退税”的原则。

出口退税原理解析及修正——以企业利润变化为视角

世界各国为了鼓励本国货物出口,在遵循WTO基本规则的前提下,一般对出口货物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我国对出口货物根据国内产业政策调控的需要,实行出口免税并退税、出口免税不退税和出口不免税也不退税三种形式的税收政策。这三种税收政策理应不该违反增值税的计税原理,然而财税[2012]39号的规定,却让它们之间产生了许多不协调,甚至加重了纳税人的税负。本文从增值税的基本原理出发,同时观察企业利润的变化,提出解决方案。

增值税纳税人留抵退税权的证成与规则完善

留抵退税权是增值税纳税人一项应有的基本权利,其法定化是增值税制度优化的应有之义,有利于改善纳税营商环境。从纳税人权利视角对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发现,留抵退税并非税收优惠,而是增值税纳税人应有的权利。留抵退税权是增值税纳税人在公法上的债权请求权,不能简单被抵扣权涵摄,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退税权,属于独立权利。目前,对留抵退税权存在诸多不合理限制,如对纳税人身份限制过多、纳税人注销或转小规模纳税人时不能退税、留抵税额难以抵减其他欠税、留抵退税权未在破产程序中进行特别调整且无法代位行使等,纳税人虚增销项税额后还能否行使留抵退税权尚不明确。在跨区域商品流通中,征收和退还增值税的主体出现错位,导致地方财力无法有效保障退税的实现。留抵退税权作为一项新型权利,目前既难以依法有效防止纳税人滥用权利,又未严格追究税务机关强迫或拖延退税的责任。鉴于此,对留抵退税权,适宜以直接入法的形式在我国增值税法中予以明确;对留抵退税权的限制应处在必要与合理范围内,并由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留抵退税权应回归债权的相对性,以对增值税财权进行横向或纵向重新配置,充实地方财力;应健全留抵退税权征纳双方法律责任,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保护纳税人权利。

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

进一步推动增值税改革,能实现“减税降费”和优化增值税税制双重目标。本文在回顾我国增值税改革(减税)历程和取得的成效基础上,对照增值税的国际实践,将增值税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简并增值税税率、完善增值税抵扣制度、扩大留抵改退税范围、改进增值税优惠制度、加强抵扣凭证管理、相关配套改革等方面提出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的建议,目标是将我国增值税建设成标准的一般性消费税,最大程度实现增值税“中性”原理。

关于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的思考

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是指纳税人截至当期末符合条件的进项税额大于截至当期末的销项税额,税务机关就超额部分予以退还的一项税收管理制度。此项举措对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重大利好,但由于该制度尚处于试行阶段,目前仍存在一定问题。为此,文章结合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改进建议。

留抵退税改革、融资约束与企业产业链关联

全面落实大规模留抵退税对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激发投资活力以及提升企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大规模留抵退税改革为背景,基于微观企业增值税购销发票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这一重要战略举措对企业产业链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改革能够增强企业后向产业链关联和前向产业链关联,对企业产业链扩张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留抵退税改革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状况、促进企业投资,增强了产业链的纵向联系,有利于推动上中下游企业融通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税负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留抵退税改革的产业链扩张效应更为突出。本文不仅从财政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展视角拓展了“减税降费”的产业发展效应研究,还为进一步优化完善增值税制度以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留抵退税政策、企业流动性与劳动要素收入提升

留抵退税是我国增值税中性化改革的关键环节,更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扶持政策,从劳动要素收入分配的视角探究留抵退税政策的微观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劳动要素结构优化和劳动工资提升激励两个维度,构建了“留抵退税→企业流动性→劳动要素收入”的理论逻辑框架,结合2012~2021年上市公司和纳税信用评级数据,对2018年留抵退税政策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留抵退税显著提升企业劳动要素收入份额,结论经过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政策显著改善企业现金流动性,并且,高技能劳动投入增加是这一流动性传导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核心渠道,而劳动工资提升激励并不显著。拓展分析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民营控股企业中,这一提升效应更为明显。此外,政策不仅发挥了增加劳均报酬的社会效益,更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研究为理解留抵退税在应对经济压力下发挥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效能的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增值税留抵退税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由之路,如何发挥财税工具的激励效应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尤为迫切。基于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应与路径。研究发现:(1)增值税留抵退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影响对成长期企业、传统行业和网络基础设施良好地区更加明显。(2)机制检验表明,资金、技术与人才是其影响的三条路径,增值税留抵退税通过纾解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以及推动人力资本升级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3)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约束企业策略性行为,显著抑制了税收规避活动。本文研究为税收工具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逻辑提供了经验论证参考,这对后续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完善靶向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直观的启发意义。

增值税留抵退税能否促进企业吸纳就业?——来自2019年试行留抵退税制度的证据

税收优惠是政府“稳就业”、“保就业”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9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6~2020年全国税调数据建立多期DID模型评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雇佣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与控制组企业相比,留抵退税政策使得处理组企业就业规模扩大3.41%~5.85%;(2)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政策实施后,非国有企业、年轻企业、服务业行业企业就业规模扩张更为显著,而未对国有企业就业产生显著影响;(3)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放松融资约束、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企业创新进而扩大企业就业规模;(4)在运用“异质—稳健估计法”、“PSM-DID”方法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依然稳健;(5)进一步分析表明,留抵退税增加了平均劳动成本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们理解留抵退税与企业雇佣规模的关系,进而更有效地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提供了新的启示。

留抵退税负担机制、消费地原则与政府增值税收入

增值税留抵税额的退还增加企业当期现金流,促进企业扩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增强企业持续经营能力。在不完全市场投资模型中引入增值税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有助于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消费者福利,实现消费型增值税的投资中性。对于跨地区交易形成的留抵,增值税收入归属和留抵退税负担的不一致导致地区税收输出:退税企业所在地政府若对政策性因素或企业经营不善形成的留抵给予退税,未来无法收回的退税资金会成为对供应商企业所在地政府的补贴。进一步地,在地区之间普遍存在利用税收返还进行招商引资竞争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参与留抵退税资金分担,可能导致各地增值税收入都下降。使用地区投入产出表数据模拟测算表明,地方分成部分的增值税按照消费地原则分配可以提供企业所在地负担留抵退税的资金。待增值税立法明确留抵的处理方式后,需要考虑建立长效化的留抵退税负担机制,确保退税负担和税收收益相匹配。地方分成部分的增值税改按消费地原则确定归属,不仅可以实现增值税税收和税源的一致,也可以弱化地方政府为争取流动性税基而进行无序竞争的激励,理顺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

增值税税率和留抵退税比例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2017—2022年增值税减税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税率下调和留抵退税。本文通过在增长模型框架中建立增值税税率和留抵退税比例影响投资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增值税减税改革对经济中资本量、消费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2017—2022年的增值税减税改革使经济的资本量增长7.85%、消费水平增长1.39%、经济增长率增加1.14个百分点,转移路径分析表明,增值税减税改革总体而言提升了消费者福利。反事实政策模拟表明,如果进一步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将所有行业留抵退税比例都提高到100%,可以使经济增长率再增加约0.19个百分点,进一步放大增值税减税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制度有现实意义。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研究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我国构建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举措,凸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增值税留抵退税为企业带来政策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税收征管与纳税不遵从问题。基于2013—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纳税遵从。结果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激励企业提高自身纳税信用等级,进而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机制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治理水平两个方面促进企业纳税遵从,且企业声誉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更能体现留抵退税提高企业纳税遵从的政策效果;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激励下,其纳税遵从度更高;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当地企业纳税不遵从行为发挥更大的抑制作用。因此,需要扩大留抵退税政策覆盖范围,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积极培育市场主体,以纳税信用评级激励企业主动提升其纳税遵从度。

减税激励与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基于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准自然实验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重构税收中性、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财税[2018]70号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企业ESG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试点企业的ESG表现,有利于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试点企业融资约束和激发企业绿色动能转换,提升了企业ESG表现。这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不仅具有减负纾困效应,而且具有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绿色激励效应更多地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期末留抵税额负担较重的企业中。因此,建议利用多策组合汇聚合力,不断增强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利用多税共治提高政策协同度,充分释放组合式减税降费效力;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进一步提高政策匹配性与适应性。

增值税留抵退税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重头戏”,在盘活企业流动资金、优化要素配置、提高劳动者收入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2018年在部分行业实施留抵退税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留抵退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平均而言,使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长约3.6%。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显著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技能劳动力的互补式增加、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最终提升了企业劳动力平均薪酬,直接引致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留抵退税对普通员工、非国有企业、留抵程度较高企业和税收征管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更强。本文为全面认识留抵退税的政策效应,完善留抵退税政策,有效发挥税收保障劳动者福利、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提供了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