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善意受票规则的重塑路径

增值税流转环节课税的特征使履行增值税纳税义务成为市场主体的一大负担。保障纳税人的顺畅抵扣成为增值税法设计的关键,既要扩大征收范围、统一适用税率,促进纳税人所受负担可以完整呈现进项税额;也要构建抵扣凭证的行政处理规则,确保纳税人垫付税额能够对外转嫁。善意受票规则的法理基础是增值税征收机制导出的纳税人抵扣权。针对善意从事交易的购买方,税务机关面临向恶意销售方调查追惩以挽回损失,亦或通过限制购买方抵扣权来避免损失的选择。增值税抵扣凭证的征管过程应权衡好税务机关稽征效率与纳税人经济负担之间的关系,最大程度地实现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我国对不合规的增值税抵扣凭证设置有较为严苛的查处规程,税务机关面对潜在的欺诈风险也一般会拒绝受票方的抵扣请求。善意接受虚开规则和异常抵扣凭证规则均表现出规避征管风险而转嫁负担的倾向,将风险成本推给受票方承担,使得征纳双方的利益均衡遭到破坏。我国可参照英国、比利时的征管经验,放弃在发现欺诈风险之时径自否认抵扣权的做法,改为通知受票方可重新索取合规发票或自行提供证明材料。如果受票方能够证明其主观上不知欺诈、客观上采取了合理预防措施,原则上应允许其抵扣税款。

不以骗取税款为目的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定性问题——兼评蔡崇真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不以骗取税款为目的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构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理由包括: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入刑时,不以骗取税款为目的的伪造行为尚未出现,立法设立该罪的目的即是打击以骗取税款为目的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构成犯罪,要求具备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对于危害相当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构成的犯罪,也应当要求具备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重罪,其保护法益应当包括国家税款所有权,仅仅侵犯发票管理秩序不足以配置无期徒刑;行为犯与目的犯并不矛盾,本罪既是目的犯也是行为犯,目的犯又包括非法定的目的犯,因而不能以刑法典没有明文规定骗取税款的目的就否认本罪必须具备骗取税款的目的。

EPPO防范和打击增值税欺诈的有益做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增值税在全球税收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增值税欺诈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欧洲检察官办公室(European Public Prosecutor's Office,EPPO)在防范和打击增值税欺诈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包括单一办公室的独立运作模式、独特的跨境集群调查网络、强大的信息共享与交换机制等。本文通过介绍EPPO防范和打击增值税欺诈的有益做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强化打击税务欺诈专业力量、创新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发挥税务部门税收大数据优势、提高以数治税精准化能力,加快增值税立法、通过完善增值税制度防范和化解税收征管风险等建议,以期进一步提高我国防范和打击虚开骗税等涉税违法行为的治理能力。

企业如何出口骗税

虚假贸易与骗税已经严重干扰了中国出口市场的正常秩序,骗税行为的多变性与隐蔽性更加大了预防成本与监管难度。本文基于2005-2012年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数据库的双边贸易数据信息,首次识别了出口退税激励下企业骗税方式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骗税方式由出口退税激励、错报成本及风险概率共同决定;高报出口数量被大多数企业广泛采用,而高报出口价格和伪报产品类别取决出口外部环境以及产品自身特性。此外,高价格产品更倾向于高报数量骗税,差异化产品企业更容易选择高报产品价格骗取出口退税;加强税收稽查力度、取消自由裁量权和中介的关联方交易都会影响出口骗税方式的选择。本文为有效防范出口骗税、遏制虚假贸易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2019年国外增值税发展变化及趋势

随着经济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各国加大了增值税改革力度,世界增值税制度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开征或计划开征增值税的国家继续增加;数字平台在加强在线销售增值税征管中的作用不断凸显;部分国家制定应对经济数字化的增值税政策或出台增值税优惠政策;部分国家将增值税改革聚焦于提高增值税的税收中性;欧盟出重拳打击增值税欺诈。

虚假海关完税凭证的识别及防范

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虚假海关完税凭证偷逃税款的手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税务机关在监管海关完税凭证工作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本文介绍了对真伪海关完税凭证的识别方法,提出了强化税源管理、加大监管力度、防范利用虚假海关完税凭证偷逃税的建议。

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管辖规则的国际比较研究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增值税制度已无法应对跨境数字交易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本文首先在OECD《国际增值税/货物劳务税指南》框架下,介绍了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制度的普遍遵循,并对各国在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的实体管辖规则、征管制度和税收欺诈防范等方面作了比较分析,最后就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改进和完善我国跨境数字交易增值税制度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