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趣经》相关图像在吐蕃的发现和传播

通过对吐蕃时期《恶趣经》相关图像和文献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卫藏、川青藏交界地带以及敦煌发现的吐蕃时期普明大日如来、释迦形大日如来以及毗沙门天王像,其图像特征基本与《恶趣经》中相关记载一致,推测与《恶趣经》相关;其二,《韦协》《贤者喜宴》等文献皆记载吐蕃王室修建桑耶寺时造普明大日如来像,利用四天王占卜,并造四天王像,以及在葬仪中利用恶趣清净曼荼罗等,说明吐蕃时期《恶趣经》在吐蕃腹心地带流行。

阿尔寨石窟第31窟毗沙门天王图像研究

文章对阿尔寨石窟第31窟壁画中的毗沙门天王及八大夜叉图像进行分析,再与汉传佛教中的毗沙门天王像、藏传佛教中的毗沙门天王对比,试图说明阿尔寨石窟第31窟壁画中的毗沙门天王像既具有藏式风格,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蒙古族特色。

从敦煌“天王决海”题材壁画看毗沙门信仰与于阗之关系

本文从敦煌地区带有榜题的壁画入手,探讨与"天王决海"题材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某一题材在某地的出现和流行,通常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内,文化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情况。本文从"天王决海"这一题材出发,试图从图像流传的角度,把握信仰的变迁,并由此审视唐五代时期区域文化间的交流。

西安文创设计中唐代毗沙门天王形象应用

佛教毗沙门天王在唐朝不断世俗化的过程中成为护城保民的重要神祗,从中国化的毗沙门天王形象中提取代表性元素结合特种印刷、视觉传达等技术进行文创设计,探索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海外传播价值,促进西安文化旅游创意品牌的建立。

新样文殊中的于阗王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发现的新样文殊图像为中心

关于新样文殊图像中于阗王的身份及其与文殊菩萨结合的原因,长久以来一直是一个难解之题。该文将相关的文献及图像资料置于安史之乱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中进行了分析,发现新样文殊图像中的于阗王可能就是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作为文殊眷属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密教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的结合更加突出了密教中文殊菩萨所具有的护国护王的功能。

丹丹乌里克二号殿所见于阗诃利帝壁画

新疆和田丹丹乌里克二号殿发现的造型优美的女性壁画,长期未得正解。综合各种因素,可以确定此女性形象为于阗的保护神诃利帝。诃利帝身份复杂,既是残暴的偷吃孩童者,又有赐子、施财和护佑功能。二号殿中的诃利帝极其优雅,而且与多闻天王雕塑连在一起,二者都受佛陀付嘱以保护于阗,为于阗的保护神,是证该殿应为保护于阗王国的四天王殿。

毗沙门天王信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流播与影响

南北朝之际,佛教护法神毗沙门天王神迹即已垂现于中土。作为异质文化,在与中华传统文化交融互汇过程中,其形象及神格亦不断地辗转演绎,尤其是进入五代、两宋阶段,随着佛教世俗化的不断深入,有关毗沙门天王的传说游走于山间、里巷,广为人知,直接影响着世人的精神世界及日常生活。

北宋名园天王院花园子园址考

天王院花园子是北宋洛阳著名的牡丹花市,是《洛阳名园记》中唯一一处、也是北宋时期唯一一处有详实记录的公共园林,具有较高的史学和文化价值。以《洛阳名园记》的记载为基础,挖掘追溯文献典籍,从园林背景、园名解析、园址考辨依次展开,在时代背景下分析天王院花园子的发展历程,对四个可能园址一一辨别,推测天王院花园子可能位于宣教坊,原属安国寺的一部分,专门供奉毗沙门天王,后逐渐发展成培育、生产、展览、销售、游憩、配套居住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牡丹生产基地。

交河沟北一号台地石窟调查简报

交河沟北一号台地石窟位于交河故城以北的一号台地东南边缘处,居交河故城与盐山之间,东北隔阿斯喀瓦孜河谷与交河故城相望,西南以伊什果勒沟(三道沟)与盐山毗邻,东距吐鲁番市10千米(图1),地理坐标为:北纬42°57’38",东经89°3’17",海拔90米(图2)。

江苏徐州兴化寺晚唐摩崖石刻调查初探

江苏徐州兴化寺大雄宝殿之下的摩崖石刻造像共54龛,题记16方,分为五个区域,开凿于晚唐时期,窟龛规模较小,造像组合形式独特。造像题材中的毗沙门天王与密宗无关,是战神的形象,反映出当地百姓长期处于战乱状态下,寻求神灵护佑的心理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