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关系论

汉语构成在中国古代是白话与文言并存,文言是主体,白话是补充。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但并不否定文言文,“废除”的不是文言文,而是文言文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文言文在当时都不可能被禁止和弃用,也不应该被禁止和弃用。文言与白话在五四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地位变化:白话文最初是争合法地位,后来是争主体地位,维持主体地位;文言文最初是保主体地位,后来是争合法地位,保应用上的“一席之地”。五四时期语言“保守派”从来不否认白话文,他们只是反对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激进派”从来不否定文言文,他们只是提倡在白话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语”,他们反对的是文言文的汉语主体地位。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白话与文言都不是互相排斥、“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主次分明、相辅相成、并存竞争关系。

长三角地区与晚清白话运动的兴起

晚清时各重大政治事件相继发生,国家面临亡国危机。人们意识到须动员大众参与救国救亡,故“开通民智”成为刻不容缓之事。此时长三角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与出版业均处领先地位与海外文化交流与碰撞也甚于其他地区,于是以兴办白话报为标志的白话运动首先在这里兴起。该地区各地陆续创办白话报,影响辐射至全国。白话推广曾遭遇阻力,但最终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市场力量的介入增强了白话声势,但又维持了与文言相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被打破。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中的风土建筑理论与实践

文章从风土建筑与现代性入手,针对启蒙现代性和工业革命对传统风土建筑的冲击,分析工艺美术运动对现代风土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影响。首先引出工艺美术运动的历史溯源与风土传统;其次,解读理论构建者约翰·拉斯金与实践引领者威廉·莫里斯关于风土结合现代思想的延续性;结语结合现代风土建筑的理论和实践思考工艺美术运动的价值及影响,重拾其镜鉴作用。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怀念黎锦熙先生

黎锦熙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他一生从教,既是经师也是人师,与毛泽东保持了近七十年的师生情谊。他毕生致力于语文现代化运动,在现代语文荒原上开疆拓土,为推动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创立国语文法、推进文字改革、编纂大词典、构建语文教育体系耗尽了全部精力,开创了独领风骚的语言学和语文教育学。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的人格风范,传承他的学术品格,沿着他的足迹砥砺前行。

“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多重话语博弈

白话文以国语奠定其身份是北洋政府主导下的官方话语、《新青年》同人实践的知识分子话语、具有进步意义的商业媒体话语、国粹话语等多重话语博弈的结果。后来者如“学衡”与“甲寅”诸人反对白话文时,涵括白话文学的现代白话文已取得知识分子、官方、民间多重支持。具体研究之中,又可将知识分子话语、商业媒体话语和国粹话语合并为与官方相对应的多元并存的社会话语,四者既存合谋也有分歧。

晚清与“五四”“废文言论”考释

现代社会有效率优先的原则,不可能平行使用两种书面语,白话文运动本质上应当是文言、白话的生死之争,因而文言的废存是这个运动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受时代环境的限制,晚清知识者虽然提出了“废文言崇白话”的口号,但只是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并未撬动文言的根基。到了“五四”时期,胡适是从晚清改革者止步之处起步,一开始关注的就是诗歌中的语言问题。他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贡献不仅是他提出了废文言的口号,更重要的是他成功颠倒了人们对文言与白话的认识,认定即便在诗歌中,白话也有优于文言的价值,为废文言提供了坚实的逻辑依据。事实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宗旨不是以白话为正宗,而是对文言的整体废弃。“五四”以来,有关白话文运动的研究虽已相当丰厚,但离开对“废文言”这个宗旨的讨论,就很难理清这个运动的内在逻辑。

五四白话文运动在历史叙事中的百年沉浮

有五四运动“最富活力的遗产”之称的白话文运动,在语言文字方面确立了白话文的使用,其影响延续至今并仍在持续。“五四”及今已逾百年,关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叙事,从来都是毁誉参半,直到现在,对于这场运动的是非曲直仍争论不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极为肯定白话文运动在社会启蒙层面发挥的社会效用,同时慨叹这场运动乘势而来倏忽而止,并没有完成其所承载的使命理想;保守主义者认为这场运动导致了国人对文言文的遗弃,尤其是表现出的某些激进主义倾向,造成了对历史传统的戕害;革命史观则主张白话文运动所带来的语言文字更替是历史的革故鼎新,以白话代文言具有极高的革命价值和意义。白话文的确立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关键。今天对白话文运动如何评价,意义尚存但价值日减,只有重返历史现场,还原具体而微的史实,该运动才有历史归位的可能。

百年来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研究述评

有关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的研究,自上个世纪20年代参与者的总结与反思始,至今已有百年。百年来的研究,由于受到社会政治、历史观念以及研究者个体的认知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在不同的阶段关注的程度和焦点有所不同,但始终处于语言、文学和思想文化史研究者的视野内,上世纪80年代呈现出繁荣景象,主要聚焦于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相关研究概念的历史考察与思想文化层面的综合考察,还有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的个案考察及其发生学考察等几个方面。展望未来的“言文一致”运动研究,我们认为,现代转型、新媒体手段的运用、边缘人物的考索等,可能成为研究的新动向。

《新青年》与现代白话文运动

《新青年》在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胜利的全过程中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凭借自身的舆论传播力量,运用各种传播技巧,催生了现代白话文运动,并使之迅速扩大;它促进了白话文理论的讨论和建设,使现代白话文理论从笼统走向精细;它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文作品,使之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新青年》对现代白话文的宣传,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使现代白话文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彻底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言中的正统地位。

论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

研究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现代汉语的变革史。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决不是文学形式对文学语言一边倒的简单顺应,而是文学不断以自身语言的"文学性"推动了现代语言的丰富和发展。从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关系的角度,能够观察和揭示白话文运动到底以何种方式,到底在何种程度上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形式的变化,文学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如何左右、影响乃至决定了文学形式的基本走向以及文学形式的基本的甚至是主要的状况和特征,从而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

《科学》杂志与五四现代白话文的形成——重新审视五四现代白话文的产生及其现代性意义

《科学》杂志并不以文体变革为己任,反而走在了中国现代语体文变革的最前列——最先采用横排书写方式、最先使用西式的标点,并且早在《新青年》有意提倡白话文的两年前,就已经刊发了极具现代汉语特质的白话文。《科学》杂志上的文体语言变革方向与后来汉语现代化转型的方向是一致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晚清白话文运动向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完全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这种无意识的转变恰恰显示出了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现代白话文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进而揭示出五四思想革命与语言革命之间的血肉联系。这一点正是学界一直所忽视的,由此需要我们调整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研究视野。

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

追溯"五四"以后成型的现代白话文渊源,此前通行的做法是远究古代,近察晚清。但在语言的权力场中,官方实占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出自官方的白话文,其地位、影响也都在民间人士的撰述之上。清代官府大量的白话告示,以及定期宣讲的《圣谕广训》及其白话读本,不仅直接为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作了强有力的铺垫,而且作为有效资源,在运动展开过程中,不断地被官方与民间征引。

汉语文学方言写作嬗变的历史考察

为了辨明言说的"言语"和书写的"语言"的不同表达效果,文中基于古今作家在文学书写中运用方言资源的创作实践,在中国文学史的视野中考察了汉语文学方言写作的历史渊源与发展现状,勾勒方言写作的历史轨迹,探索了汉语文学作家积极调动方言资源进行文学书写的动因和规律,为当代作家积极调动方言资源进行文学书写提供借鉴和启示.

胡适实用主义哲学与白话文运动

胡适是近代白话文运动的主将。胡适白话文运动与其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可以从三方面予以考察 :(1)本体论上的拒斥形上之道 ;(2 )真理观上的工具主义倾向 ;(3)方法论上的中西会通。哲学基础作用于其白话文运动的实践 ,具体表现为对语言的内在价值的漠视 ,以彻底的工具主义观点看待古文与白话及语文改革 ,并且以实用主义实证方法与清代朴学方法的结合为出发点 ,发扬评判与怀疑的启蒙主义精神 。

白话报刊对白话文运动的影响

晚清时期的维新知识分子为宣传维新变法、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而创办的近代白话报刊不仅传播了近代改良思想与革命思想,而且为促进白话文的传播、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与现代国语运动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解放汉语:白话文引发的语文论争与汉字拼音化运动论证策略的调整

中国近代语文革新运动以"言文一致"为目标,同时包括了文体层面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字层面的汉字拼音化运动。二者既相互支援,又彼此竞争。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的迅速推广引发了一系列围绕汉语发展水平的论争。经过讨论,新文化人达成了共识:汉语可以适应现代生活,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在此情势下,拼音化论者提出:汉语的不足应由汉字负责,要解放汉语,推动真正的白话文,必须废汉字。这就突破了拼音化运动自清末以来从汉字论汉字的思路,为拼音化思想增添了一个新的论证视角。这一事例提示了一个动态的"思想生态圈"的存在。注意"思想生态圈"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一个时代某一论域中各种主张的互动对某一特定主张的影响。

试析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若干逻辑——以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方言文学语言为中心

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有关五四语言文字建构的叙述,是以国语运动为主体的,关注的对象是语音,并将五四时期现代白话文运动局部性地加入对国语运动的历史描绘之中。胡适高度重视书写问题,以白话"文学"参与国语的建设,即是通过"国语的文学"途径达到创造"文学的国语"的最终目的。胡适表明了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整体逻辑,即以现代白话书写语言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语。五四中人对于方言、方言文学的见解,体现的是国语和国语文学寻求外在资源的问题。五四时期的语言文字建构逻辑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的基本道路,之后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有局部的变化与话语言说方式的改变,但不可能出现整体性的颠覆,直至我们今天仍是如此。

话语系统转换的历史合法性——“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与白话文运动

轰轰烈烈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在“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强力推拥下发生的一种话语系统的历史性转换 ,这种转换已经触及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系统 ,并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文化激进主义影响下的“五四”白话文运动绝非倡导者一时的心血来潮 ,而是经过了长时段的历史铺垫 ,是时代激情的结晶 ,其历史合法性来自于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深刻理解。

白话书写与中国现代性的成长

中国人使用的书面语言在近代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这个过程漫长、曲折而又复杂,一批文化精英和官方携手推动,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变革的背后蕴涵着丰富的现代性含义,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科学理性的觉醒、普通大众的权利、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的白话文运动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阶段,从开始兴起到曲折发展再到最终取得胜利,伴随着传统文化的扬弃和新文化的再生,把中国和中国人带入了与以往不同的现代性世界。

秋瑾文体革新理论与实践考论

关于秋瑾与近代文学革新之关系 ,是一个尚未引起重视和得到发掘的重要问题。务实、尚俗、切用、崇外、求变、创新 ,共同体现出秋瑾文学革新的理论取向和写作态势 ,其中有关白话“演说”活动的倡导组织、理论建树和写作实践 ,尤具创新精神和文体意义。她的白话文创作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具有典范性 ,并代表着近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秋瑾关于文体革新的理论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