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主义认定标准下转售价格维持的类型化认定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8条影响,人民法院或执法机构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认定遵循了形式主义的认定标准,若涉案行为具备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形式则只能构成纵向垄断协议。形式主义的认定标准难以揭示涉案行为的本质,造成行为定性与处罚决定相互矛盾等弊端,不利于反垄断法的体系化适用。实质主义的认定标准依据涉案行为的实质机制认定行为;实质主义的认定标准可准确认定违法行为,避免上述弊端,克服形式主义的认定标准的不足,因此转售价格维持的认定应依据实质主义的认定标准。在实质主义的认定标准下,转售价格维持应进行类型化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与垄断协议的两分法”是类型化认定的基本思路。在前一类型下,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迫交易相对人签订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寡头经营者共同从事的转售价格维持可能构成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在后一类型下,当协议的一方经营者构成横向垄断协议的组织者或实质帮助者时,转售价格维持构成横向垄断协议;实施协同行为的经营者的共同交易相对人可作为协同行为的组织者,此时转售价格维持构成协同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上下游经营者基于通谋达成的转售价格维持构成纵向垄断协议。

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省思和调适:基于成本框架的分析

纵向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依循“原则禁止+双阶抗辩”的规制逻辑。在成本框架下,这一规制逻辑兼具信息成本移转和错误成本控制的双重目标。然而,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成本框架既存在“双阶抗辩”应用难度较大的显性失灵,信息成本移转也引发了道德风险和“涅槃谬误”的隐性失灵。基于信息成本移转与错误成本控制之权衡,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法规制成本框架调整的“较优解”应是在肯认“原则禁止”纵向垄断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实质化应用适当补强“双阶抗辩”的错误成本控制功能;“次优解”则是回归具体个案的事实考察,以期充分控制错误成本。

我国纵向垄断协议司法认定问题及新《反垄断法》适用——基于26份司法判决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纵向垄断协议是我国《反垄断法》重点规制的行为之一。对我国所有纵向垄断协议司法判决进行实证分析后,可以发现我国纵向垄断协议司法实践虽有发展,但是呈现案件规模小、审理周期长、涉案协议被认定为纵向垄断协议比例低等特点,这与部分法院适用“合理原则”对纵向价格限制行为进行违法性认定存在密切关系。2022年我国《反垄断法》首次修订,虽然进一步细化了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规则,明确了纵向价格限制行为的竞争效果抗辩路径。但是,对于法院如何在审判过程中分析和认定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定较为模糊。因此,宜通过司法数据分析,多视角多维度对当事人在纵向垄断协议方面的诉讼情况和法院裁判说理情况等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阐明我国法院审理纵向价格垄断协议适用“合理原则”存在的问题,并在新《反垄断法》背景下对纵向垄断协议案件的司法分析路径提出具体建议。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司法数据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力量,驱动司法决策升级,完善纵向垄断协议司法审判,促使反垄断执法与司法形成合力。

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性质区分与规制体系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多次修订中都试图引入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条款,而学界对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法律性质和规制路径存在较大争议。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直接损害交易相对人利益,首先是一种合同法上的行为。只有当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具有广泛性、持续性并损害整体竞争秩序时,才需要竞争法的介入。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质上是经营者以不正当手段争夺客户,而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可能带来的竞争损害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具体表现为对行为人的竞争对手造成排斥效果、削弱交易相对人参与下游市场竞争的能力以及特殊情况下引发共谋效应。滥用相对优势地位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差异以及与垄断行为损害理论的吻合,使得反垄断法更适合用来解决滥用相对优势地位问题。鉴于相对优势地位和市场支配地位具有相同或类似性质,反垄断法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可用于规制大多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未达到或难以认定为市场支配地位的相对优势地位,也可借助纵向垄断协议制度来“兜底”。反垄断法中的现有制度已为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提供了较充分的规范依据,另行规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不论是写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反垄断法,必要性都不大。将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看似便利执法,实际上更容易引发法律适用冲突。

纵向价格限制的反垄断法理论与案例考察

与其他垄断协议一样,纵向价格限制的反垄断分析也须经过两个步骤:在"垄断协议"的认定上,不能只看其对品牌内部竞争所产生的纵向限制,还需证明这种纵向限制有导致社会总产出减少的可能性;在豁免条件的考察上,需关注其能否产生"激励零售商提供售前服务、促销服务"的效率。我国已有的纵向价格限制案件的处理中,往往直接将其纵向效果作为认定垄断协议的依据,因而未能为其处理结果提供正确的论证。

双重路径下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

排他性交易作为一种跨类型化行为,在反垄断法框架下面临适法难题:纵向协议"兜底条款"的可适用性及其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的关系。不同路径规范排他性交易具有"同质性"与"异质性"。我国在实务中一概采用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规范排他性交易,高门槛与事后性使得单一路径模式不足以防范潜在的反竞争风险。美国和欧盟均采用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双重路径规范排他性交易,不同路径的分析框架虽有差异,但却殊途同归。我国对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应采双重路径模式,将排他性交易纳入纵向垄断协议的列举性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高门槛+弱效果审查"与纵向协议的"低门槛+强效果审查"互为补充,同时,在合意、竞合关系认定上加以完善与协调,保证豁免/抗辩、法律责任的一致性,形成逻辑周延的规制路径体系。

汽车分销协议的垄断传导及其规制

作为纵向垄断协议,汽车分销协议既是反垄断法的重点规制类型之一,又是处于降低交易成本和削弱竞争矛盾之中的经济学命题。我国汽车分销市场的发展受制于《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建立的汽车品牌销售制度,具有鲜明的、多层次的反竞争经济效果。《反垄断法》的出台实施使得《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导向下的诸多行为具备了违法性特征。汽车分销协议的反垄断规制应当在借鉴欧美规制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纵向垄断规制,塑造多元市场主体,确立竞争政策的优先地位,促进消费者福利最大化。

电商平台排他性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

近年来,以"二选一"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排他性协议行为日益增多,引起较多关注。电商平台排他性协议对竞争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较多负面效应,因此,有必要进行反垄断法规制。但我国《反垄断法》未明确规定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制度,同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的适用也面临困境。《反垄断法》应明确引入禁止服务提供型排他性的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制度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互补。适用合理原则,将市场封锁度作为认定协议违法的决定性因素,并根据电商平台市场力量、市场竞争状况等因素相应调整认定市场封锁度的具体标准。在设置电商平台排他性协议的法律责任时,责任承担主体一般应限于电商平台,秉持谦抑态度,尽量从宣告协议无效或限制协议有效期限的私法角度制止电商平台排他性协议。

我国《反垄断法》对于纵向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制研究——以《反垄断法》第14、15条为中心

我国《反垄断法》第14、15条构成了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体系。这种规定大致符合我国的国情,顺应了国际潮流。但是其中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比如第14条授权条款不明,司法审查存有障碍,以及第15条豁免标准不全面,容易产生歧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规制方式形成了反垄断双语,存在不确定性,不利于司法操作,因此需在后续的反垄断立法中加以完善。

限定商品转售价格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 以“奔驰重罚案”为例

限定商品转售价格一直是反垄断法规制的焦点问题。"奔驰重罚案"的尘埃落定是我国反垄断执法实践经验的再次积累。鉴于此类限定商品最低转售价格行为本身不具备豁免性质,借鉴欧盟竞争立法模式,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直接对其违法性进行认定才是应有之义。通过明确行政处罚标准、民事惩罚性损害赔偿、刑罚条款以及不同类型责任配置的法律责任,可以对限定商品最低转售价格行为实现合理和有效规制。这对丰富和完善反垄断执法相关理论、维持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以及保护经营者与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直播带货模式下PMFN条款的反垄断法规制困境及对策

直播带货模式下,主播方与品牌方达成的互联网平台最惠国条款会产生减损市场竞争、裹挟品牌方经济自主权、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限制竞争效应。职是之故,适用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具有必要性。在我国现行反垄断法框架下,直播带货模式PMFN条款存在纵向垄断协议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两条可选规制路径。若选择纵向垄断协议这一规制路径,宜参考借鉴美国和欧盟的实践经验,结合平台经济特点,更新代理人独立性判断标准以应对“代理例外”原则可能带来的规制障碍。若选择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一规制路径,针对其相关市场界定难题,首先须以获利来源、交互密切程度、争议发生领域为标准确定需求主体,其次宜分析复合型需求的分离可行性以明确基准需求,最后再展开需求替代性分析以明晰相关产品市场范围。

纵向垄断协议兜底条款的适用困境及其出路

当经营者实施的是维持转售价格以外的行为时,仅仅依据《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我们通常难以对之进行作出精确的定性。若要精确适用纵向垄断协议的兜底条款,就必须另外结合垄断协议的定义条款,而这必将产生诸多的逻辑分裂问题。即便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忽视潜在的逻辑分裂问题,结合垄断协议的定义条款来适用纵向垄断协议的兜底条款依旧面临更为棘手的法律问题。而且就国内外的实践情况来看,目前可以借鉴的成熟经验非常有限,我们很难进行精确的范围缩减与目标定位。因此,在《反垄断法》必须存有类似兜底条款的情况下,反垄断执法对此应当最大限度的秉持谦抑性。即使是确实需要依法进行规制适用,也应当在通过发布指南对此作出非常明确的指引前提下才适宜进行个案查办。

从茅台、五粮液案看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法规制

最低转售价格维持是纵向垄断协议的一种形式,美国对其一直严格适用本身违法原则。2007年Leegin案判决之后,美国对最低转售价格维持转而适用合理原则,但实践中多数州以及一些学者都对该做法持有异议。我国反垄断法第14条严格禁止最低转售价格维持,似乎我国对其倾向于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茅台、五粮液案又从实践中印证了此种态度,与"锐邦诉强生公司案"形成不同的处理结果。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缺乏反垄断法传统的国家来说,在借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验时,不仅要注意最新适用原则的转变,更要仔细甄别具体实施效果,结合我国的实际,对最低转售价格维持做出合理的反垄断法规制。

中国纵向垄断协议的具体认定方法

近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对国内纵向垄断协议作出了调查并开出了巨额罚单,从2013年的"茅台案""洋奶粉垄断案"到如今沸沸扬扬的"奥迪罚单或达18亿,创中国反纵向垄断罚金最高纪录"的推测。纵向垄断协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纵向垄断协议的核心问题"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也成为经济法的研究热点,从中国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原则作为切入点,以中国首例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强生案为例深入剖析纵向垄断协议的具体认定方法。

纵向非价格限制的规制路径探究

纵向非价格限制历来是反垄断规制的难点,若仅依靠《反垄断法》体系进行规制,只能援引第18条第一款第三项的兜底条款和第22条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条文的模糊造成执法的疏漏,导致司法的缺位。在此情形下,纵向非价格限制因存在双方协议,出现“搭便车”现象,可能诉诸民事或反不正当竞争方向的规制路径。所以,面对纵向非价格限制的规制难题,有效的解决之道是结合限制行为的自身特点,分析不同路径的规制原理,进而构建起纵向非价格限制的多元规制格局。具体可以借助经济学思维,既对反垄断规制进行改进,同时厘清其他规制路径的裁判理念,使其能在个案中体现反垄断宏旨。

基于案例研究的反垄断法教学——以纵向价格垄断协议为例

反垄断法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法律,传统的知识讲授较为枯燥,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反垄断法案例教学,比如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司法、执法案例,通过个案展示、类案分析、中外案例对比的层层推进,学生可以由浅入深,掌握相关制度的基本法理、立法规定及其背后的经济社会规律等内容。此外,反垄断法案例教学还是连接教学与科研的关键节点,教师从课堂教学中得出的启发,可以促使自身更为深入地研究问题。可以说,反垄断法案例教学能够实现教学相长,既能让学生掌握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思维,也能让教师不再局限于传授基础知识,而是深入法律实施领域,发现问题、找寻答案,进而做出理论贡献。

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违法性认定

纵向价格垄断协议在实践中大量涌现,而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关于价格垄断协议违法性认定标准在个案中不尽相同。纵向价格垄断协议虽然可能影响市场自由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同样可能是品牌竞争的必要途径并带来更高产品、服务质量。因此,部分纵向价格垄断协议存在合理的依据,不能一概认定其违法。对于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违法性认定是目前争议的焦点,价格垄断协议的违法性认定标准通常有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本身违法原则具有确定性、效率高等优势,注重于法的效率价值,但一概适用本身违法原则难免损害自由市场发展,合理原则相对于本身违法原则更加注重对法的公平价值的保护,但却导致执法周期过长,且对执法者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如何平衡适用两种原则是解决当前价格垄断协议案件处理的关键。虽然目前主流做法是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判断纵向价格垄断协议,但已有法院在纵向价格垄断协议认定中适用了合理原则,这是未来对纵向价格垄断协议违法性认定的发展趋势。

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规制研究

近几年来纵向价格垄断协议案件频发,不仅产生市场进入障碍、破坏市场竞争秩序,还严重侵蚀消费者利益。对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规制路径可从执法与司法维度展开,在执法维度应明确单一执法机关、确立本身违法执法原则、实施激励性执法措施;在司法维度应构建完善的私人诉讼制度、鼓励私力救济,同时以适度加大惩罚力度为基调构建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内的完整法律责任体系。

浅析纵向价格垄断协议及其法律监管

纵向价格垄断协议是一种常见的垄断行为,在部分行业,纵向价格垄断协议成为了一种潜在的"行规"。近年来,国家发改委重拳出击价格垄断行为,开出了我国反垄断史上的最大罚单,给市场予极大震撼,社会对反价格垄断执法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本文从几起典型案例入手,通过对纵向价格垄断协议及其法律监管加以分析,进一步深化对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认识。

反垄断法中纵向垄断协议的解释学澄清--兼评全国首例纵向垄断协议行政诉讼案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反垄断执法机构和人民法院对于纵向垄断协议采取截然不同的分析思路,争议的核心在于对限制竞争效果是否为独立法律要件的不同理解。海南裕泰案作为我国首例纵向垄断协议行政诉讼案,第一次将法院与执法机构的观点分歧直接暴露出来。对于纵向垄断协议的分析框架应当立足于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规定,运用解释学的方法可以澄清法律明确列举的纵向垄断协议无需再另行将限制竞争要件进行考察等问题。海南裕泰案中二审法院以尊重反垄断法规定的态度和详尽的理论分析,对统一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观点以及在类案中采取的分析思路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