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单双相抑郁患者欺凌受害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功能的关系:孤独感的作用路径

背景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已经成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欺凌受害是青少年出现NSSI行为的危险因素,探索欺凌受害与NSSI行为功能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对预防NSSI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目的探讨欺凌受害与青少年单双相抑郁患者NSSI行为功能的关系,以期为对青少年单双相抑郁患者NSSI行为的干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选取全国14家精神专科医院收治的、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双相障碍抑郁发作或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的患者940例。采用自伤功能评估量表中文版(C-FASM)、多维同伴受害量表(MPVS)、UCLA孤独感量表(UCLA-LS)、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 4.0的模型4进行中介模型拟合与作用路径分析。结果共698例(74.26%)青少年单双相抑郁患者完成有效问卷调查,检出374例(53.58%)患者存在NSSI行为。伴NSSI行为的青少年单双相抑郁患者MPVS总评分与C-FASM功能问卷分量表中的情绪调节功能评分、寻求注意功能评分和社交回避功能评分均呈正相关(r=0.104、0.130、0.266,P<0.05或0.01),UCLA-LS评分与C-FASM功能问卷分量表中的情绪调节功能评分、寻求注意功能评分和社交回避功能评分均呈正相关(r=0.321、0.112、0.246,P<0.05或0.01);UCLA-LS评分与MPVS总评分呈正相关(r=0.241,P<0.01)。孤独感在欺凌受害与NSSI行为的情绪调节功能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为0.033(95%CI:0.019~0.050),效应量为73.33%;孤独感在欺凌受害与NSSI行为的社交回避功能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为0.016(95%CI:0.007~0.025),效应量为17.98%。结论孤独感可能是伴NSSI行为的青少年单双相抑郁患者欺凌受害与NSSI行为情绪调节功能及社交回避功能之间的作用路径。

被害人承诺语境下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评价

被害人承诺被认为是一项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在医疗行为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承担了这一角色,阻断了正当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但专断医疗行为是未履行或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在没有取得患者有效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治疗行为,该行为不具有适法性。从规范评价的角度专断医疗行为确实为法秩序所认可的正当行为,但从事实层面出发专断医疗行为是医护人员未取得患者同意施加的伤害他人身体的存有故意的行为,专断医疗行为结果的正当、合理并不能够改变其行为性质的非法性。事实上,医疗行为本身是一个“被评价过”的规范概念,其内涵是经患者同意的治疗行为,医疗行为与专断医疗行为是相对立的概念。

非罪化事由及其特别问题

非罪化事由概念形成于对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乃至正当化事由的概念包容与“扬弃”,其根据是“社会容忍性”。非罪化事由中的特别问题,是指法定的非罪化事由和超法规的非罪化事由中一直存在特别争议或在“想当然”之中被忽视的相关具体问题。在非罪化事由中,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防卫意识问题、防卫过当罪过形式及其定罪问题需予特别的再考量;紧急避险的生命限度问题需予特别的再考量;业务事由中的正当业务行为的概念扩容和业务过当行为的刑事责任需予新的考量;被害人承诺的事后性、承诺行为的过当性、被害人承诺代理和假定承诺代理概念、承诺行为的认识错误,需予特别的考量和澄清;政令行为中的职务行为与正当防卫的关系问题、行政许可行为非罪化的根据问题是需予特别考量的问题。

班级行为范式对个体行为与受欺负关系影响的多层分析

运用同伴提名法、问卷法对 82个班级 4 6 5 4名初中生的个体行为、朋友数量及学业成绩进行了测量 ,并用多层线性模型 (HLM)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研究结果表明 ,在个体水平上 ,初中生的朋友数量和学业成绩对受欺负状况有明显的负向预测效果 ,初中生的攻击和退缩行为对受欺负状况有明显的正向预测效果。在班级水平上 ,班级的攻击行为范式可以减弱攻击行为和受欺负状况间的正向联系 ,增强退缩行为和受欺负状况间的正向关联 ;而班级的退缩行为范式则可以强化攻击和受欺负状况间的正向联系 ,弱化退缩行为与受欺负状况间的正向关联。

同伴侵害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心理需求满足与意向性自我调节的作用

同伴侵害是青少年攻击行为的重要风险预测因素,但其中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采用问卷法对1347名初中生进行研究,考察心理需求满足在同伴侵害与青少年攻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意向性自我调节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亲子关系、感觉寻求等之后,心理需求满足可显著中介同伴侵害与青少年身体、关系攻击的关系;(2)意向性自我调节可显著调节中介过程“同伴侵害→心理需求满足→青少年言语、身体和关系攻击”;具体而言,同伴侵害可削弱高意向性自我调节青少年的心理需求满足,进而增加其言语、身体和关系攻击,然而,这些中介效应在低意向性自我调节青少年中均不显著。

不同攻击受害类型农村儿童的社交行为和同伴关系

目的 :比较不同攻击受害类型农村儿童的同伴关系、退缩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差异。方法 :用同伴提名问卷等对 774名农村儿童进行测试并分类比较。结果 :攻击性受害、普通受害和普通攻击儿童占总样本的比例分别为4 .2 %、10 .5 %和 8.5 % ,各类别男女生和年级分布差异显著 ,与正常对照儿童相比 ,攻击性受害儿童的退缩、同伴拒绝高 ,同伴接受低 ,普通受害儿童的退缩、社交焦虑、同伴拒绝高。结论 :攻击性受害儿童的同伴关系最差 ,有显著的退缩表现 。

员工非伦理行为如何招致同事攻击:道义公正视角

通过整合理性判断与道义公正模型,聚焦非伦理行为实施者被同事攻击的现象,提出员工的非伦理行为导致同事道义不公正,进而引发同事的攻击行为。并且,这个过程分别受到伦理领导的正向影响和任务互依性的负向影响。通过分析265组来自浙江省一家大型制造企业一线员工的双点数据,结果表明同事道义不公正在员工非伦理行为与其被同事攻击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伦理领导正向调节了非伦理行为对同事道义不公正的影响,即伦理领导增强了员工非伦理行为对同事道义不公正的正向作用,从而导致同事攻击行为的产生;任务互依性负向调节了同事道义不公正与攻击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减弱了同事道义不公正在员工非伦理行为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为控制和预防职场非伦理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农村青少年的多重侵害与情绪行为问题:执行功能、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农村青少年多重侵害与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以及执行功能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心理弹性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方法:本研究样本来自山东省农村青少年逆境现状研究,共纳入816名11～18岁农村青少年。用青少年侵害问卷自评版(JVQ)测评过去1年内多重侵害的种类,用长处和困难问卷(SDQ)评估情绪/行为问题,并测查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自评版(BRIEF-SR)和心理弹性量表(RS)。JVQ总分≥5分表示存在多重侵害。结果:根据JVQ总分,多重侵害组90人,非多重侵害组726人。多重侵害组在BRIEF总分、SDQ总分上均高于非多重侵害组(均P<0.01),而在RS总分上低于非多重侵害组(P<0.01)。SDQ总分与JVQ总分、BRIEF总分呈正相关(r=0.23、0.45;均P<0.01),JVQ总分与BRIEF总分呈正相关(r=0.25,P<0.01),BRIEF总分与RS总分呈负相关(r=-0.26,P<0.01)。执行功能部分中介了多重侵害与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使多重侵害对SDQ的主效应减小(由β=0.17下降到β=0.11,均P<0.01)。多重侵害与心理弹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β=0.02,P>0.05)。结论:遭受多重侵害的农村青少年更容易存在情绪行为问题和执行功能、心理弹性的损害。执行功能在多重侵害与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尚未发现心理弹性在多重侵害与情绪行为问题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攻击型受欺儿童的社会行为与心理调节

本文通过对488名上海市小学四五六年级学生,采用同伴提名、教师评定、自我评定以及假设情境测验等方法,确定了攻击型受欺者,并考察了性别差异、社会行为特点、心理调节等方面。研究发现,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可以通过同伴提名的方法来确定攻击型受欺者,在性别上同样存在明显差异;攻击型受欺儿童明显具有同伴拒绝、缺乏自信心、有孤独感等社会行为特征;攻击型受欺者在社会认知上存在心理失调,表现在社会归因和应对风格上;同伴友谊是影响同伴受欺状况的重要因素。

考虑灾民利他行为的应急物资分配与运输优化模型

针对突发事件发生后灾民会产生共情心理,并自发地出现利他行为的现实问题,构建考虑灾民利他行为和后悔理论的应急物资分配与运输多目标优化模型,以从灾民视角实现物资分配与运输过程的优化,首先,考虑灾区物资紧缺的现实情况及灾民间邻里互助的行为条件,在应急物资分配过程中最小化物资分配的未满足量;然后,在应急物资运输过程中,运用后悔理论得到感知效用函数并最小化运输成本;最后,利用第二代非支配排序算法结合实际案例分析。结果表明:该优化模型考虑到灾民的利他行为,将应急物资给更需要的人,有助于提高物资利用率,并缓解了灾区压力,使物资分配更合理。

童年中期儿童受欺负地位稳定性与社会能力的关系

本研究以522名小学二、三、四年级的儿童进行间隔1年(两次收集数据)的纵向研究,考察了儿童受欺负稳定性及其与社会能力的关系。结果表明:受欺负在小学儿童中十分常见,但并不是一种很稳定的现象,对大多数儿童来说,受欺负只是一种短暂的经历。在间隔1年的追踪研究中,只有大约6.6%的儿童被连续两次评定为受欺负者。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儿童的受欺负与社会能力发展有着密切的同时性关联;鉴别分析表明,同伴拒绝、退缩行为是区分儿童受欺负稳定性的两个最主要的社会能力变量。

侵权责任减责免责事由的制度创新与立法完善

减责免责事由是侵权责任归结的重要依据,中国《侵权责任法》对此具有较大的制度创新,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立法理念,但是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操作层面仍然存在不足。必须立足于中国司法实践并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将减责免责事由纳入侵权责任构成中,增加原则性规定,明晰模糊规定,健全具体类型,加强制度衔接,以真正实现救济受害人权利和维护行为人自由的利益平衡。

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刑法意义研究

当前,在西方,被害人过错已经被赋予积极的刑法学意义,它已是减轻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之一。反观中国刑法,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则很少涉及,在司法上也仅仅将其置于量刑上的酌定情节来对待。这反映了我国刑法学术界和司法实践界对处于刑事法中主体地位之被害人的漠视。不考虑被害人之行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之主动地位,也严重损害了行为人之人权。文章从我国现行刑法中被害人之刑法地位的不足入手,进而阐述在刑法中将被害人过错行为作为降低被告人刑事责任之法定事由的合理性,最后分析我国设立该理论之模式及其在司法中的具体操作。

被害人学在命案现场分析中的应用(Ⅴ)

本文是被害人学在命案现场分析中的应用系列文章第五篇,阐述被害人行为反应在命案现场分析中的作用和价值。重点介绍被害人在犯罪过程(犯罪行为发生的接触阶段和杀人阶段)中所做出的行为反应,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顺从行为、抵抗行为、应急反应。顺从行为是指被害人自愿听从案犯的要求而发生的行为。抵抗行为是指被害人面对案犯致命攻击时所做出的行为反应。应急反应是指被害人遭遇突然变故时所做出的行为反应。文章结合具体案例,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在实践中,可以根据被害人的行为反应状况,分析判断被害人与案犯的关系和案犯的身份特征。

男女学童攻击行为的路径分析

目的 考察男女学童攻击行为的相关因素 ,并构建学童攻击行为的预测路径。方法 以 1 64名学童 (男 96名 ,女 68名 )及其家长为研究对象 ,进行《攻击行为量表》和《攻击性观念量表》的测量。结果 学童的攻击行为与自身的攻击观念、受欺负状况、玩玩具武器状况及父母的攻击观念相关 ;学童的攻击行为有几条显著的预测路径 ,且男女学童攻击行为的预测路径不同。结论 男女学童的攻击行为与诸多因素有关 ,且存在不同的预测路径。

农村寄宿制学校同伴侵害对内化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同伴侵害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本研究采用同伴侵害量表、内化行为量表、自尊量表和心理弹性量表,抽样调查了华北和西部两省137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16835名学生,对其同伴侵害和心理健康现状进行了描述,并进一步分析了同伴侵害对学生内化行为的影响及产生机制。结果表明:(1)在农村寄宿制学校,16.03%的学生报告曾遭受过侵害,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学生的同伴侵害检出率无显著差异。(2)在控制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及父母受教育水平后,同伴侵害能显著正向预测学生的内化行为。(3)心理弹性在同伴侵害与内化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4)自尊能显著调节心理弹性对内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对理解同伴侵害"如何"及"何时"影响学生的内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干预中,一方面要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应重视个体因素及家庭因素对学生的影响。

共情倾向与受害者可识别性对大学生捐款意愿的影响:共情反应的中介作用

以83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共情倾向和受害者可识别性对大学生捐款意愿的交互效应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对低共情倾向的大学生,受害者可识别性对其捐款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对高共情倾向的大学生,受害者可识别条件下的捐款意愿显著高于不可识别条件;(2)受害者可识别性通过增加高共情倾向大学生的同情反应,进而增强其捐款意愿。

论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之正当依据

有关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的正当依据主要存在"风险创设"、"比较过错"、"值得保护"以及"自我答责"、"期待可能性"几种代表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的正当性基础,但这些理论的共同缺陷在于:首先,脱离刑事责任的内在结构本身,片面地理解犯罪构成对刑事责任的决定性作用;其次,将被害人过错理解为纯客观情境因素,无视被害人这一"人"的能动要素对犯罪构成各个层面的复杂、全面的影响。因此,这些理论的解释力和说明性都是有限的。只有从刑事责任的内在构造入手,分析被害人过错对刑事责任内在构成要素的全面影响,才能真正探寻到被害人过错影响刑事责任的正当依据。

青少年的线下受欺负与线上欺负行为——愤怒沉思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青少年的线下受欺负与线上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愤怒沉思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Olweus儿童欺负问卷(中学版)、愤怒沉思量表和网络欺负量表对405名中学生进行集体施测。结果性别、学历和独生子女对线下受欺负、线上欺负行为和愤怒沉思水平存在一定的影响;线下受欺负、线上欺负行为与愤怒沉思两两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线下受欺负对线上欺负行为的直接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β=0.29,95%CI=[0.20,0.38]),线下受欺负通过愤怒沉思中的报复想法维度间接影响线上欺负行为(β=0.67,95%CI=[0.45,0.89])。结论那些在线下受到欺负的中学生更容易进行愤怒沉思,产生报复想法,而在线上对他人进行欺负。

犯罪化理论根据的抉择与范围界限

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疑难问题层出不穷,执意追求刑法体系的"外在善"难免会使立法活动频繁。特别是中国1997年新刑法出台以来,在近20年时间通过了一部单行刑法以及9部刑法修正案对其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在刑事立法中贯彻"法益侵害"这一基本立法原则,对基于特定时期立法技术的不完善而形成的不合时宜的立法规定应及时予以非犯罪化,如此将有利于中国刑事立法技术的提升与刑法结构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