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甘风险在体育侵权案件中的司法适用

在西方国家,自甘风险的司法适用经历了从宽松到严格的一个变化过程,目前,自甘风险主要适用于体育侵权案件。在体育侵权案件中,只有对危险性质、受害人的意思能力、危险发生时间、竞赛规则的重大违反、体育比赛的性质等进行综合考虑,才能在审理体育侵权案件中正确适用自甘风险。同时,还应注意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等相关概念的区别。

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和自甘风险的二元适用——由“石景山足球伤害案”引发的思考

对"石景山足球伤害案"法院判决的解读,有"受害人同意说"、"自甘风险说"和"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等同说"三种观点。在生成上,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不同,前者起源于罗马法,后者是普通法中的规则;在机理上,前者所"同意"的损害是确定的,后者甘冒的风险不确定。在体育侵权的抗辩事由中,应二元适用受害人同意和自甘风险规则,两者各有功用,各司其职。

受害人同意和风险自负在体育运动侵权领域的应用

和一般的侵权领域相比,体育侵权由于其固有的风险的存在而具有特殊性。一直以来,我国适用受害人同意作为体育侵权领域的免责事由,文章认为,英美法国家的风险自负原则更适用于体育侵权领域。这里谈到的体育侵权主要是指过失侵权,而受害人同意只是适用在故意侵权领域;体育侵权损害的产生是受害人反对的结果,而受害人同意的损害结果这是受害人积极追求的结果,等等的不同点告诉我们,引进风险自负原则作为免责事由是可能、可行而且是必须的。

论公平责任原则在群众性体育运动中的适用——以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为例

对于体育伤害纠纷事件,现有法律缺乏有效、有针对性的规定,致使不能妥善、明确地处理该类问题。通过回顾一起典型的群众性体育运动侵权案例,探讨了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路径,认为应当摒弃对公平责任原则不加区分盲目滥用的错误做法。在解决该类案件时,要对侵权构成要件进行梳理及肯定受害人参与运动的自甘风险。此外,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要对其侵权行为是否合乎规则及损害程度依次进行综合考察。最后指出公平责任原则盲目适用的缺陷,提出不应让未实施侵权行为的其他参与人分担责任,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

民法典自甘冒险制度评析与理解适用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二审稿)确立了"自甘冒险"规则,《民法典》颁布时,将自甘冒险规则作为一项单独的法定免责事由。自甘冒险规则的确立是在权益保障和行为自由之间作出的合理平衡,一方面对自甘冒险者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和补偿;另一方面,引导人们慎重参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达到减少损害、预防风险的目的。但该规则的适用中,仍需结合立法目的明确什么是"具有一定风险的文化活动",同时,因其对行为人来说,要么不承担责任,要么承担全部责任,与基于过错而确定责任承担的规则不符。且从体系上讲,即使适用自甘冒险规则也不能排除适用过失相抵规则。

体育运动伤害案件中特别免责事由的适用——调和体育自治与私法介入冲突的手段

体育运动伤害侵权案件有时候不应当成为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法外空间",体育运动伤害侵权案件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民事法律规范在体育运动伤害领域的适用,会影响体育运动的自治性,为防止民事法律规范对体育领域的过度介入,受害人同意与自甘冒险两种免责事由在体育自治与私法介入之间起到了调和作用.两种免责事由的适用上有先后顺序,两者有各自的适用范围,适用的法律效果也不完全相同.

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文研究

随着社会观念的变革以及法律制度的发展,传统意义上过于宽泛的自甘风险制度如今已难以为继,在多数案件中不再具有免除加害人责任的法律效果。但是,在文体活动领域,自甘风险依然有作为一项独立免责事由而存在的必要性。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与有过失等其他抗辩事由不同,其法理基础在于,基于特定的法政策考量,加害人的一般过失行为不构成侵权。在解释论上,还应当区分民法典第1176条第1款规定的自甘风险与第2款规定的活动组织者责任,明确文体活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适用不同的注意义务标准。此外,在实践中使用"自甘风险"一词时,应当秉持谨慎、克制的态度,仅用其指代民法典第1176条第1款,以避免法律概念的混淆以及法律适用的错误。

学校体育伤害事件中“自甘风险”原则适用探讨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与逻辑分析法对于"自甘风险"原则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的适用进行研究。研究认为"自甘风险"原则在学校体育伤害事件中适用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按受害学生认知能力能预见所参加体育活动所带来的风险;2.受害学生自愿参加带有风险性的体育活动;3.受害学生的损伤由体育活动的自身带有的风险所引起,校方或其他行为主体无过错。4.风险必需是体育活动可能引发,而非固有的,否则适用受害人同意原则。最后,结合具体案例对于提出的4点适用条件进行实证分析。

论自甘风险规则的司法适用

自甘风险规则是《民法典》中侵权责任编新增的重要规则之一,为以往法院认定自甘风险但没有法律依据的困境带来转机。自甘风险规则作为一项独立的免责事由,关系当事人责任的承担,从细节上厘清自甘风险的构成要件及其适用具有必要性。首先,自甘风险行为和自甘风险规则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具体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应当准确使用。其次,在实践中应当准确把握各概念的含义。所谓“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指篮球、足球、滑雪等具有对抗性、技术性并且可能造成人身损害的文化或者体育活动。所谓“自愿参加”,指依照受害人对活动的认识程度和认知能力,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文体活动的风险性而作出的意思表示,并且受害人确为该活动的实行者。对于未成年人,不仅不能将其排除在自甘风险的主体范围之外,而且应当根据其生活经验和接受的风险告知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自愿参加”,并结合实际的具体案情谨慎判断。

自甘风险在文体类活动伤害事件中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对体育侵权抗辩事由进行规定后,自甘风险的适用性有了法律依据。人们追求文体类活动刺激性的同时,也应关注其背后存在的隐患。当文体类活动的伤害事故发生时,应当如何正确使用自甘风险规则将受害人和行为人的责任进行平衡值得探究。纵观英美法系在自甘风险规则适用上的发展历程,结合我国在实务中的自甘风险规则适用,对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进行明确,可以避免人们陷入误区。

论我国刑法中的被害人自我答责

我国自古就有被害人自我答责观念,或规定于刑律,或作为“司法先例”,其思想渊源在于古代家长制政治文化传统对个人提出的“各爱其身”要求,因此并非舶来品。当前,被害人自我答责的法理基础在于个人自我决定,这在规范评价上将行为人与被害人由侵害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被害人自我决定地冒险,由此带来的损害从刑法任务、基本原则、法益侵害层面来看都不属于犯罪范畴。被害人自我答责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体现在“准教唆”“准帮助”行为、不作为行为、结果加重犯等问题领域,对行为人的构成要件行为展开逆向的排除检验。

整体法秩序视野下被害人自陷风险的理论重塑

被害人自陷风险并不是一个仅涉及刑事可罚性的单纯部门法问题。以“仿共犯”模式为代表的单一刑法思维,一方面将“行为人一行为人”责任划分模式错误地套用于“行为人一被害人”责任分配问题,另一方面拘泥于被害人自陷风险在界分罪与非罪方面的功能,却忽视了其在初级规范层面的意义。被害人自陷风险问题的分析框架,由法律性质和法律责任两个层面构成。在法律性质层面,首先,从权利分配格局的视角出发,某些自陷风险的情形足以直接否定注意义务违反性;其次,在确定行为人违反了注意义务的情况下,需进一步考察能否根据被害人承诺例外地阻却过失行为的违法性。在法律责任层面,既可能因为“被害人过错”而降低甚至排除行为人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也可能借由“过失相抵”而减轻行为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论侵权行为法中受害人的同意

在侵权行为法中,受害人同意是指,受害人就他人特定行为的发生或者他人对自己权益造成的特定损害后果予以同意并表现在外部的意愿。它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合法有效的受害人同意包括以下几项要件:必须有明确具体的内容;真实的、自愿的;受害人具有同意能力;加害人尽到充分的告知、说明义务;不得违反法律的强行性、禁止性规定以及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合法有效的受害人同意能够作为违法阻却事由或抗辩事由,从而免除加害人的侵权责任。但是,受害人对于犯罪行为的同意既不能免除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也不能免除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同意与受害人故意、自甘冒险、免责条款之间既存在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

论我国民法典编纂中受害人同意的立法路径及体系定位

受害人同意是一项重要的免责事由,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在近代法典化的大潮中,受害人同意却很少被纳入法典,少有的几个国家也是在刑法中进行了规定。当前我国民法典正在紧张制定中,在未来立法中是否有必要规定受害人同意,是规定在总则部分还是规定在分则中,如何规定等等,实有探讨之必要。

重构被害人自陷风险的法理基础

在被害人自陷风险中,影响行为人行为的犯罪性的核心要素是被害人自我决定。在理论上,存在内在自由论和外在自由论两条路径连接自我决定和自我答责。内在自由论的根据是意志自由,意志自由不能划分刑事责任领域。外在自由论的根据是选择自由,即自我决定权,自我决定权可以清晰地划分刑事责任领域。不过,既有的被害人同意理论也属于外在自由论,如果强行割裂外在自由论,将其分别适用于被害人自陷风险案件与被害人同意案件则会产生矛盾。在统合外在自由论的观点中,准同意说属于“方法上不诚实的拟制”,并不能成立。行为说认为,被害人同意危险行为足以排除行为不法进而排除行为的犯罪性,被害人自陷风险案件也可以适用被害人同意理论。行为说能够有效回应质疑,具有合理性。将行为说作为被害人自陷风险的法理基础,有助于对一些存在疑问的观点进行清理。

试析合意型被害人自陷风险的刑法归责

在不法层面对被害人行为于行为人不法作用的角度,分析备受关注的事实类型合意型被害人自陷风险有重要意义。在对此命题的论证上,以个体拥有自我保护义务为立场的被害人自我负责原则和被害人信条学的论证显不具合理性;基于共犯从属性的论证也存在形式的缺陷和内容上的不足。自陷风险作为被害人自由的实现方式,是自主决定权作用的空间,其应承担实现自由附随的不利风险;为其自由的实现予以助力之行为,不应因被害人不愿风险现实化的主观意志而被评价为制造了侵害法益的不被容许的风险,刑法也不能以限制行为人自由的方式避免被害人因自由的实现而生的法益损害。被害人自陷风险排除行为人不法问题有其独立的适用条件。

救援者案的刑法归责

在救援者案(或称救助者案,营救者案)中,第一行为人基于故意或者过失创设了风险(危险状况),救援者为了控制风险或者救助面临风险的法益而自陷风险,最终导致自身法益遭受侵害。救援者明知存在危险而实施自我危险的行为,从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的角度看应当自负其责而排除第一行为人的责任。这一结论支持者较少,且实质上不妥当。现有观点主要从任意性、类比紧急避险等各种角度论证救援者案的特殊性,试图将其设定为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的例外情况。然而,上述特殊性并不足以奠定确定刑法归责的基础。要妥当处理救援者案的刑法归责问题,应当首先反思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从行为说的角度重新理解被害人自陷风险。只有在救援者(被害人)同意行为人实施危险行为的情况下,才能排除第一行为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