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汉本《法华经》语词札记

本文通过对勘《法华经》的两个汉译本与梵文本,对《法华经》汉译本中出现的一些词语及其理据进行了解释。这些具体的词语考释例证可以进一步证明梵汉对勘对汉译佛典语言研究的重要性。

从词汇角度看《大比丘三千威仪》的翻译年代

《大比丘三千威仪》,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一些学者也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颇值得商榷。从词汇角度考察,《大比丘三千威仪》中"阿阇梨"、"布萨"、"揵椎"、"檀越"、"维那"等佛经译名以及"橙"、"抖擞"、"猛利"、"某甲"、"爬"、"绳床"、"食堂"、"下"、"执作"等普通词语最早见于两晋时译经,未见于东汉三国可靠译经,而部分普通词语亦始见于晋代(或者更晚)中土文献,可见该经中明显存在着具有两晋时代特色的词汇,因而这部经书不可能是东汉译经,其翻译年代不会早于西晋甚至是东晋。

同经异译语言研究价值新探

利用同经异译相互参校,是六朝就已开始运用的佛经研究方法。在今天的语言研究中,它对于考释词语、识别新的语法成分、管窥语言的发展和译经语言的复杂性、辨通假等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同经异译的对比只是给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而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必然性,一般来说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证据。

汉文佛经异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对汉文佛经异文的已有研究包括整理与利用两个方面:异文整理多数在单部佛经、断代佛经及佛经音义上,佛经利用则多数停留在刻本佛经异文上,主要是进行疑难字考据、字际关系沟通和汉语用字考察。文章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文佛经异文研究应当用统一的理论去考辨异文,用大数据的方法去类聚异文,充分与佛经音义互求互证,再按照统一标准校订异文。

法灭思想及法灭尽经类佛经在中国流行的时代

《法灭尽经》是5世纪末至6世纪初成书的一部中国撰述佛经,体现的是来自印度佛教的法灭思想。以此经为代表,还有一批主要见于《出三藏记集》著录的佛经,可称之为法灭尽经类佛经。这批佛经在僧祐看来没有疑问,但从隋代开始,大都成了疑伪经。论文探讨了《法灭尽经》成书所依凭的印度法灭思想来源问题,以及法灭尽经类佛经流行的特定年代,强调印度佛教法灭思想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佛教的末法思想。

西夏文《佛说百喻经》残片考释

本文通过释读、缀合英藏黑水城文献编号为Or.12380-0260(K.K,Ⅱ.0284.pp)与Or.12380-0534(K.K,Ⅱ.0231.h)的两件西夏文残片,指出其内容为《佛说百喻经》中的一则故事。此为西夏文《佛说百喻经》的首次发现,丰富了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的内容。

《六度集经》与中韩民间故事和小说

佛经故事所携带的大量文学因子对中国和韩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六度集经》作为一部汉译佛经,包含大量的佛本生故事,因其故事性强,颇受小说史者的关注。中韩两国山水相连,古代同属汉字文化圈,佛经通过中国传入韩国。通过"鲤鱼报恩"型故事、"不要救黑发之兽"型故事、"老鼠求婿"型故事、"善用小钱成巨富"型故事、《兔子传》等中韩古代民间故事和小说,同《六度集经》中的佛经故事比较,旨在探寻中韩古代民间故事与小说的佛经渊源,以及佛经故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变异,进而阐明佛教文化在东亚文学坐标中的重要位置。

《十王经》经本系统再谈——以新见耀州、台州经本并敦煌本而查观

《十王经》是印度佛教观念与中土传统儒家葬礼结合的产物,流行广,影响大。自敦煌本发现以来得到广泛关注与多方研究。近年来浙江台州与陕西耀州均发现了塔藏经本,蕴含极为重要信息。通过对耀州神德寺塔存残经同类经本缀合,发现此经原创与过渡类型之经本状况;而台州灵石寺塔本标题与用字显示其与东传经本的密切关系。由此成果可结合敦煌经本作出整合探考,比定《十王经》整体经本类型以及其演变传播基本趋势,从而将《十王经》研究推向新阶段。

中古同经异译佛典语言研究概述

同经异译汉文佛典的语言,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同经异译佛典在汉语史研究上的价值日益引起重视。利用同经异译佛典,汉语史领域取得了系列成果,词汇学方面尤为显著。笔者以为,同经异译佛典语言研究应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推进全面均衡研究、加强系统性研究、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雕版艺术的一朵奇葩——佛经版画概说

佛经版画源于中国,是中国雕版艺术与印度佛传文化共同浇灌出的一朵奇葩。本文论述了佛经版画的起源,列举历代单刻佛典及大藏经所附版画精品,归纳了佛经版画的内容、形式及艺术特点,揭示出佛经版画的独特风貌。

禅悟与经教

禅宗强调顿悟成佛,但是慧能及其弟子以及后来的众多禅师都非常重视对佛教经教的学习,这从悟道的因缘上来说是有其深刻的原理在。因此,即使上上根性的慧能及其弟子们也不能僭越。后代禅宗大师们呵佛骂祖的论,有其具体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望文生义则往往造成狂禅之歧途。

敦煌本《佛说大乘稻芉经》及其注疏残卷缀合研究

敦煌文献中存有《佛说大乘稻芉经》及其注疏汉文写本140余号。这些写本多为残卷或残片,其中不乏原属同一写卷而被撕裂为数号者。本文通过内容、残字、行款、书风、笔迹等方面的对比分析,将其中19号残卷或残片缀合为8组,以期还原敦煌写本的最初面貌,为进一步整理研究打下基础。

俄藏敦煌写卷ф.102《维摩经疏》研究

俄藏敦煌写卷ф.102《维摩经疏》残卷1-56行内容与隋代慧远《维摩义记》卷第一颇多相同;56行题有"维摩经疏第一";57-317行内容系疏释罗什本《维摩诘经》之《佛道品第八》至《嘱累品第十四》,与S.2732《维摩经义记·卷第四》各品内容几乎全同,只是小有简略,当与P.2273、日本大谷二乐庄旧藏同为一系。ф.102分别汇抄二种有关《维摩诘经》的注疏以成编,不论是前部抄录慧远《维摩义记》卷第一,还是第二部分抄录S.2732佚名《维摩经义记》所疏释各品内容,皆系精心摘录裁剪且有所增补,并非一字不漏的照录,其文字简明流畅,极便于研习和讲授,呈现了敦煌佛教日常用经的抄本特色,是《维摩诘经》义疏学的宝贵资料。

“三顦”“五腄”杂考

利用通行本大藏经(如《大正藏》)进行汉语史研究,应注意参考相关的古写经、早期刻经及佛经音义书,勘检同异,订讹正误,以保证材料的准确性。兹以中古佛经出现的"三顦""五腄"二词为例,探讨比勘不同版本异文的重要性。

新见敦煌写经残片小考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新见写经残片(馆藏登记号:74433),出自敦煌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与上海图图书馆藏025(812403-2)号敦煌写经或为同一写卷的两段残片,具体书写时间是唐贞元至大中年间。

敦煌讲经文新论

敦煌讲经文是未见载于传世文献,仅保留在敦煌藏经洞的佛教俗讲的底本和记录本,是佛教讲唱文学中一种新的文体,更是宋元以来多种说唱文学的源头。中国佛教通俗讲经活动至少在三国吴主孙皓时期便已展开,不同历史时期的佛教通俗讲经有着其各自的特色,敦煌讲经文为我们了解唐五代佛教通俗讲经的具体情形,提供了最原始、最重要的史料。近二十余年以来,世界各地所藏敦煌写卷的图版基本上都已刊布,讲经文的文本组织形式,由原来的一种现增至三种:“经文+散文+韵文”“经中内容+散文+韵文”“散文+韵文”,其篇目亦由旧有的23篇,增至32篇,且主讲的都是唐五代最为流行的佛典。讲经文的传播场所,可以确定的共有四种:1.皇帝降诞日宫廷内讲经,2.盂兰盆斋会期间寺院或民间为亡人举办的超度法会讲经,3.举办受戒法会仪式时讲经,4.寺院举办俗讲活动时讲经。对这些应用场合的考述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感知讲经文在唐五代的受众及其影响力,尤其是S.6551号背《阿弥陀经讲经文》为我们展示了民间俗讲文化由中原传播至西州回鹘,又从西州回鹘倒流回敦煌地区的过程,属于佛教传播中的“文化汇流”现象的经典例证。

吐鲁番出土北凉时期写经题记研究——以《优婆塞戒经》为中心

五凉时期,各凉国大都统辖西域,保证了中西交通的畅达。佛教徒也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道不间断的风景。很多僧人在凉州讲经译经、发展徒众、兴窟建寺,极大地影响并促进了凉州佛教的繁荣。诸凉政权的统治者及百姓都信奉佛教,这是因社会动乱的现实使人不得不走向追求精神世界的平静与永恒,从宗教处补偿现实苦难给心灵造成的伤害。通过对《优婆塞戒经》题记的研究,考察少数民族政权,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与佛教在北凉传播的盛况展现出来。

同经异译研究综述

同经异译研究作为佛经研究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本文从同经异译的搭配使用方法、同经异译的研究内容及同经异译的使用价值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章进行梳理和分析。

论唐代敦煌地区僧人的佛典学习——以BD0826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为中心

敦煌写本BD0826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是抄写者在原《金刚经》经卷行间增抄注解内容二次加工而成。抄写者只是撷取《金刚经》经文中的部分语句或词语进行注释,释义简洁明了,颇具禅风,并非对《金刚经》全文进行注解,其目的应该不是作讲经之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其个人阅读《金刚经》时所留下的学习笔记。与敦煌文献中僧人诵经、试经等相对制度化资料相比,此件经注属于一件个性化比较强的文献,对研究唐代佛典的阅读史具有独特价值。

美国藏“双胞胎”金书《法华经》卷首画研究——兼论南宋佛画的跨文化传播与媒介转化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各藏一卷金书《法华经》写本,两卷形制、尺寸、材质、卷首画和书风高度相似,堪称一对“双胞胎”。针对其来源,出现过中国南宋、日本镰仓或南北朝和朝鲜半岛高丽3种主张。本文通过考察供养人题记、艺术品来源、经籍形制、插图类型和卷首画图像,判定这两卷都是日本镰仓写本,卷首画图像明显借鉴南宋两浙地区《法华经》雕版扉画,体现出宋元插图本佛经在东亚的跨文化传播及由此引发的媒介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