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乡村监督体系的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向农村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基层治理发生了从重视激励到重视监管的转变,构建有效的乡村监督体系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在乡村社会变迁和基层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既有的社会性监督方式的作用日益弱化,难以保障国家资源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主流的行政性监督方式在破解村级权力滥用问题的同时带来了基层自主权的弱化和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结合实践经验,地方政府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形成了一种制度性民主监督方式。制度性民主监督方式可以使普通农民参与到国家资源使用的公共决策、决策执行和决策评估的全过程中,实现全体农民参与的直接民主,在破解村级权力滥用的同时保持基层自主权。从比较角度看,制度性民主监督方式与基层监督的特点相适配,具有成本低且效率高的优势,有利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乡村政治学开拓与发展——以张厚安教授的研究历程为线索

张厚安教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乡村政治学和农村治理问题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人。回顾张教授的治学历程,他引导了政治学研究从高层走向基层,创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构建了具有明确研究对象、重点、内容、方法、目标以及基本学术判断、理论概括和政策主张等的乡村政治学的学科体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张教授的学术精神和治学理念得到不断弘扬与发展,乡村政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基层实践经验总结、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注入了新动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监督制度存在问题及完善

民主监督制度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制度,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夯实基层民主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党对农村的领导。但因种种原因,其存在着监督过程流于形式、村务委员会监督没有很好落实、乡镇不愿监督等问题,通过分析原因,进而提出提高村民的民主监督意识与能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村委会成员自身能力,发挥村党组的领导作用等措施,以助推乡村振兴。

新时期乡村关系冲突的成因分析

在现行“乡政村治”格局中 ,以乡镇党政机构为主要组织形态的乡政权与以村民委员会为主要组织载体的村治权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冲突或矛盾。引发和加剧乡村关系冲突的因素 ,包括规范化的制度供给短缺 ,乡镇政权地位与功能的特殊 ,村委会双重角色的失衡 。

村民自治的困境分析

对村民自治的评价，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和针锋相对的争论。笔者以为，应该从事实分析与价值期望相比较的两个视角去品评村民自治；而要真正确保其价值期望和理论意义的实现，必须尽快从根本上解决事实上存在的困境，即村民自治应该向“村自治”过渡。

面向村民自治的精准扶贫规划机制与引导模式

当前,我国已进入精准扶贫攻坚阶段。在实现全部贫困户脱贫目标的最后阶段,指向农村自我"造血"能力的村民自治能力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城乡规划因其综合性和持续性,成为培育村民自治能力的重要手段。文章梳理了村民自治规划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明确了城乡规划在扶贫道路上的工作重点,并针对国内在村民自治的扶贫规划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归纳提出了面向村民自治的"启发""同步""自治"3个扶贫阶段,构建了相应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建立了"需求—资源—平台"的精准引导模式,形成了陪伴为主、资源精准引导及多元组织综合参与的规划引导策略。

乡村治理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变与常——以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魁胆村为考察对象

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积极作用。考察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魁胆村1992年到2014年的村规民约,可以发现其在数量、名称、结构、目的、规范、后果、责任、处理、数额等方面发生变化,呈现出与时俱进的发展态势。同时,村规民约在议定程序、基本立场、主要内容、传承传统、体现地方特点、执行组织、收费调解等方面总体如常。就整体而言,村规民约维系自治、维持乡村治理,没有离开办理公共事务、建设公益设施、维护社会治安、解决民间纠纷、保障村民权益之中心目标。村规民约变化的内容为表面性的部分,而实质性内容没有发生变化,作为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保障工具没有变化。

乡村权威再造: 基层政治的一个经验解释

从国家和社会两个维度来讨论乡村权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制度权威的政治逻辑是什么,另一个是社会权威的同意基础是什么。前者要讨论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作用,后者要讨论村民自治共同体的社会政治意义。当前乡村政治整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挥和界定两种权威的政治社会功能及其边界。在乡村社会结构分化和意见多元的情势下,把民意纳入地方政治秩序,这是基层政治获得均衡的关键,也是把基层政治秩序维持在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分歧范围内的关键。

村民自治的立法缺失及完善

随着我国村民自治实践的逐步深入,村民自治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主要 表现为对“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村民会议制度、村民自治权的救济等方面的规定不够完善,过于 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要确保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必须尽快完善村民自治的法 律制度。

以法治、德治助力村民自治的路径探析

乡村自治,古已有之;村民自治,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落地生根的有益探索。通过系统梳理乡村自治到村民自治的历史衍生脉络,以回应农村法治建设的时代召唤,发掘与重塑乡土文化传统与民间道德信仰;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力求探索推动村规民约走向合理化和规范化、构设农村案例指导制度的法治进路;努力发掘传统乡贤文化和"尚教化、重调解"的息讼传统,发挥乡贤能人和民间调解的作用,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发展,最终实现法治、德治助力村民自治的一体两翼共同发展的治理路径的软着陆。

迈向技术型自治:数字乡村中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社会建构

村民自治空间转向是指将村民自治场域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议事微信群”机制是村民自治空间转向的实践形式,主要功能为在线议事,即自治主体将待商议的村庄公共事务等事项置于微信群,在微信群中开展公布信息、讨论议题、形成初步方案、征集方案意见、公示最终方案的行为活动。从社会建构视域看,村民自治场域可以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主要缘于在数字空间中实现了问题建构、身份建构和秩序建构的有机统一,以商议村庄公共事务的形式进入数字空间尊重了问题与空间的相容性,以户籍为准入条件、以现实职位角色为基础构建网络虚拟社区坚持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属性,以数字体系、乡规民约等制度章程规范主体行为保障了数字空间的秩序性。通过“议事微信群”机制推动村民自治的空间转向需要高度关注组织规模和村庄文化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治理新困境及其突围——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乡村振兴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面临着知识悬浮的新型困境。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例,知识悬浮表现为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和价值观念的错配现象。农村基层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方面的主动性缺失、治理方式方面的策略主义和形式主义、治理资金方面的高成本治理和地方负债。从治理知识的分析视角出发,知识悬浮是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治理困境的逻辑起点,身份转换导致治理主体困境,目标错位致使治理方式困境,城乡不分引发治理资金困境。知识悬浮本质上是村民自治的缺失。农村基层治理性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治理,而生活治理恰恰强调村民自治的重要性。解决新一轮的农村基层治理困境,需要从知识悬浮走向知识在场。

村民自治范式、创新的原因和成长路径

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村民自治生成,发展互动为线索,勾画了村民自治范式,创新的原因以及成长的路径。

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LDS2016数据,基于6174个样本,从性别差异的视角,运用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和村民自治参与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农村女性面临着社会资本欠缺和自治参与不足的困境,自治参与率的性别差异达14.28%;(2)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强连接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自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但一般信任为负向作用;(3)分组回归发现,强连接网络、特殊信任和互惠规范对女性村民自治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男性村民影响显著,但一般信任对男性村民为显著抑制作用;(4)性别在互惠规范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道德约束中,并未发现性别的调节作用。综上,可以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尽管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资本对两性自治参与的影响机理亦有不同,但社会资本并非造成村民自治参与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性别差异对女性自治参与的负向影响。

现代转型视域下村规民约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村规民约是深化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对于践行基层民主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意义重大。但传统的村规民约在与现代社会融合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弊端,需要完成现代转型才能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环。在转型过程中,村规民约的功能逐渐式微,主要体现在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缺失、作用机制搁浅以及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村规民约的体制机制在一些地方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究其原因,发现现代转型中村规民约的实施基础、制定依据和价值目标与传统村规民约相比发生了改变。鉴于此,结合村规民约现实困境产生的原因,认为应当增强村民主体意识,促进村规民约制定程序的合法化;塑造乡村社会法治文明,推动村规民约本质属性回归;推动全方位监管,强化村规民约内外监督机制,以此推动村规民约实现现代转型。

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

集体经济实力与村民自治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集体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数据,利用多层回归模型与工具变量法,本文从民主自治的过程维度与有效自治的结果维度实证考察集体经济实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效应及约束条件。结果发现,第一,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具有显著的民主增进效应,利益关联强化有利于提高村民选举参与率,尤其是中低社会阶层的选举参与率。第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并不必然推动村庄有效自治,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还受到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调节,即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中,才能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动员作用,推动集体行动达成与村庄治理有效。

村民自治视域下组级治理的集体行动逻辑——基于组织—利益—制度三维框架的分析

村民小组作为村民自治的实践载体,是对自治单元的进一步分解与下沉,是直接以户为单位重构起来的治理单元,它在乡村治理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聚焦“组级治理”的实践样态中发现,对场域规模与组织架构的“型塑与拟制”、促成利益相关者的关联与调适以及借助和援引契约性规范与选择性激励策略,共同催生了组级治理的集体行动面向,进而合理规避和化解了传统村民自治的行动困境。厘清“组级治理”的集体行动逻辑,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以期带来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绩效,为村民自治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村治“单元下沉”的风险悖论及其化解路径——以J省H村宅基地改革事件为例

为了规避农村改革引发的社会风险,部分地区在实践中将自治单元下沉,并将这种“下沉”模式上升为国家政策,旨在利用村庄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资源,更好实现村庄善治。研究发现,由于行政与自治界限模糊、村民小组等新的治理单元应对风险能力不足,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治理风险。文章从国家治权、产权权能、法理权能等三个方面分析了风险形成机制,并据此提出化解风险的有效路径。文章进一步指出,村民自治下沉风险的形成,本质上是国家行政权和社会自治权的关系问题,要进一步厘清行政权和自治权的界限,对于属于社会自治范围的内容,要充分尊重村民小组意志,实行自治重心下沉,探索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既融合又有所侧重的治理体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乡村治理的法治进路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实现更高更切实民主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是推动“乡政村治”向“乡村治理”话语转变的民主密码,也是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当前,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的操作层面,尚有违纪违法现象偶有发生、广度深度效度仍需拓展、相关体制机制不甚健全、村民法治意识素养薄弱、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不足等问题。未来我国乡村全过程民主治理的发展,应当始终围绕“党的领导、协同共治、制度建设、文化培育、科技赋能”,强化基层党建引领的凝聚力量,健全村民参与自治的实践机制,推动议事广泛性和决策科学性、民主性的统一,回应“熟人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诉求,加快乡村数字化治理新模式的转型升级。

民法视野下乡村振兴中村民自治监督的缺失与优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三农”工作的重点,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居于主体地位,这就要求乡村战略的实施必须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近些年来,虽然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监督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完善的监督体系,需要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的有机结合。针对村民自治监督的缺失,有必要健全信息公开制度,扩大信息公开的客体种类并适度限制知情权,以增强事前监督;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强化党员在涉及乡村振兴事项决议中的参与度,以增强事中监督;扩大集体成员撤销权适用范围,通过对现行法的解释适用,赋予集体成员利用撤销权维护集体整体利益的权利,并增设集体成员派生诉讼制度,以增强事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