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阈下的“村改居”模式与机理研究——以北京市昌平区史各庄街道为例

“村改居”已经成为城乡结合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共同富裕则是“村改居”的根本目标。本研究以处于“村改居”政策后期的北京市史各庄街道为研究对象,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建立了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相关资料,分析了“村改居”的现实需要、模式形成以及阶段性成效,进而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表明:史各庄的“村改居”有取代“瓦片经济”的“新富路径”探索、消除村民及村间收入差距的“共富”、支持所在区域的共同富裕等三方面需求;“村改居”采用了“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其中“旧村”拆除沿用了已有的政策,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使得政府与村民相向而行、形成合力;“村改居”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共同富裕构建了治理保障,夯实了经济基础,建立了能够有效缩小村间收入差距的分配机制。研究建议: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建立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创新集体经济发展业态,确保集体产业高效发展;对史各庄“村改居”模式进行借鉴时,应关注模式探索和形成中的机理。

干部驻村机制的历史轨迹、演进逻辑和变迁动力

干部驻村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有力抓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密码。文章以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为关键节点,研究发现,干部驻村机制在作用发挥上呈强化—弱化—再强化的变迁轨迹;在变迁模式上具备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因素相结合的特点,通过漂移和转换实现渐进性变迁,存在以动员手段实现国家权力在场的路径依赖;变迁的动力是制度环境从强调权力下沉、权力回缩到权力嵌入的改变,观念从阶级斗争、经济建设到共同富裕的转换,行动主体间基于利益追求的互动。在全面乡村振兴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干部驻村机制还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村改居”居民文化认同的消解与重塑——多元空间的视域

“村改居”社区作为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过渡的特殊样态,因其“亦城亦乡”的独特性而为学界所广泛关注。在“村改居”社区这一过渡型社会形态中,受文化延续性、稳定性的影响,社区意义空间、交往空间、权力空间的重构远滞后于生存空间(物质空间)样态的变化。从空间变革的视角审视“村改居”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现状,可以发现社区居民面临着文化记忆断裂、文化归属感消解、社区情结转化艰涩、主体意识薄弱等多重瓶颈。有鉴于此,基于物质空间、意义空间、交往空间和权力空间之界分,重塑公共景观这一空间之“基”、深挖符号资源、完善社会关系网络、推行网格化管理等则是纾解“村改居”社区居民文化认同困境的创新路径。

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组织变迁:体制转型与机制重塑

管理体制的制度变迁和社区治理机制实践,构成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组织形态,反映了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主体及其权责关系。当前针对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村改居”“撤村并居”管理体制改革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形成多元化的管理模式。但是,受集中居住安置方式差异的影响,不同管理模式中制度设计遭遇的社区结构有所差异。在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事务的刺激下,管理体制以重构权责关系的形式因地制宜形成不同的治理机制,包括属地管理模式、管委会模式与第三方托管模式。农民集中居住区治理机制的权责关系重塑实践,以地域空间为对象形成治理单元再造、治理力量统合、治理事务分流的治理格局,建构起基层政府治理能力。

“村转居”社区:特点、问题与建设方向

"村转居"社区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理论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村转居"社区既不同于城市传统社区也有别于农村村落社区,主要特点有:居住人口密度高、异质性强、流动性大;经济支持形态以房屋出租为主要方式;社会交往多以传统的交往为主;社区内公共物品供给独特等。"村转居"社区存在的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衔接过渡中社区管理的利益争夺问题;社区社会联结方式上的内卷封闭问题;社区管理行政化与认同薄弱问题;社区服务缺乏问题等。"村转居"社区的建设近期应理顺集体经济组织与新社区的关系,妥善处理村集体经济实体与新社区机构的摩擦,增强"村转居"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期要切实落实"村转居"社区的自治与选举权,理顺政府指导和社区自治的关系;远期建设的目标;要完善"村转居"社区的服务功能,实现村转居社区全面融入城市一体。

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及就业的关联机制——天津近郊地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与启示

天津近郊的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虽然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当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基础和前提;政府则通过对土地的整合及重新规划,推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水平提升,也加快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并为失地农民提供了相应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是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民就业转型的需要,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和农民的就业转型。

长株潭地区农村住宅低碳设计研究——以株洲市云田村为例

基于两型社会背景,在分析长株潭地区农村住宅现存问题的基础上,以株洲市云田村为例,从住宅规划、户型设计、构造形式以及住宅能耗4个方面,研究了云田村住宅低碳设计实践,并针对相应问题,提出云田村低碳住宅的改进措施,即:整体规划布局采用两户联建的组合方式;通过两户联建减少外墙面积、适当增加建筑进深的方式,将住宅体形系数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通过采用活动式通风屋顶、改善墙体特工性能、使用双层中空玻璃窗等方式,改善住宅围护结构;使用太阳能供暖技术、太阳能热水技术及秸秆技术,降低住宅能耗。

国家城镇化进程中“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的逻辑创新与理性调试

在国家城镇化、振兴乡村及全民健身等战略要求下,“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已成为推进城市公共服务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实地调查法等,以国家顶层设计倾斜、生产与生活空间转换及经济结构转型为切入点,在系统阐述政社同构、政社分开下“村改居”社区体育治理的总体性生存、主体性生长基础上提出政社协同下独立性合作治理的新逻辑,进而寻找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包括双轨制形式下社区体育治理中体制空转与工具去功能化严重;空间并轨下社区体育治理中结构性力量衰减;社会关系网络转换下居民集体认同感下降;社区经费不足与分配失衡下社区体育治理受限。从明确多主体间权、责、利平衡,完善监管机制中的标准、规范与量化考评;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构建社区体育治理重心下移的承接体系;畅通社区体育治理过程的互动渠道,打造共同体生活平台;完善社区体育资金专项与配比,实现社会体育资源引入、共享与互惠4个方面为治理的逻辑创新提供可行性建议。

北京市撤村建居调查与思考

有序推进撤村建居是城市化进程中维护和发展农民权益、化解社会风险和矛盾的迫切要求。当前,北京市撤村建居面临着撤村建居条件不完善、户籍改革不到位、集体资产处置和社保费用趸缴极不合理、民生事务缺衔接、公共管理服务滞后等问题。推进撤村建居需要制定撤村建居统一政策,及时优化调整撤村条件,全面停止征地转非,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彻底改变“逢征必保”政策体系,强化政府公共职责。

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西藏“村转居” 管理体制完善研究

“村转居”伴随着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而产生。西藏城镇化进程中“村转居”管理体制的研究与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村转居”管理体制仍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不匹配、人才管理体制不完善、综合治理体系有待完善等,针对这些问题,应理顺管理体制、做好基础工作、完善集体经济管理体制和综合治理体系、加强人才管理体制建设,以促进西藏“村转居”工程的真正落地。

新型农村社区住户空间使用及环境变化研究--以成都青杠树村为例

文章以成都青杠树村新型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对14户居民家庭进行入户访谈与实地测绘,调查其动迁后住户空间使用及环境变化,得到如下结论:动迁后居民在住宅环境、村落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方面发生变化;居民因生产生活需要对住户空间进行改造,或因空间条件有限而改变生活行为,设计与使用之间矛盾突出;小规模组团式布局产生不规则宅间空地,居民对住宅周边环境改造的可行性受房屋位置条件和社区管理方的限制;不同程度的旅游产业开发引发不同居住点的差异。基于结论,对未来新型农村社区设计及管理提出建议。

木房与砖房:传统村落场域中的文化变迁——以黔东南州为例

现代化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居住空间。砖房作为现代城市文明代表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在自上而下的城镇化过程中人们更是成批入住统一修建的砖房。基于黔东南州的调查发现,该地区现存主要三种干栏式民居源自不同的民族:苗族、侗族和汉族。由于城镇化和外来文化传播影响引发居住空间从木房转变为砖房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它带来的文化变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厨房中火塘文化的消失;围绕堂屋祖先崇拜文化的迁移;与木房整体相关民俗文化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