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英译的外显化策略分析

本文基于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对《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译本和施友忠译本的外显化特征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通过提取威氏拼音和词汇、句法层面的参数发现:两个英译本总体呈现外显化特征,主要体现在译文的语言及诗学形式、词句意义和文化语境等方面,背后的非文本原因可归于翻译意图、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两位译者的外显化翻译使译文指涉更加明确,语境更加清晰,意义更易理解,原著的文论思想、美学精神和文化内涵得到充分阐释。外显化翻译在信息补偿、话语建构和文论互动方面具有一定价值,表明其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指导性翻译策略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文心雕龙》英译的社会学考察——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探讨实践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解释作为社会实践的施友忠《文心雕龙》英译活动。施友忠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使其在翻译场域找到了恰当的定位;其翻译能力使其得体地处理各种翻译问题;其故国情怀使其恪守翻译伦理,主要采用异化翻译忠实传达原著思想;其文化资本使其英译本广为接受,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论的关注和讨论,提高了中国文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场域、惯习与资本的联合互动可以创造高质量的翻译作品。

权力话语与中国话语的建构——以《文心雕龙》首部英文全译本为例

翻译是两种话语之间的博弈,是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展开的一场争夺话语权的跨文化活动,其背后暗含了两个国家之间地位和实力的角逐,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较量。因此,对外传播中的典籍英译活动,不应单纯停留在传达层面,而应通过翻译在目的语话语体系中获取源语话语权,彰显源语社会的话语特色,维护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以《文心雕龙》首部英文全译本为例,译者施友忠精心选材,重铸特色词汇,移译汉字文化,彰显中国文化的底蕴。施友忠打破西方强势话语,通过适宜的传播策略,在异域文化语境中重构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这种精神动力根植于译者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源自译者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目前所急需和迫切召唤的也正是这种译者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回归。

注释与译者情感的建构--以施友忠《文心雕龙》英译本为例

注释与译者的情感关系一直无人关注,实际上注释作为一种副文本可以建构译者的情感。通过注释,施友忠表明了自己对民族文化形象和民族文化输出的态度,建构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化解了读者中心和译者中心的矛盾,发挥了译者的主体作用,照顾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彰显了译者对自我与他者的态度,建构了自己的个人情感;调节了因语言和文化因素造成的审美距离,保留了原作的异质特色,再现了原作的风格,在审美偏移和审美调节中建构了自己的审美情感。对注释与译者情感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揭示译者主体性的本质,提升翻译质量,提高译文的接受度,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心雕龙·原道》三种英译文分析

《文心雕龙》以其"体大虑周"而成为中国古典文论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文心雕龙》现有三个英译全译本,译者分别为施友忠、黄兆杰、杨国斌。文章以《原道》为例,对三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原道》标题与术语"文"的翻译中,可以看出三个译本在术语翻译和体系建构上的特征,施译与杨译学术性强,而黄译虽对术语的翻译较为笼统,但也有全局考虑。同时,通过对三种译本在文体传达上做出比较,可以看出三个译本的明显特征:施译简洁、准确;黄译形象、重文学性;杨译详细、确切。

《文心雕龙》格式塔意象翻译研究——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文心雕龙》格式塔意象在构建和传达文学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来源于作者认知世界中的意义载体或心理映射,与英文格式塔意象存在着巨大差异。如何再造译文格式塔意象是译者无法推卸的责任。施友忠分别采用等效移用、变异增益、融通新创的翻译策略建构译文格式塔意象,而支撑这些翻译策略的是译者认知、读者认知和混合认知三种翻译路径。三种翻译路径作为文论逻辑建构的网络节点,充当了认知开关的按钮,激发了读者关于意象的语义联想,疏通了读者关于文论思想的解读通道,拓展了译文可理解和接受的空间,也为《文心雕龙》在异域文化语境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文心雕龙》英译看译者惯习、翻译规范与典籍复译

译者惯习通过翻译场域与翻译规范互动,译者在惯习影响下,利用资本和场域打破旧的翻译规范,建立新的翻译规范,这对典籍复译具有重大意义。典籍复译是译者培养惯习、积累资本、从遵循翻译规范到创立翻译规范、从而创作出新译本的过程。《文心雕龙》的英译是从节译到全译到不断复译的发展过程,也是译者利用惯习实现从遵循翻译规范到创建翻译规范的过程。施友忠、宇文所安和杨国斌都通过译者惯习和翻译规范的互动,创建了各自的翻译规范,不断开创《文心雕龙》英译的新局面。译者惯习与翻译规范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典籍复译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