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国内反恐立法 依法惩治新疆暴力恐怖犯罪

由"三股势力"实施的暴力恐怖犯罪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既具有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多种刑事犯罪的特征,又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罪中若干犯罪行为的特征,其侵害客体是国家最高利益和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与其他刑事犯罪和严重暴力犯罪所不能比拟的。但是,由于我国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反恐怖法,于具体实践中在适用法律上面临许多问题。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反恐怖立法,为惩治暴力恐怖犯罪提供更为锐利的法律武器,已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暴恐犯罪刑事政策纵向实现的路径重构

暴恐刑事政策的纵向实现分为刑事政策立法化与刑事政策司法化两个过程,前一过程应反思"严打"立法化的立论基础与民意导向,并以此转向指导今后立法,后一过程应在坚守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上,对过于扩大入罪化的立法趋势进行适度限缩,同时应注意协调涉恐刑事政策的功能发挥与综合治理的应对。

暴恐犯罪防控中的大数据适用问题研究

在反恐怖主义工作逐步推进下,我国暴恐犯罪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仍时有发生,危害巨大。如何及时预警和有效处置暴恐犯罪,是应对暴恐犯罪活动的工作重心之一。大数据时代提供了新的机遇,为识别和预测潜在的暴恐犯罪提供了新的手段。在利用大数据反恐方面,我国目前存在数据信息源不足、数据采集能力不强、数据挖掘和建模技术欠缺、数据融合与共享范围小、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严重妨碍了大数据在防控暴恐犯罪方面的作用。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问题,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有利于充分释放大数据在防控暴恐犯罪方面的潜能。

分析“暴恐”新特点 探究防控新对策

近年来,随着国际恐怖犯罪的变化,新疆暴力恐怖活动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如团伙的默契性、实施的独立性、手段的技能性、做法的国际性和攻击的突发性都十分明显。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在反恐中却暴露出对"暴恐"能力认识不足、基层反恐能力薄弱、装备不到位、打击能力差等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认知,增强"头脑"应对,加强基层反恐力量,强化基层反恐能力,加大装备投入,并通过建立行之有效的反恐情报队伍,始终如一的形成反恐高压态势,把握反恐斗争的主动权。

重点场所的监管与暴恐犯罪的防控

暴恐分子之所以将重点场所作为其主要袭击对象,是由暴恐犯罪制造社会恐慌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为了防控暴恐犯罪,可以有针对性地确定一些重点场所,并对其实现电子监控的全覆盖,加强安全巡逻工作,提升安全检查水平,注重情报信息研判、可疑人员监管及暴恐犯罪处置中的舆论引导,建立群众参与和社会信息反馈机制,从而降低暴恐犯罪发生的可能性。

新疆暴力恐怖犯罪的本质特征

恐怖主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新疆的暴力恐怖犯罪具有鲜明的政治取向性、反社会性、恐怖性、暴力性和国际性。民族分裂主义是暴力恐怖犯罪的思想根源,宗教极端主义是暴力恐怖犯罪的思想基础,是恐怖分子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正确认识、把握新疆暴力恐怖犯罪的本质特征,对于开展反恐怖斗争,加强国际反恐怖合作,研判新疆暴力恐怖活动的发展趋势大有裨益。

依法使用武器的新思考——以《反恐怖主义法》实施为视角

《反恐怖主义》法授权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以及其他依法配备、携带武器的应对处置人员,对现场实施暴恐犯罪的行为人可以使用武器,这对快速制止现场实施的暴恐犯罪活动,减少人员财产损失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但是被授权人员如何依据《反恐怖主义法》规范有效地使用武器,还需要认真思考。以《反恐怖主义法》为视角,就法律的位阶与效力层次、使用武器的合法性规制、使用武器的合理性规制、实施使用武器的专项训练四个方面进行尝试性探讨,可以为现场实施暴恐犯罪的应对处置人员提供一定的帮助。

2014年新疆社会治安形势分析

2014年,新疆各级公安机关扎实推进维护社会治安与稳定的各项工作,确保了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和长治久安。但是,新疆社会治安与稳定仍然面临着反恐形势严峻、非法宗教活动猖獗,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激烈、经济和毒品犯罪案件多发、高发等问题。进一步做好新疆社会治安与稳定工作,需要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加强宗教事务管理,严厉查处"三非"活动,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加大对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论暴恐犯罪案件实地勘验中的现场照相

着重研究暴恐犯罪案件实地勘验中现场照相实施内容及特点,初步提出现场照相的层级处置策略及注意事项,并对四种常见暴恐犯罪现场的照相拍摄重点作具体论述,以期提高暴恐犯罪现场照相的处置水平和照片质量。

未成年人恐怖犯罪的特点和成因探析

当前,恐怖主义犯罪主体的年轻化和低龄化趋势越发明显,这不仅严重影响到了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而且还对国家的反恐法律政策和防范治理机制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在恐怖犯罪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表征和特点,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犯罪参与的附随性、犯罪方式的隐蔽性、犯罪行为的极端性和袭击手段的自杀性。未成年人恐怖犯罪的出现,与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育特征、暴力文化环境、挫败—攻击心理、文化教育缺失和恐怖组织的蛊惑拉拢等因素密不可分。

传播暴恐音视频案件的侦查——以2016年“四川十大反恐案件”为例

通过互联网大面积传播扩散暴恐音视频,其危害性表现在鼓吹极端思想、腐蚀群众意识形态、传授犯罪技能、诱发新的犯罪。有效遏制暴力恐怖犯罪行为,必须严厉打击、控制暴力恐怖音视频的传播与扩散。铲除暴恐音视频根源困难、网络监控难以做到全覆盖、网站管理制度不健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以及网络反恐情报共享不畅等因素是公安机关开展侦查面临的主要问题。预防传播暴恐音视频案件,应当从加强宣传引导、加强网络管理、提升网络检查的技术水平、深化情报信息工作等方面进行应对。

去“极端化”背景下的新疆反暴恐情报体系研究

[目的/意义]为了研究新疆公安机关在去"极端化"战略背景下如何立足于本地实际与时代发展趋势,通过构建合理而完善的反暴恐情报体系应对新疆的暴恐活动,维护新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方法/过程]以新疆暴恐活动的历史发展脉络为时间维度视角,以新疆公安机关当前情报工作业务为现实维度视角,结合当前去"极端化"战略的具体实践,对新疆反暴恐情报工作进行深入考察,进而优化和完善其运转体系与模式。[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去"极端化"背景下的新疆反暴恐情报体系,应当以"防患于未然"为核心目标,以民生建设和宗教管理为两大支柱,突出感知应变、预测评估和分析应对能力。借助于发展战略、组织机构、主导力量、作战平台和反恐合作五大要素,通过不断完善整合情报工作主体、情报工作阵地、情报工作对象和情报交流模式的科学配置,新疆的情报工作系统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维护新疆的长治久安。

新疆暴恐犯罪防控研究

近年来,新疆地区的暴力恐怖犯罪愈演愈烈,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造成了巨大危害。要有效防控暴恐犯罪,必须标本兼治、双管齐下。"治标",即对当前猖獗的暴恐犯罪必须从严惩治,遏制其蔓延势头;"治本",乃是要从犯罪学视角找寻犯罪根源,从而对症下药,消除暴恐犯罪的诱因与条件。

暴恐案件刑事证据问题审视及其制度构建

暴恐案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刑事诉讼中证据问题之特殊性。当前,暴恐案件侦查取证及证据运用呈现出一些典型问题:一是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认定,不同认定模式影响到认定活动中的证据与证明;二是刑讯逼供的合法性,口供的重要性及获取困难使对“酷刑”的认识发生变化,这同人权保障诉讼理念产生冲突;三是证人是否应出庭作证,对证人保护的需要同证据法的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规则相抵牾;四是技术侦查(电子监控)的规制,暴恐案件监控范围的扩张带来持续争议,通过电子监控收集情报信息、证据材料受到社会的质疑。这些问题可通过暴恐案件证据制度特殊性的影响因素得到说明,实质表现为制度背后的多元价值冲突。我国暴恐案件证据制度构建应立基于“兼顾”与“平衡”的理念,在“适当放宽”原则下构建证据规则体系及其证明标准,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着力:第一,适当调整证据收集有关法律规定,适当放宽证据收集方法上的限制,同时适度克减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第二,适度调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仍强制排除,而以威胁、引诱、欺骗方法取得的口供,以及非法获取口供衍生的实物证据一般不排除;第三,调整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相关制度,在坚持直接言词原则基础上,侦查人员(卧底警察)、线人原则上免于出庭,并完善证人特别保护制度和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第四,构建反恐情报证据转化制度,可借鉴国外经验采用直接使用和间接转化两种方式,创新平衡秘密性与公开性的证据转化折中措施;第五,适当调整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适当加重暴恐案件被告人证明责任,注重特殊情形下“推定”的运用,适度降低认罪认罚暴恐案件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在证据制度构建基本路径上,可先以司法解释形式对暴恐案件证据制度规则作出统一规定,再逐步将成熟的重要内容纳入法律或为相关领域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奠定基础。

暴力恐怖案件被害人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类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尤其暴恐案件的发生给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威胁。自2008年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以来,类似恐怖事件时有发生。现代中国为什么频繁发生暴恐事件、暴恐事件被害人有哪些、恐怖分子与被害人有什么特点、被害人的权利应该如何保障、又该如何有效地进行被害预防工作是有待于解决的重要问题。

中国暴恐犯罪的治理问题研究:以“枫桥经验”为视角

暴恐犯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犯罪,其主要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消除暴恐犯罪这一危害人类社会发展的毒瘤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暴恐犯罪开始在我国泛滥,分析我国近来发生的重要暴恐犯罪之特点并总结其发展趋势,结合新时代"枫桥经验"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立足预防这一基本经验,对于预防和治理我国暴恐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国内公安反恐工作发展的因素

党的十八大为我国公安反恐怖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恐怖活动威胁,制约当前国内公安反恐怖工作发展的因素尚未完全解决。唯有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才能在未来的工作中充分发挥出公安反恐怖部门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应有水平。

国际刑事法院依危害人类罪对海上暴力犯罪的管辖

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打击和惩治海上暴力犯罪,但由于对海上暴力犯罪进行惩治的国际法律体系存在着管辖权破碎的问题,致使缺乏对犯罪行为人(尤其是海盗团伙、恐怖团体的领导人)进行惩治的有效手段。随着海上暴力犯罪的恐怖主义化,以及有组织跨国集团参与到诸如海盗犯罪、暴力危及海上航行安全罪、海上恐怖主义等犯罪中,海上暴力犯罪行为开始愈发的残暴,并出现大量死伤等危害人类情形。针对以上情形,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关于危害人类罪管辖条件、构成要件等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以对海上暴力犯罪中的危害人类情形依危害人类罪予以管辖。

当前我国暴恐犯罪的综合防治

当前,暴恐犯罪出现了主体构成复杂化、"年轻化"以及境内外加紧勾结等新特征。这既与境外因素的刺激,也与境内滋生"土壤"的存在有关。对此,应从"预防性"刑事立法、区域国际反恐合作、国边境有效管控、涉恐资金阻截以及情报工作创新等多角度出发,着力创设反暴恐犯罪的立体式综合防治体系,从而在治理暴恐犯罪的基础上实现犯罪预防的最终目的。这对切实提升当前反恐工作水平而言至关重要。

法治视野下的新疆暴力恐怖犯罪问题研究

在新疆地区,对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仍然存在观念认识上的不统一。在重新认识恐怖犯罪活动的背景下,新疆暴恐犯罪的新特征可以概括为动机复杂、手段残忍、境内外勾结以及向内地延伸等。在新特征的背后,暴力恐怖犯罪猖獗可以从历史、地理、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找到原因。结合新疆反恐的严峻形势,完善刑罚制度、建立预警机制和强化应对机制是预防和处理暴恐犯罪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