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Voltaire，Francois Marie Arouet，1694—1778）法国启蒙科学家（Civilize Scientist，France）

伏尔泰的父亲是小官吏。伏尔泰是法国18世纪思想敏锐、言辞锋利、聪明过人的才子之一，他既受人喜爱，又受人诅咒。因为他与别人舌战总能赢得胜利。也许是“祸从口出”，他多次被囚于巴士底监狱；至少有过一次遭受绅士所雇暴徒的殴打，因为这位绅士认为棍子要比语言争论更加奏效。他请女友夏特莱把牛顿的《原理》翻译成法文，并在1737年为该书写了一篇评论。

伏尔泰人文主义思想的研究与反思——以欧美学界为中心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其人文主义思想是西方人文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作品不断被整理和研究。凯尔版、博肖版和莫兰版的全集及贝斯特曼版的书信集奠定了其人文主义思想的研究基础。早期研究者们的经典著作和观点成为研究伏尔泰思想的理论基石。欧美学界对伏尔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学者们关注的是启蒙思想家群体,对伏尔泰人文主义思想尚缺乏系统的论述。借鉴西方相关的理论可以深入理解伏尔泰的人文主义思想,法语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跨学科理论的运用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视角。

伏尔泰与18世纪法国刑法改革——以西尔文案为中心

18世纪60年代,伏尔泰为一些受到司法迫害的民众进行了慷慨激昂的辩护。西尔文案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通过对这些具体案例的深入调查,伏尔泰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刑法改革措施,如要求刑法统一,主张刑法与宗教分离;主张罪刑法定,反对封建擅断;主张罪刑相适应;提倡刑法人道主义,要求摒弃酷刑、废除绞刑;主张将自杀、杀婴及同性恋行为非罪化及要求罪犯参与劳动改造等。伏尔泰为实现其刑法理想所作出的努力深切影响了18世纪法国刑事立法改革的进程。

伏尔泰《中国、印度及鞑靼通信》中的中国书写

16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的五位传教士到达北京,由此拉开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序幕。他们学习汉语,研习中国文化,通过书信、著作将中国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传递到法国,这些作品成为从未涉足中国的法国人乃至欧洲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知识源头,并推动了“东风西渐”,掀起了18世纪法国的“中国文化热”。这在法思想领域尤为明显:启蒙思想家们亟须这股“东风”为己所用,他们以“中国文化”为镜鉴,照射出所处时代“礼坏乐崩”的社会状态,希冀引领民族进行自我审视,于黑暗蒙昧趋向理性之光。法国文学巨擘伏尔泰无疑是个中翘楚,他在研究和推崇中国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上,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无人能出其右。“论中国”几乎贯穿他的重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之中。

试论伏尔泰的批判史观及其基础

伏尔泰的批判史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否定教会的权威,批判神学史观,伏尔泰摒弃了中世纪的神学史观,反对用《圣经》的观点来解释历史,伏尔泰还对教会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伏尔泰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多史学家在研究历史上的种种错误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对于欧洲封建史学家的史学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于古罗马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也不以为然。伏尔泰还明确指出,以前诸多历史学家貌似真实的记载其真实性值得怀疑,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当时及后来的史学家不可能获得准确的资料及信息。伏尔泰的批判史观不是偶然产生的,它有三个得以产生的基础:自然科学的发展及人类视野的扩大,迫使史学家们用新的史学观来看待历史,因此历史的研究范围也就扩展了;近代理性主义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尤其是史学家相信进步史观;对于欧洲其他国家及法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则使伏尔泰的写作方法与前人相比既有相同点同时又在很多方面显示其过人之处。

浅释伏尔泰的进步史观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领袖,在理性主义启蒙的时代背景与进步观念的影响下,形成其进步史观。他深信社会是进步发展的,历史进步本身的动力来自理性与科学的指导,人类一定会在理性的指引下战胜愚昧,开创美好的未来。其进步史观对当时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走下神坛的伟人——牛顿与伏尔泰

摘自作者所著的《物理学与人类文明十六讲》一书,该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介绍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伟大成就,伏尔泰宣传牛顿理论的杰出贡献,描述了作为伟人的牛顿与伏尔泰,以及作为"普通人"的他们。

从伏尔泰到亨廷顿——西方“文化形态史学”透析

"文化形态史学"是西方近代以来兴起的史学流派,习惯上人们认为"文化形态史学"兴起于斯宾格勒,汤因比是其集大成者。笔者认为首开世界文化形态研究之先河者当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尽管在他的著作里既没有出现"文化形态史观"的概念,也看不到对此进行的诠释,他只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运用"文化形态史观"进行历史学的撰述,他对于"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之功为其后的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诸家所继承。由于他们之间存在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以宏观的视角分析问题,都关注西方文明的前途,均注重对文化、文明的研究,并将之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点。

新古典到启蒙的转折——简论伏尔泰美学思想

伏尔泰是法国新古典主义到启蒙美学转折时期的重要代表 ,他综合继承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哲学成果 ,并结合考察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和艺术实践 ,提出了关于民族审美鉴赏力、艺术想像力和艺术创造性的深刻见解 ,为启蒙时代的艺术感性观念开了先河。

伏尔泰对英国政治哲学的传播

伏尔泰推崇牛顿与洛克的学说以及英国的政治制度,其整个政治哲学的基础来源于牛顿与洛克的自然神论与经验主义认识论。伏尔泰是洛克政治哲学的积极传播者,认为自由的价值高于平等,人最根本的权利是财产权。伏尔泰更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确立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哲学的积极传播者,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法国封建专制,含有倡导财产权利、自由的价值理念等明显的政治意图。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不断地锻造着从英国输入的启蒙思想武器,创立了注重平等的法国特色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试论伏尔泰对中国哲学的解读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早期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中国热"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他正是通过对中国哲学的解读,为其反封建、反神学斗争吸取营养的。但由于伏尔泰所掌握的中国哲学的材料极其有限,且都是经传教士们"消化"过的二手资料,这就使他对中国哲学的解读出现了无可避免的粗浅性、片面性和主观性。

中国的伏尔泰史学研究述评

伏尔泰史学研究在中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对伏尔泰在史学上的贡献认识不足 ;二是伏尔泰史学名著的翻译太晚 ,滞后了国人对伏尔泰史学思想的了解。中国史学界认为 ,伏尔春对史学的贡献在于从理性史观到世界史观的创新 。

伏尔泰的世界史观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史学的代表人物。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把他看成是当代法国新史学最早的“祖先”。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把今天“研究历史”的全球性方法,看成是“启蒙时代的编史传统”的“恢复”,而伏尔泰的《论各国习俗和精神》和《世界史》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作。显然,伏尔泰的世界史观在他的整个历史思想中,及在西方的历史思想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全面理解他的世界史观,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沉沦约1个半或2个世纪后又受到重视的现象,对认识西方历史思想史是很有必要的。

论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借用与衍化

元杂剧《赵氏孤儿》是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也是历史上对西方影响最大的中国戏剧。法国作家伏尔泰从中撷取灵感创作《中国孤儿》,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中国风潮。伏尔泰的直接动机是为了批驳卢梭的野蛮人高尚论,为此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根本动机则是借宣扬中国高尚的道德精神来传达自己的启蒙思想,为此则不惜多方面向大众的审美趣味妥协。

中国哲学自然神论之普世性的发现——论伏尔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伏尔泰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面超越莱布尼茨而作出的独到贡献,在于他从人类认识发展普同性的视角考察了自然宗教在世界各民族中的起源、表现及其发展,认为自然宗教是各民族最古老、最具普世性的宗教,但中国"哲学家的自然宗教"比西方和其他民族的自然神教更为纯正。他把孔子伦理学与古罗马斯多噶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学说作了比较,认为二者一样纯粹和严格,也一样合乎人情,但亦存在把孔子学说爱比克泰德化的倾向。他把孔子的自然神教与基督教作了比较,认为孔子的自然神教是理性的宗教、圣人的宗教,而基督教则是启示的宗教、先知的宗教;孔子反对为了推行教化而对老百姓进行好心的欺骗,而基督教的先知们则不然;孔子的自然神教中没有迷信因素,故不能引发宗教狂热,而基督教则不然。伏尔泰使儒学资料服从和服务于其思想体系的建构,并借助虚构的思想资料对儒学作了创造性的诠释,但这一做法也证明了中西哲学之会通的可能性。伏尔泰晚年对其中国观的"偏见"作了反思。

伏尔泰式嘲笑:马克思肯定的一种宣传方式

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在他的哲理小说中将讽刺、荒唐、诙谐和嬉笑怒骂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温文尔雅式的嘲笑。马克思称这种宣传方式为“伏尔泰式嘲笑”。这种宣传方式不拘一格，马克思对此十分欣赏，他喜欢引证伏尔泰的名言：“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

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先驱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 ,提出了理性主义进步史观 ;他把目光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史转向文化史 ,开文化史之先河 ;他批判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 ,提出整体史的研究方法 ;他还首次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所有这些思想精华和将其理论付诸实践的两部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使之享有西方“近代历史学的先驱”这一不朽称号。但是 ,伏尔泰对人的理性过分夸大和对中世纪的论战性的否定 。

伏尔泰文化史观简论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首次把人类精神的进步作为历史发展的衡量尺度 ,提出了与只注重政治、军事、外交的传统史学相异的崭新的文化史观 ,开创了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史领域 ,体现其文化史思想的代表作《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了其文化史研究的基础 。

论伏尔泰与孟德斯鸠中国观的主要分歧

伏尔泰与孟德斯鸠中国观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国是开明君主制国家还是专制国家;中国的伦理道德是理想社会的基础还是专制暴政的纠偏器;中国人的品行是诚实有礼的还是狡诈的。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是由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和学术立场决定的。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对伏尔泰的影响

明末清初,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将其在华的所见所闻著书立说,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即是这样一本著作。此书对许多欧洲启蒙思想家都产生过影响,其中包括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伏尔泰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态度、开明君主专制思想及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方面都受到李明此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