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北宋著名学者作品考辨五则

文章细绎相关史料,考证北宋时期的五位著名学者的生平事迹,或作品撰者、系年问题:宋初学者梦英的生卒年、《颜氏家庙碑跋》的撰写者、王安石《吴长文新得颜公坏碑》的撰作时间、著名画家李公麟的中进士之年、苏轼《题鲁公书草》的题写时间等。

从“欲与稷契遐相希”到“始信人间是梦间”——由王安石对金陵的咏叹看其诗风演变

王安石一生与金陵有不解之缘,对金陵的咏叹是考察王安石思想与诗风演变的一个重要窗口。金陵承载着王安石初入仕途时的积极进取之心、变法受阻时逐渐减淡的仕宦之意以及晚年归隐的复杂思想,体现了复杂政治生态环境下王安石的心态变迁和诗风演变。前期,王安石较多表现出儒家积极入仕,咏写金陵的诗歌呈现出雄直劲峭、硬朗刚健的诗风。中期,是王安石思想由儒入禅的过渡时期,咏写金陵的诗歌风格变得思虑深远、渐趋沉郁。后期,王安石退居金陵,耽佛习禅,咏写金陵的诗歌风格变得澹泊宁静、含蓄深婉。透过王安石对金陵的咏叹,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诗风的演变轨迹和深层动因。

王安石的金陵山水诗及其文化意蕴探析

王安石诗集中金陵山水诗达200余首,对于研究他的晚年诗风和金陵情结有着重要意义。他对金陵的情感转变以退守江宁为界,可以分为酝酿期和定型期。他在金陵的生活状态赋予了相关诗歌丰富的情理内涵,促进了宋代山水诗和田园诗的合流。王安石不仅以独特的双重写作视角描绘金陵,而且实现了生活节奏和诗歌节律的内在统一。金陵山水促进了荆公思想和诗风的转变。王安石的吟咏使得金陵山水诗化和品格化,进而丰富了金陵这一文化地标的内涵。

囚徒心智与学术研究

五十年前,马来西亚社会学家阿拉塔斯提出囚徒心智概念,一方面是为了指出亚洲学界效仿西方社会科学的弊端,另一方面是倡导亚洲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本文首先通过阿拉塔斯发表的两篇论文,阐述囚徒心智概念的基本内涵,讨论阿拉塔斯的两部力作,其中是一部历史社会学著作,涉及马来亚华人;另一部是社会学理论著作,关涉到王安石的廉政思想。通过对这两篇文章和两本书的解读,旨在借镜观形,内视在地化的囚徒心智。

熙宁庙议与朱熹的宗庙思想

朱熹不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并且参与了宁宗朝初年关于僖祖祧庙的礼学实践。所谓僖祖祧庙问题,实源于宋初以来太祖于宗庙祫享时正东向位的争论。到了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当国,推行追崇僖祖为始祖的礼学举措,从而推翻了汉晋以来“祖有功”与“亲尽祧迁”的主流意见。即便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左,王安石的意见和举措依然得到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们的支持。详考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可上溯至《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说,这种说法又进而影响到后来明世宗尊崇本生父为帝乃至称宗祔庙等一系列礼学举措。通过探析这些礼学实践背后的理学依据,足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程昉:一个熙宁改革的样本

程昉是熙宁改革时期一个典型的事务型官僚。他被宋神宗提拔,被王安石知遇,从事工作类型多样,以农田水利为主。程昉参与变法的作为有成功之处,也有诸多问题,饱受反对派的干扰与打击。程昉的经历体现出熙宁变革在地方的推行情况以及改革面临的困境。程昉是神宗熙宁变法的一个经典样本,从中可以略窥北宋王朝改革的样貌。

“乾隆三大家”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以“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和蒋士铨为代表的一代清中期诗人,打破诗坛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唐宋诗之争及门户派别的局限,以历史视角审视唐宋作家的诗词作品,用更为客观的态度、理性的精神加以批判和继承,从诗学视角创新性地表现出更为全面的审美视野。笔者拟从“性灵说”思想下袁枚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诗贵自然”思想下赵翼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蒋士铨历史政治关照思想下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呈现清代中期王安石诗歌接受情况。

清末王安石诗的接受与阐释——以梁启超评点《王荆文公诗》为例

清末王安石诗歌备受关注现象,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诗学思潮有关,但更离不开梁启超的参与和推动。对《王荆文公诗》的评点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对王安石诗歌贡献的肯定。通过梳理该书籍的评语可以发现,梁启超着重阐发了王安石诗与韩愈、杜甫之渊源关系,同时对王安石诗的风格,如字韵的使用、句法、章法等方面予以较全面评价,对王安石诗意境之美和诗歌中的人生况味亦多有索解。总之,梁启超高度认同王安石对宋诗的贡献,对其诗歌成就评价极高。由此可见梁启超与王安石在诗学主张及风格追求上有相似之处。

论王安石“伴送北使”诗

王安石伴送契丹使者,是其人生经历中的一件大事。王安石“伴送北使”类的诗歌作品内容丰富价值独特,饱含边塞苦寒、乡关万里、辞亲念归之悲凉思绪。王安石伴送北使的交通路线图曲折复杂,其扬鞭走马匆匆早行的奔波身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行走在北疆大地上,对沿途风光景物去程时的审美感知与返程时的审美感知风格迥异,形成强烈对比。

严复论王安石诗文

严复以评论与唱和形式论王安石诗文,申明重“经济之学”;多以王安石诗文阐发治世理念,借其与自我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宣示自我救世方略和文学理念。他评价其诗文的辞章,重行文逻辑、语言表达,着意于诗歌措辞的严谨和审美的多元化,并接受批评对象的反塑作用,助推自身辞章理念的深入发展。严复的评价处于近代视域之下,具有较大的褒贬弹性,建构了文才横溢、经世济民、具有先进治世理念的近代王安石形象。

群体断层激活及负面效应涌现:熙宁变法缘何从志同道合走向四分五裂?

群体断层构念与决定组织变革成败的高管团队多重人际交互及其演进表征十分契合。但群体断层因为什么而激活?激活了的群体断层是如何影响高管团队的群体过程及组织绩效产出?这些问题亟需实证性的探索和检验。本研究基于《王安石年谱长编》,辅以《宋史》及后人相关专题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以王安石越次入对宋神宗到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观察窗口期,对此期间与他存在密切交互关系的52个关键人物的交互过程、交互结果及成因进行了编码分析。结果发现:(1)群体断层激活及负面效应涌现能完美解释熙宁变法的演进过程及最终的失败;(2)关键岗位人员王安石人际交互风格的不同构面是激活熙宁变法中不同群体断层的主要变量;(3)王安石与直接上级宋神宗、本位群体变法新晋和他位群体同朝老臣之间交互的聚散性,决定了活化的群体断层效应正负及交互演进表征,进而决定了熙宁变法的失败。本研究为群体断层激活变量的识别及不同群体断层在同一时空下的叠加效应提供了新的洞见,同时为组织变革及高管团队多样性的管理提供了实证资鉴和理论指导。

王安石市易法与官药局流变新探

两宋时期是古代官药局的初创期和蜕变期。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是官药局创置、发展、流变过程中尤为关键的制度链条。首先,官药局的创置,缘起于市易务卖药所垄断销售太医局熟药的争议。神宗就此诏令市易务卖药所改隶并重组太医局,统筹太医局熟药的制售机构资源,力图实现平价营利与慈善惠民的双重目标。其次,官药局的运行及发展,是市易法实施后专卖制度在医药领域的实践拓展。北宋中后期,地方上的市易抵当监官也是地方药局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市易抵当机构在市易法被废除后依然在央地之间官药的统购分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官药局在北宋末到南宋的流变,根源于官药营利与惠民之间的矛盾难以调解。徽宗在崇宁至政和年间围绕太医局进行的再造,结果也适得其反。这最终导致南宋中后期依靠地方力量捐助或另筹资金重新开设的地方药局,不再具有“官”的职能特点,而是蜕变为以赠药和义诊为主的慈善医疗机构。

元丰明堂祭天改制与王安石的天人之道

《开元礼》以后,郑玄学说支配下的圜丘、祈谷、明堂三大祭天礼的差异性逐渐消除,转变为了对象一致的一岁四祭天。后随着祭祀对象中的感生帝、五方帝日益失去现实基础,北宋中期圜丘、明堂礼制的重构为赵氏家族的帝位继承提供了新的礼制基础。熙宁以前的明堂配帝之争已使得皇考而非受命祖得以配天,王安石从“道”的层面以“天道”“人道”区分和重构了祭天结构,圜丘效法天道自然生物,明堂基于人道人为成物。元丰郊庙改制采纳了王安石的天人学说框架,明堂只祭昊天上帝,配帝用皇考,祭器逐项改用宗庙之制,使得昊天上帝作为皇室家族的一员,君主世代得以配天。圜丘象征皇权公天下的受命,明堂则强化了天命对赵氏家族世代继承帝位的认可,取代郑玄学说和《大唐开元礼》成了祭天礼制史上的转折点。

王安石《元日》“屠苏”考

王安石《元日》诗之“屠苏”有建筑、药酒二说,其当为药酒。从语词训释来看,“春风送暖入屠苏”之“入”当训“进”,义为喝、饮用;全句之义即为在生机孕发的时令中饮入加热的屠苏酒而顿感暖意倍增。在宋人诗词用例中,“入屠苏”即有“饮用屠苏”之义。释“屠苏”为药酒,亦符合文本所描摹的历史民俗语境。“屠苏”之“屠”当读如“瘏”,为病之义;“屠苏”义即为“疾病痊愈”,有祈求康复之寓意。

王安石与韩愈“以问为诗”的对比研究

韩愈诗中包含问句的诗歌占比接近一半,问的内容和方式也十分广泛,“以问为诗”是其诗歌的一大特色。王安石作为唐音转宋调的关键人物,将韩愈作为师法对象。在对韩愈的文学接受中,王安石虽有尊韩、诋韩的矛盾,但创作中却不自觉受其诗歌风格影响。王安石的问在选词造句、立意手法等方面都对韩愈进行了研习。同时又在诗问广度、艺术性、诗歌意境上对韩愈实现了新变和超越。在这种创造性的文学接受中,王安石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并深刻影响了宋诗“好议论、重学问”的整体面目的形成。

“当时大本从忠谏”——以王安石与赵抃切入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关系考察

透过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与赵抃的交集,可以窥见的是,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冰炭不投。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儒学的教养和政治主宰的使命感,让多数士大夫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念。在士大夫之间,尽管因具体施策的主张出现分歧,但多是止于公事层面的争执,较少夹杂个人恩怨。这是政治生态在激烈的党争时期以外的正常状态。

王安石与二程天道论新探

以往学者少有专门从天道论层面比较王安石与二程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从二程“理本论”的角度批评介甫之学“不知道”“以气明道”“支离”,这一批评造成了学界长期以来对王安石天道论的误解和忽视。王安石天道论主要包含以道为本体的道本论、以道—元气—冲气/阴阳—五行—万物为结构的宇宙生成论和“天生人成”的天人关系论三个方面,它是一个自我圆融的思想体系。北宋儒学复兴本身呈现多元发展的状态,王安石新学也置身其中。为了促进当代儒学的全面发展,重新挖掘王安石新学的理论价值尤为必要。

义理诠释学视域下王安石心性思想论衡

王安石的心性诠释是其道德性命之学的主要构成部分。以义理诠释学作为基本的研究视角,试图回归到道德性命之学的普遍性系统和王安石多路言性的独特性建构中理解王安石的心性诠释。在理境论中,王安石以“体”言性,将“天道性命通而为一”之理境阐释至具体清澈精诚恻怛之圆而神的境地。在诠教论中,王安石以“德”言性,以性善确立了吾人道德践履的先天依据,并以气禀作为吾人成德之现实依据。在工夫论中,王安石以习言性,并依托理境论和诠教论开“涵养”和“致知”两路习养工夫,最终实现成德之教正人之性的教果。王安石多路言性的诠性方式使其心性义理与道体之造化、道德之创造、现实之成德相契合,其道德性命之学义理之圆满可谓开北宋内圣学之先河。

论王安石绝句的艺术特征

王安石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其主要成就在于绝句的创作。于此体裁,他在充分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能别具面目。具体来说,在景与情上,其下笔往往工妙精微,又着意表现描写客体与周边环境的紧张关系而形成张力,使景、物成为抒情寄托的载体;在理与趣上,他或对惯常思想加以反驳,或对寻常事物鞭辟入里,令人警醒深思;在常与奇上,无论是字句推敲,还是谋篇布局,都体现了他对“寓奇于常”风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