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pplication of Wang Rongpei'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Ancient Poetry

Professor Wang Rongpei has put forward the translation principle—"faithful in meaning and vivid in description"and put it into use. Through a series of analysis and contrast of different versions, this essay would 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Professor Wang Rongpei's translation principle.

以诗意为旨归——论作为诗人的汪曾祺

诗在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自述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新诗创作多种风格并存,除了自称“有点朦胧”、多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还有平实通俗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重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诗融入了汪曾祺个体化和私密化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被小说、散文盛名所遮蔽的诗情和才气,同时富有试验特征的“少作”也为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诗歌之于汪曾祺,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的起点,他不仅将诗意视作贯穿一生的追求,并且将诗歌的理念和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呈现出“向诗倾斜”的特征,积极推动了小说体式的多元化发展。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昌龄诗歌接受的新变

清代是王昌龄诗歌接受史链条上最为关键的一环,出现了三个新变化:第一,清人首次提出王昌龄为“七绝圣手”,其七绝诗歌特质及地位更加突出;第二,清人突破明代“王不及李(白)”的观点,将唐人绝句“王李”并称的主张推向新阶段且渐成定论;第三,清人辩证评价王昌龄古体诗,走出了唐宋首推王昌龄五古、明代侧重王昌龄七绝之偏,兼重王昌龄古体与绝句。清人尤推崇王昌龄以极为精赡的七言绝句展现边塞大漠风貌和戍边军旅“意态雄健”、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以及善于捕捉或创造典型场景、善于表现情绪微妙变化的高超诗艺。

以论附注:王昶金石题跋与清人的金石阅读

金石题跋承载着金石学家的思想与情感,是其金石学思想从石本到纸本、从静态到动态的重要表现形式。《金石萃编》所录374则题跋是王昶金石学思想的结晶,其内容或订正金石文字、或补充史志之阙、或校勘文集错讹。题跋具有明显的“以论附注”特点,即在行文中考订金石原委、归纳金石义例、总结学术流变。就阅读史角度而言,金石题跋是“撰作者、书写者、锤拓者、阅读者”四位一体的凝结。此外,作为金石题跋的重要补充,金石诗通过诗歌再现了金石阅读的场景,成为王昶“以论附注”的另一种呈现。

王宜振儿童诗歌创作论

王宜振是新时期中国儿童诗创作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在日常生活中用一颗童心捕捉诗意,带着成年作家的生命厚度和西北故土的滋养,书写少年儿童眼中的自然和生活,歌咏独属于他们的情思和故事。对诗化语言的精熟运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使他的童诗创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试论钱谦益高度评价王稚登缘由及影响

钱谦益以明末清初文坛盟主的身份对明代诗歌进行批评,他的观点在明末清初,甚至之后的文坛上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而集中体现其观点倾向的是《列朝诗集小传》。传中钱谦益对吴中名士王稚登多有称赞,评价皆为正面,并在诗歌选取上亦有倾向。钱谦益对王稚登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清初文坛对王稚登评价。探究钱谦益如此评价的缘由,分析其评价的公允与否,是文学史、文化史上客观评价王稚登的重要环节。

杨慎对王维诗歌的选录与评析--以《升庵诗话》《丹铅总录》等为中心

作为明代中期的著名诗词评点家,杨慎对王维的研究可谓用功颇深。《绝句衍义》等唐绝系列选本所承载的选诗、序文等内容凸显出杨慎的独特的诗学观念,即重视绝句的音乐属性和体制要求,追求风雅格调,而这种观念与杨慎对王维绝句高手地位的话语建构实相呼应。《升庵诗话》《丹铅总录》两部著作共同呈现了作者对王维诗歌的多角度观照:在诗歌风格论中,重视王维浑融含蓄的审美倾向;在艺术手法论中,推崇王维精妙的字法与句法;在诗歌流变论中,辨析王诗的渊源与影响,还由此引发对宋诗价值的重新审察。通过“以经史考据之法治诗”,杨慎力图在重视原典、文字校勘、词句笺释三个层面把握王维等人的诗歌本貌。

明代名臣王崇古诗文集版本考述

王崇古是明代山西籍名臣,他曾两次出任三边总督,并在明中后期的“隆庆和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崇古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公余漫稿》《王督抚集》《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王鉴川文集》等。由于王崇古相关著述的编者不同,刊刻时间不同,其著述内容在刻印过程中或增加内容后重印,或被删节后刻印,或被辑录后刻印,至今有多种版本流传。这些著述不仅为研究王崇古的生平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而且对于研究明代山西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允晳生平事迹考辨及诗词平议

清末民初闽籍著名词人王允晳生平事迹有模糊之处,兹在考订其事迹基础上,重新为其拟订小传。王允晳诗多学宋诗,生前得享大名,他意欲以诗人之名传世,其实他的诗缺乏创造性,与其诗名并不相符。他的词却极为成功,他是清末民初学习宋末词人最为成功的闽籍词人,有“小令圣手”美誉。王允晳词的取径,论者议论颇多,或云学王沂孙,或云学姜夔,或云学张炎,各执一词,且有驳议,成一大景观。他的词于王、姜、张都曾学习,最后形成自己特色,以气骨著称,可以说他的词取法张炎最多。

禅意的再生——文化诗学视角下王维禅诗英译新探索

“诗佛”王维的诗歌中,禅宗思想、文学价值和美学的体现是其独特价值所在。因此,翻译王维诗歌需要兼顾语言层面的转换和文化层面的传达。已有研究在平衡文本研究和文化传达上还可更进一步。童庆炳提出的文化诗学涵盖微观的语言分析和宏观的文化批评,是达到这一平衡的理想框架。以文化诗学为视角,本文探讨王维诗歌英译的语言审美价值,禅宗美学和思想在译本中的体现,以及现实指导意义。

从江顺诒到王国维:近代“以境论词”审美批评趋向

“境界”说是近代词学研究的焦点,但从江顺诒到王国维“以境论词”的审美批评变化及价值,在词学史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寻绎“以境论词”这一近代词学审美批评的趋向,一方面是审美思维发生转变。江氏首次明确提出“词境”,把“以境论词”从传统词学风格审美,上升至统摄词学的审美批评;而王氏受西方哲学影响,又超越传统词学的审美义界。另一方面,“以境论词”的确立,促使词学审美形态的变化。从江氏词学体例的首次明确,到王氏的批评之学,超越了传统词学的审美形态。究其根源,在近代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以境论词”审美价值的多元,隐含了对外来文化冲击的不同回应。

苏辙与王巩交谊考论——以苏辙诗文为例

北宋文人好交游,因各自志向、理想或是政治倾向组成了不同的文人集团。苏辙为北宋官员,“唐宋八大家”之一,性格深沉,感情细腻。王巩出身官宦世家,性格洒脱,潇洒恣意。二人因较高的道德水平、相似的仕途经历、相同的兴趣爱好等因素交游长达数十年。二人互相扶持,彼此成就,是古代知识分子君子之交的典范。本文以苏辙诗文为例,探讨二人友谊的发端及发展过程并简要总结二人交谊密切的成因。

王夫之诗歌评点中“清”的内涵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学者,对古典诗歌的评论研究造诣很深,留存至今的《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中包含了丰富的诗学思想。其中,“清”作为重要的诗学概念,多次被提及,这其中固然有对以往诗论思想的汲取,然而更多地体现了王夫之对“中和”诗美理想的坚守和对明代诗歌的反思。不仅如此,“清”的内涵外延还被后世的评论家吸收,促成了诗学评论的代际转变。

生态美学视域下王阳明居夷诗的生态书写——自然、社会与精神

谪居贵州是王阳明心学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居夷诗折射出了王阳明当时的生存状态。与其“万物一体”“恻隐之心”心学观相勾连,诗中自然生态书写表现为喜山乐水与怜悯生物;在贵州百姓的热情关切下,其诗中社会生态书写表现为由外来个体向社会群体转变;受贬谪之苦与生活之乐的交互影响,其诗中精神生态书写表现为忧伤郁结伴自我开解。物质文明不断发展,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与精神生态脆弱程度加深,王阳明居夷诗中的生态书写饱含生存智慧,对启发今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同时生态美学对王阳明居夷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清末王安石诗的接受与阐释——以梁启超评点《王荆文公诗》为例

清末王安石诗歌备受关注现象,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诗学思潮有关,但更离不开梁启超的参与和推动。对《王荆文公诗》的评点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对王安石诗歌贡献的肯定。通过梳理该书籍的评语可以发现,梁启超着重阐发了王安石诗与韩愈、杜甫之渊源关系,同时对王安石诗的风格,如字韵的使用、句法、章法等方面予以较全面评价,对王安石诗意境之美和诗歌中的人生况味亦多有索解。总之,梁启超高度认同王安石对宋诗的贡献,对其诗歌成就评价极高。由此可见梁启超与王安石在诗学主张及风格追求上有相似之处。

“乾隆三大家”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以“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和蒋士铨为代表的一代清中期诗人,打破诗坛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唐宋诗之争及门户派别的局限,以历史视角审视唐宋作家的诗词作品,用更为客观的态度、理性的精神加以批判和继承,从诗学视角创新性地表现出更为全面的审美视野。笔者拟从“性灵说”思想下袁枚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诗贵自然”思想下赵翼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蒋士铨历史政治关照思想下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呈现清代中期王安石诗歌接受情况。

“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笔下的丝路戍守

唐王朝的繁盛,一方面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再次繁荣分不开,另一方面又得益于常年在河西走廊、西域的不怕牺牲、艰苦守护“丝绸之路”的唐朝将士。盛唐时期,描写“丝绸之路”戍守最为杰出的诗人是王昌龄。其诗内容主要包括戍守的艰辛与危险、戍守的庄严与喜悦、戍守中的怀念与感伤、戍守中对战争的反思。边塞行丰富了诗人的情感,扩大了诗人的眼界。诗人观察细致、思考深入、体验深刻,所作内容深厚,有玉壶冰心的朗洁。

南宋王阮精神人格及诗歌研究

王阮是南宋时代士大夫的代表,历任各地官员;也是南宋中兴诗坛重要诗人,有诗集传世。他的身上,有爱国的浩然正气,是将门之后,也是人杰;有爱民的济世精神,卓越的治理才能;同时还有超然平和的隐逸情怀,有陶渊明之风。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体现为慷慨刚大的南宋中兴之气,清淡平和的理趣之风,呈现多元化的审美意味。

新格律派视角下的汪榕培《诗经》英译探析

王宏印将汪榕培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实践识解与认定为“新格律派”。本文通过梳理汪榕培英译本《诗经》中“典故淡化”“主题革新”属性的译介实务,具体探析王宏印关于汪榕培英译中国古代经典诗歌具有“新格律派”翻译特质的研究观点,以期深度体会汪榕培在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实务中,超越阅读认知理性、变通解读行为规范的跨文化译介与交际的核心视点与对应方法。

从诗艺到“诗史”:王阳明诗风递嬗中的杜甫因素

王阳明以“龙场悟道”为界的诗风转变,从诗学取径来看亦可谓一个“发现杜甫”的过程。王阳明前期诗歌主要宗法以李白为首的盛唐诗人,对杜甫的接受止于诗艺层面。“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对杜甫的接受发生了从诗艺到“诗史”的转向——其自觉以诗纪“一人之史”与“一国之史”,特别是在其赣州诗、江西诗和两广诗中涌现出了大量表现社会现实民生之作,体现出民胞物与的圣人情怀,具有鲜明的“诗史”特质。王阳明对杜甫接受的深入与内化,是催生其后期诗风转变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