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元化对王国维、陈寅恪的价值认祖--百年中华学统的三个“托命之人”

系统追溯王元化对王国维、陈寅恪的价值认祖,可从两个视角去研读。若着眼于清华学脉的微观情结,则王元化与王国维、陈寅恪的缘分不无传奇性,元化8岁前随父母居住清华南院,王国维、陈寅恪恰为其左邻右舍,晚年元化深挚认同王国维、陈寅恪为其人格符号的价值源头,仿佛戏剧性“返老还童”。若着眼于百年中华学统谱系,则这又是关涉现代思想史的宏观叙事,既然能证明标志学统的现代分娩及人格表征的三个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皆具清华背景,那么,称清华学统为中华学统之现代典范也就当仁不让。而晚年王元化于20世纪90年代经“第三次反思”后追认王国维、陈寅恪的价值源头,进而跻身于将百年中华学统从20世纪承续到21世纪的托命者行列,也就水到渠成。王国维、陈寅恪、王元化在各自演绎学统的百年演进方面角色纷呈:王国维在清末扮演了诗意栖居的“学术逸民”,陈寅恪在鼎革前后历经了从“学术逸民”到“学术遗民”的角色转换,王元化则以“后学术遗民”角色担当了现代学统的跨世纪接力。

“考据”与“义理”--王国维、孟森、胡适关于《水经注》公案的论辩

自清中叶以来,关于《水经注》公案的议论可谓众说纷纭。民国年间,有关《水经注》公案的论辩更是将这个问题推到学界关注的中心。论辩双方均以考证文章作为基本形式,阐述己方之观点。王国维、孟森在公案的讨论中通过文本的校勘得出结论,虽不免“过火”之处,基本上仍遵循了“论从事出”的原则。而胡适应已先期抱有“确信被告是无罪的,甚至有罪的恰恰是原告”的心态,通过外围反证和否定论学对手的正当性来证成自己的观点,而“先立大本”的论证方法,使得胡适的观点在讨论中常常表现出“证据”与“结论”的张力。在这场看似以纯粹的客观考证为指归的学术论辩中,其实蕴含着不易为外人察觉的观点之争。通过对这场公案的再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观察论辩双方的论学心态以及背后幽微难察的学术话语权的建构过程。

丛枝菌根真菌对红花生长及根际土壤微环境的影响

为提高红花产量与品质,通过田间试验研究了接种丛枝菌根真菌对红花生长、产量以及根际微环境的影响。试验设计4个处理:摩西球囊霉菌(Glomus mosseae)单菌接种组(GM)、根内球囊霉菌(Glomus intraradics)单菌接种组(GI)、G.mosseae与G.intraradices混合菌接种组(H)、不接种的对照组(CK),测定了红花伸长期的生物量、丛枝菌根真菌侵染率、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酶活性、土壤pH值及根际土壤碱解氮、速效钾、有效磷含量等指标。结果表明:3个接种组丛枝菌根真菌均有侵染,混合菌接种组侵染率最大(69.00%);与对照组相比,接种组的生物量和产量均明显提高(P<0.05),其中接种混合菌的效果最大,红花生物量、花绒产量、单株籽粒质量比对照组分别提高35.67%、17.79%、24.86%;接种组根际土壤碱解氮含量、速效钾含量、全磷含量均降低,而土壤有机质含量、速效磷含量和磷酸酶活性均提高;红花生物量、产量、土壤有效磷含量、磷酸酶活性与丛枝菌根真菌侵染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红花丛枝菌根的形成改善了根际土壤微环境,提高了土壤肥力,从而促进红花生长,增加红花产量,根际效应与丛枝菌根真菌的种类有关。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一个词的战争——重读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

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观念是利用中西两种诗学传统的思想资源建构起来的。他在建构自己的“自然”观时,面对的是中国传统和西方nature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自然”,这两种“自然”观并不具有对等性和同质性,西方浪漫主义时代的原始主义、有机主义、非理性主义等三种自然观构成了它的理论主体。而“自然”一词在中国古代诗学中负载的种种意义或遭受压抑,或被放逐到边缘的位置。因此我们与其把王国维笔下的“自然”看作两种诗学传统的融合,不如看作在特定历史语境的知识/权力关系中二者对符号意义的争夺。正是通过对现代中文里许多类似“自然”这样词汇的符号意义的占领,西方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权威地位才得以牢固地建立起来。

王国维“境界说”视野中的“真景物”与“真感情”——《人间词话》“境界涵义论”献解之三

学界关于王国维"真景物"、"真感情"的阐释历来多有分歧,其实,这是两个包蕴丰富、需要多维解读的概念。所谓"真景物",是指诗人以自由空明的心态直观把握外在景物,经由创造性的艺术传达而写之于诗词中的自然、逼真、富于特征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图景;"真感情"则指创作主体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自身对宇宙人生真诚、激动的情感反应,并通过独创的诗艺形式表现出的个性化的人类情感。王国维认为,写出"真景物"和"真感情"的诗词文本都可称之为有境界。"真景物"与"真感情"都是含有"情"、"景"两种质素的艺术存在,只是两者之中的情、景各有不同的特性和迥异的组合形态。"真景物"、"真感情"既可以指一首诗词的整体,也可以是其中的个别诗行或词句。

两个第一：王国维译、编的《教育学》——编辑后记

王国维先生于1901年翻译了日本立花铣三郎编著的《教育学》,这是引进中国的第一本全文翻译的《教育学》。他于1905年编著了一本《教育学》,这是国人编著的第一本《教育学》。这两个"第一",王国维也足以名垂中国教育学史册了。我们把他翻译立花铣三郎的一本与他自己编著的一本,合辑在一起。以后者为正文,以前者为附文。

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

存在主义与其他西方文化思潮一道"东渐"并汇入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原点——"天人合一"观具有价值关系的契合性。首先,从本体论层面观之,"天人合一"观与存在主义具有异中趋同的相容性。其次,在认识论上,两者之间同样具有求同存异的对话关系。其三,置身于中国古代与现代之交的王国维是存在主义"东渐"的承前启后者,他直接汲取存在主义前期思想家的精神资源,并将其与"天人合一"融合后熔铸为"境界说",从而为现代中国文化与存在主义的对话提供了启示和思路。

当“讽喻”遭遇“比兴”——一个西方诗学观念的中国之旅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学者们致力于寻找和发现某些能够在跨文化语境中流通的概念和术语,其中,讽喻(allegory)便被认为具有这种普遍性和共通性,因此不仅适用于西方,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研究王国维的翻译和批评实践可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每一个诗学观念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的诗学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它的意义是在与其他诗学观念的关系中、乃至在与整个文化传统的关系中产生的。拖曳着自身的历史负累,"讽喻"很难进入中国诗学,在认识与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意义与价值时,中国固有的诗学话语,如比兴,无疑是一个更为恰当的选择。

纯粹直观与境界—意境——王国维中国美学理念探本

王国维对于中国美学的最大贡献,即是以"境界"这一佛教观念来接西方的无利害关系的"纯粹直观",并以之考察中国的词且及于其他艺术,从而提炼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范畴———境界—意境。他的别出手眼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径直采用"直观"这样的西方概念,而是精选一些中国传统术语来描述境界。

《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校订并跋

王国维1908年撰写《人间词话》126则,稍后从中择录63则并补写1则,分3期连载于1908-1909年之《国粹学报》,影响寥寥;1915年1月,王国维复将《人间词话》手稿和《国粹学报》刊发之64则,重新增删、合并,并从《宋元戏曲考》中迻录1则,合共31则,分7次连载于《盛京时报》。从此以后,王国维未对《人间词话》再作任何修订,故《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代表了王国维词学的终极形态。《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久不为人所知,1982年,陈杏珍、刘烜将王国维自存剪报本(不全,仅23则)揭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赵利栋从《盛京时报》中迻录全部31则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此后诸家转载,都不出以上二本。然二本文字多有舛误,因试作校订,并略论其去西方化的基本立场。

最早引进“科学”一词的中国人辨析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人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看法,分别是梁启超、康有为、严复。但所据史料皆存在问题,未可据为定论。据现存可靠史料,王国维应是引进"科学"一词的第一个中国人。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歧途——王国维与常州词派之一

王国维与常州词派在文学阐释上存在差异,常州词派继承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以"比兴寄托"为旨,力图通过重建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来阐发作品的思想意义,他们的文学批评是政治性和道德性的。而王国维则站在西方近代美学非政治和非道德的立场上,依据诗歌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来阐发作品的思想意义。这两种阐释方式折射出中西两种不同的宇宙观。论文还同时揭示了王国维在走出中国古代诗学"阐释共同体",进入西方诗学"阐释共同体"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犹疑和矛盾,而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正是被王国维在理论上一度唾弃的历史本身。

西学与中国文学的百年错位及反正——以王国维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的发展变化为中心

告别西学"方法"与中国文学"对象"的百年错位,返回彼此契合的逻辑正态,这是检测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王国维作为现代学术先驱,在1904—1908年间,留下了从《红楼梦评论》之错位到《人间词话》之反正这段学术史曲折。"错位"的症候在于,当他让叔本华(方法)牵着中国文学(对象)的鼻子走时,对象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被牺牲;"反正"的秘诀则是,他把西学原型的若干思想资源重铸为契合对象的思辨方法,这在学术上属于高难度的"动作"。

王国维、胡适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比较论

作为二十世纪初期著名的文学史研究学者,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存有诸多异同。这些异同既反映了一代学人在文学史学科初创时期各自的深刻识见,也彰显出文学史学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境遇。对王国维、胡适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方法作一比较,对于厘清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踪绪,建构民族特色的文学史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势力不灭论》与能量守恒原理在中国的传播

目的通过研究《势力不灭论》(1900年)探讨能量守恒原理、热力学第二定律等物理学知识最初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方法采用科学史研究的文献分析和比较的方法。结果该书是最早将能量守恒原理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等宏观理论物理学知识介绍到中国的科学译著,其底本是德国大科学家赫耳姆霍兹的名著《通俗科学讲义》英译本中的一节。其中涉及第一类永动机、能的度量、能量的转换、宇宙热寂说、天体演化等许多科学问题。结论该书是最早由中国人独立从西文直接翻译的科学著作之一,译文的科学概念把握准确,名词术语处理得当,无论在中国近代物理学史上,还是科技翻译史上均应占有一席之地。

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王国维论古雅

“古雅”在中国古代本指一种古朴雅致的美学风貌,但王国维却从形式美的角度赋予它全新的美学内涵。在此基础上,王国维论述了“古雅”与“第一形式”、“古雅”与“优美”及“崇高”等范畴的多重关系,在比较中凸显了“古雅”独具的美学价值与作用,从而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将艺术形式提升到美学本体的地位,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国古代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换。

《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作者考辨——兼论其学术史意义

1922年《东方杂志》十九卷第三号上发表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介绍了20世纪最初20年旧学的发展概况,与当时居于思想界、学界主流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认知不同,从另一视角解读了近代文化转移时期中国学术发展之一面相。文章署名抗父,即樊炳清(少泉)。然而,从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及相关史实的梳理、文章内容与行文风格,尤其是与王氏后来所作《最近二三十年新发见之学问》比较看,该文当出自王国维之手,体现了他对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认知与自我评定,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也说“戏剧”与“戏曲”——读王国维戏曲论著札记

本文对王国维戏曲论著中的“戏剧”、“戏曲”两个概念进行了探讨。指出王国维笔下的“戏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包括成熟的戏剧和多种与舞台有关的演出形式。“戏曲”一词则或指真戏剧 ,或指戏中之曲 ,但主要用来指称真戏剧 ,即代言体的、包括歌舞、动作、故事诸因素的成熟戏剧 ,并非对中国传统戏剧形式的通称 ,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戏曲”含义不同 ;且这一用法可能受到日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