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形象的互文书写——《王蒙自传》与《活动变人形》对照解读

《王蒙自传》与《活动变人形》中的“父亲”形象,构成了显著的互文现象。作为两种创作路向,自传和小说相互提供由文外看文内的参照性史料。《王蒙自传》为《活动变人形》“父亲”形象倪吾诚的虚构,提供了政治与心理动机的说明;以《王蒙自传》父亲王锦第为原型,在倪吾诚形象的生成中,见出作家艺术表达中重抒情想象的情感审美,重政治意义的逻辑起点和真诚勇敢的心理线索;受小说人物影响,王锦第与倪吾诚同构,因而在史实、史评、史思三个层面偏离了传记人物的全面性、客观性和思想性。由此可见,关注传记与其他文类编织的史料网络,可弥补文学史偏于虚构文学而致的结构性缺失,赋予文学研究以历史维度和思想质感。

从历史题材民族声乐作品中探究王志信创作的艺术魅力--以《孟姜女》《兰花花》为例

王志信是我国杰出作曲家及指挥家,其作品以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容著称,在我国民族声乐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创作民族声乐作品时,王志信勇于采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族旋律、曲艺元素以及地方特色音调作为核心素材。他通过变化节拍和节奏形态,并融合西方作曲技巧,塑造出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从而在民族声乐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王志信改编的曲目《孟姜女》和《兰花花》中,他巧妙地将传统民歌与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表现手法相融合,为这些承载传统历史题材的民族声乐作品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力。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爱弥拉姑娘的爱情》

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女权主义的第三次浪潮,由西方国家逐渐蔓延至全球。它倡导的是一种更加整体和相互关联的世界观,强调人类、自然及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平衡。王蒙的新疆题材小说既有着根植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汉文化思想的辐射,同时又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达成了某种默契。他的作品既关注女性的命运,同时又表现生命与自然的互动。该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爱弥拉姑娘的爱情》中爱弥拉姑娘的故事进行剖析,试图探讨王蒙在创作中流露出的平等和谐的生态女性主义观,以及生态环境、性别角色和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个体的身份和行为。

新疆维吾尔民族文化与王蒙小说“狂欢化”语言风格的形成

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十六年,并通过熟练掌握维吾尔语深入多民族文化内核。这段经历成为王蒙新时期“思想和文学创作新的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王蒙新时期创作主题的拓展、新的语言风格的形成等都离不开他的“新疆经验”,尤其是维吾尔语言文化经验。例如,王蒙在《这边风景》中,就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汉/维双语混合思维下的汉语叙事特征,使其小说语言呈现出了“多声部”的现象。这一创作经验为其“狂欢化”语言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胞疑云:陆治款《仿王蒙山水图》的鉴定研究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香港艺术馆及龙美术馆均藏有一件陆治《仿王蒙山水图》。经鉴定:台北故宫本即《石渠宝笈》著录的《仿王蒙林壑萧闲图》原物,但非真迹;香港艺术馆本未经著录,也非真迹;龙美术馆本曾被认为是《石渠宝笈》著录的陆治《仿王蒙还丹图》,实际可能是著录的另一件陆治《高士听泉图》原物,但也非陆治真迹。

“以王解孟”论

王蒙发现,孟子“事关义理,绝不退让”,对于“君子之行”,提倡尊德乐义、修身立命、与人为善;孔子“知言”是为了“知人”,孟子“知言”是为了划分“敌我”;孟子对道德主体的高度肯定,对君子主观能动性的标举,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弘扬正道、正气,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和“大丈夫”,并从学理层面推测“墨归于杨”“杨归于儒”“墨归于儒”。好的继承必然同时是发展乃至突破,好的发展与突破必须充分地继承。

王士禛神韵说的词学渊源

王士禛神韵说自有其词学渊源。就填词实践而言,通过前期与后期词学实践的对比,发现王士禛的词学创作正是在早期神韵宗尚和趣味的不断肯定下实现的,且其词学实践与早期的神韵诗论“典、远、谐、则”的要求呈现出一致性。考其词论构建,其词学理论著作《花草蒙拾》上承早期的神韵宗尚,又不断建构完善,呈现出早期神韵宗尚从“言”“象”向“意”的转变。从转型需求来看,王士禛神韵说的词学渊源,是在基于词体独特地位及诗词交互的认识下,受家学传统、社会风气、文学群体等因素影响,企图于实践中探寻出文学创作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平衡之法。

回应现实与反思历史:谈王蒙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性

王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引领者,他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性。他的小说以关注现实、介入生活见长,他通过人物命运与情节发展的辩证性构述实现了小说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思,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通着一种批判意识,这也是王蒙以文学反思历史、探讨文化的重要方式。对现实的关注、辩证法的运用以及带有自省意味的批判性,构成了王蒙创作中现实主义品性的三个重要维度。王蒙的文学创作,将现实主义品性与故事情节、人物的表现完满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成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在新的历史发展语境下,王蒙文学创作内蕴着的现实主义品性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供了至为宝贵的经验,探讨其创作中一系列现实主义问题对于丰富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王维和孟浩然对屈原的接受

屈原崇高峻洁的人格品质和卓绝一世的文学成就对我国历代士人和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王维、孟浩然深切同情屈子的不幸遭际,秉承了屈原忠洁、孤傲的高尚品质,在诗歌创作中无论是内容上还是艺术方面皆汲取屈骚营养,尤其是在山水诗中体现出了他们对屈骚幽寂阒寂意境的继承与发展。

王蒙小说听觉书写与人物塑造

王蒙作为一个感官型作家,在其小说中呈现了大量感官书写,其中听觉书写尤为显著。听觉元素在王蒙小说中的积极参与对人物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聆察”王蒙笔下人物形象开辟了一条新路径。王蒙通过对人物“语音独一性”的摹写表征了人物的性格、身份和地域等个体标识。在声音的现代性叙写中,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意识流淌也与听觉感知紧相连属,表现为人物的“心声”、联想的听觉化和与视觉结合的听觉印象。同时,人物内在的生命状态与外部世界的声音景观同频共振,展现了在历史与时代浮沉中虽经历坎坷却仍充满坚定意志与希望的“王蒙式”艺术生命形象。

中国山水诗对外译介效果研究

中国山水诗是始于谢灵运,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文章以中国山水诗的英文翻译和对外译介效果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山水诗代表诗人作品英文翻译历史,并从海外馆藏、亚马逊销量、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评价分析山水诗人英译诗歌集的译介效果。研究发现:中国山水诗在海外的关注呈上升趋势,在美国馆藏最多,其中王维诗歌的馆藏量、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评价最多,关注度最高;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在不同程度上关注山水诗哲学思想和译文质量,并愿意推荐书籍;辛顿在山水诗翻译领域积累了丰厚资本。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传播途径和译介受众角度提出山水诗译介的有效途径,推动中国山水诗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解释逻辑——以具体案例为视角的考察

“违反国家规定”是确定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条件,但并非唯一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考察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第225条规定的四项行为方式。行为即便“违反国家规定”,符合《刑法》第225条规定的行为方式,也不一定构成非法经营罪,还需考虑是否存在出罪事由。依据司法解释追究被告人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责任,前提条件是涉案行为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

拟态环境下王濛式解说的传播效果研究

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赛事转播中,王濛式解说成为各大主流媒体以及受众的热议话题。根据拟态环境理论,从认知层面、情感层面、行动层面分析王濛式解说的传播效果,从赛事解说者层面、赛事转播商以及受众层面探讨王濛式解说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建议,以期提升体育赛事解说的传播效果。

互文语篇论域下王蒙经典文本语言风格探析

王蒙的小说以其繁复的思想内容,腾挪变换的艺术风格和别出心裁的语言表达在当代文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历来为学者关注。论文在东方意识流等传统分析理路的基础上,立足于语篇语言学和互文性理论等新的分析论域,探析王蒙经典小说文本隐性的语言风格特征——细腻雅致,并借此探讨语篇语言学及互文性理论分析文本的可实践性和广阔前景。

王士禛对孟浩然诗歌书写的接受

王士禛作诗转益多师、博化诸体,上承《诗经》,下学唐、宋、元、明之诗,但他的山水诗其实是多宗唐代的王孟一派,尤与孟音一脉相承。王士禛作为清代前期孟浩然诗歌的重要读者,尽管他个人也认为孟诗因有“寒俭之态”不及王维广博浑融,但他的山水诗歌创作仍取法孟浩然颇多。王士禛早年求学时曾抄写孟诗并且仿制孟诗,后期精进诗艺、重申诗学宗旨之时,又多次将孟诗作为神韵诗作的典范编选入册,并在创作实践中将襄阳风范化为己用,锻造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可以说,王士禛山水诗歌既是清初文坛的新发展,又是孟浩然山水诗风的绵延与回响。

王蒙《在伊犁》系列小说中的声景记忆

《在伊犁》系列小说是王蒙“新疆叙事”中非常特殊的部分。《在伊犁》系列小说的创作既不像“戴着镣铐”书写的《那边风景》,也回避了自传里新疆记忆的几分残酷、荒谬。王蒙《在伊犁》系列小说的写作试图通过放弃职业小说家的文学技巧,力求只进行质朴的记录从而营造一种非小说的纪实感。或许正是因为它过于“朴素”,现有关于《在伊犁》的研究并不充分、深入,尤其是其中丰富的声景记忆更是少有提及。《在伊犁》中,人声、自然声和大众媒介之声是较为重要的三种声音类型。以这三类主要声音构成的声景不仅是作者塑造人物、营造环境、推进叙事的主要手段,也是声音政治发挥作用的具体场域,同时传达了孤独的人生况味以及热爱生活的主旋律。

“你”从“春天”来——多重阐释语境下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再解读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自发表之日起,就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界的关注。评论界对它的解读一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小说刚发表时,特定时代的文艺政策和文学大环境的限制使得大多数批评家都把它解读为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到了新时期,对小说的评析终于有了新的思路和突破。最具代表性的是从心理角度、成长角度来解读它。面对多年来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多重阐释,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对小说进行再解读:“新来”和“青年人”所包含的意义,作者的时间点设置,以及小说中重复出现的意象——春。多次的解读再一次证明了小说细节描写的功力和对多重阐释空间的预留,也让这篇小说不断沉淀新的内容和可能性。

贯穿于幽明之间:王船山《张子正蒙注》论“鬼”“神”

在王船山思想中,“万物—鬼神—阴阳”呈现出宇宙絪缊不息、生生变化之过程。在船山看来,万物都是气根据屈伸往来的法则裁制而出,体现了神化的神妙性、感通性。鬼神和礼乐都是气的表现形式,礼乐是气在道德层面的“明”,鬼神是气在自然层面的“幽”,“幽明无二理”,鬼神贯穿于幽明之间。人通过存神尽性与鬼神合其德。与神一样,鬼也具有重要价值,为人的死而不亡提供了保证。以心之至诚敬鬼神是对礼义的更深层次的贯彻,人道与鬼神之道的一致性可谓是船山鬼神思想的终极价值。

王孟庸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经验总结

本文总结王孟庸教授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临床经验。认为本病主要由于肺、脾、肾三脏亏虚,三焦气化功能失调,水液代谢输布障碍所致,其中尤以脾肾亏虚为主,临证时当以健脾补肾为基础,分清标本虚实,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同时灵活采用益气养阴、顾护胃气、通腑降浊、活血利水等法,可以明显改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症状,延缓疾病的演变进程,极大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