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明儒学案》局限 建构黔中王门心学体系

黔中王门独立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一直与《明儒学案》有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本文审视了《明儒学案》对已有的黔中王门学术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的影响,认为目前关于黔中王门合理性的论证,仍然沿袭《明儒学案》的思路,严重阻碍了当代黔中王门心学体系建构的广度和深度。本文拟从历史与建构的辩证关系入手,充分肯定建构黔中王门的现实意义。本文主张,应当突破仅从“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大心学理论为基础构建心学体系的模式,要将阳明“龙场悟道”之后的言行实践作为黔中王门心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立足于当代社会传承阳明心学的时代需要和贵州文化的地方特色,跳出仅从学术和历史角度研究黔中王门的局限,提倡从实践和精神史的角度拓展阳明心学现代转换的路径,从而打开黔中王门心学体系建构的新格局。

南齐帝乡、帝陵的政治隐喻与话语功能——以王敬则举兵的政治动员与《南齐书》的叙事立场为中心

萧氏故里“晋陵武进县东城里”与祖茔“武进陵”在南齐的政治话语中被视作王朝气运的象征与王朝正统的符号。宋齐易代之际,与东城里相对照的童谣“东城出天子”,武进旧茔上的“五色云气”“有龙出”“甘露降”等祥瑞及“萧道成当为天子”的流言,均被当作萧道成得天命的有力证据纳入禅让之际的舆论中。旧茔所在的彭山扼守着自建康沿破冈渎的东出要道,“拜武进陵”由此兼具政治与军事双重涵义。在齐明帝推行诛杀高、武子孙与旧将的时政语境中,萧氏故里、祖茔的政治意义被激活。王敬则以在武进陵口恸哭的方式将其举事与维护高、武相联,动摇了齐明帝的统治基础,在对方镇势力的疑惧下,齐明帝依靠建康禁军以作抵抗。在王敬则事件中,高、武王侯几乎被齐明帝所诛戮。作为“戕夷之事”的受害者,萧子显在编撰《南齐书·王敬则传》时,凸显王敬则的“旧将”身份、晋陵境内对王敬则举兵的响应以及王敬则的哭陵之举,或许隐含着彰显齐明帝统治之正当性缺乏的意味。这同样也是《南齐书》编撰期萧梁王朝对历史问题的定性。

明代山左底层文人的日常书写与晚年心态解析——以王克笃的散曲集《适暮稿》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王克笃散曲集《适暮稿》中日常生活书写的细读与研究,分析了他自足、自适、清高、自遣、淑世、喟世、哀穷的复杂心态,认为这些心态的产生与其生活环境、身份地位、年龄时段、个体性情、治生观念有着疏密不同的关系。

明代宁夏巡抚王邦瑞的祭文探析

明代宁夏巡抚王邦瑞立身持正、文武兼备,有著述《王襄毅公集》传世。王邦瑞的祭文,虽未超脱祭文体式化的特点,但亦有其独特个性。其文不仅表达了祈福于灵的祈愿、天人永隔的悲痛,又展现了个人风格,融时光易逝和悔恨之苦于哀辞之中,寓无限悲思与人生体悟于悼词之内。《王襄毅公集》中所收祭文,是王邦瑞经典的抒情之作。他在书写的过程中,既充分考虑人们共同的审美要求,表达了生离死别的痛苦、天人永隔的悲恸,又展现个人风格。该文分析了王邦瑞祭文的类型及内涵,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祭文的艺术特点,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明代心学的心气关系与一元论哲学建构——以王阳明、湛若水、刘宗周为中心

气论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议题。在传统的唯物、唯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心、气往往被视为对立的两个概念,心学与气学亦被划分为对立的学派。事实上,“气”这一中国哲学传统概念,具有丰富的面向,不能仅将其理解为形而下的物质性存在。气为明代心学建构一元论体系的重要范畴,亦是抵挡佛教或王学末流玄虚之风的理论基石。王阳明虽认为气之“至灵至明而为心”,在其重视价值世界的视域下,气更多视为心之流行,为良知学提供实然性的基础。湛若水继承白沙重气的理论传统,以气为理论基点,建构一元论心学体系,主张“气之精灵中正处即心”,在万物统一于气的基础上强调心对气的主宰性。刘宗周师承许远孚,受甘泉一脉以气言心的影响,认为“心即气之聚于人者”,人心亦可由气参与天地大化。

王阳明心物论的生态伦理意蕴

王阳明讲心外无物,人们误以为王阳明是以主观来起灭天地,这不利于人们遵守自然规律。实际上,“物”在王阳明哲学中具有存在物和行为物之分:行为物与人的意识密切相关;存在物独立自存,不受意识影响。存在物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发展,自然事物作为存在物,也是有规律的,我们对于它们要“勿忘勿助”。即使存在物变为行为物,我们也要在格物致知中正心诚意,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理,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对推动生态保护、建构生态伦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阳明心学本体论思想的廉政意蕴——以“心即理”为核心的考察

在王阳明看来,作为“天理”的“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但是这样的心体在其旨归上又是至善的。这种至善的心体又具有“诚”“定”等本性,这种本性也是心之本体。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廉”也是心之本体。先验的心体总是要以“意”的形式外发于经验事物,而这种经验化如果是本心的发用,那么它就能够成为合乎道德的行为,这样,以本心之发用来对待本不属于己之物,这就有了廉的品格。心发于政,则有廉政。心体外发为“意”,也就有了善恶之别,而判断自己行为善恶的标准,就是自己本心的良知,良知也能够判断为政者在行政过程中是廉还是贪。

破“王言体”立“辞命体”——晚清学者刘熙载应用文概念的名与实新论

基于“辞命”从“国书”分化出私人书简的文体新变,刘熙载提出“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的“辞命”观,立“辞命体”而不是“王言体”为应用文的源头。他从“辞命”作为“六辞之命”的本源出发推出“应用文”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视“辞命”既是一个文种又是一种体裁的双重“辞命”观,突破了传统“辞命”观的一维视角;以“一人”二字淡化“辞命”作者的官方身份,凸显个体的“人”在写作活动中的主体作用,由其“文道”通达其“人道”;把应用文分为“上行”“平行”和“下行”,突显应用文是以作者和读者的有效沟通为目的的特殊文体,超越了唐宋以来对应用文体单向认知的局限;游离于“公文”的传统谱系,为应用文体裁和章法的独树一帜建立了“辞命体”传统谱系。他通过游离公文的“王言体”,摆脱传统骈体应制文表达的束缚;确立应用文“辞命体”,追求文本表达的有效性,保障了他对应用文命名和分类的名与实相符,为今人构建应用文所当蕴含的“文道”和“人道”传统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

再次遇到王船山——兼评程志华教授《宋明儒学之重构》

程志华教授新著《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在四个方面颇有新意。就本体论讲,作者以“太极”作为王船山哲学本体,以“太虚”“天”“太和”“道”作为“太极”不同角度之言说;就历史哲学讲,作者以“进化”为基底,以“循环”为开展,提出王船山持“基于‘演化’的循环历史观”;就儒学史定位讲,作者基于“三期说”给出王船山哲学乃对原始儒学之“正”、宋明儒学之“反”而明末清初儒学之“合”的定位;就研究方法讲,作者探讨了“内在诠释”及哲学诠释的“道”和“术”,体现出强烈的方法自觉。这些方面对于王船山哲学的进一步开展具有启发意义。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传习录》形成过程再研究

嘉靖时期阳明文献诸版本字体为宋体或仿宋字体,万历诸本字体为粗大楷体,而隆庆六年(1572年)《王文成公全书》字体为宋体向粗大楷体字体的过渡形态。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世隆贵州重刊《阳明先生文录三卷》的基础上可以复原广德本,而岑庄等人校刊本《阳明先生文录四卷》再次确保复原广德本的精确性。对于阳明《传习录》文献的刊刻,庚戌这一年(1550年),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转局之年。通过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所藏孤本孙应奎嘉靖三十年(1551年)湖南刻本,再加上嘉兴图书馆藏《传习录》残本与台湾地区图书馆藏《传习录》下卷残本,我们可以复原南大吉原刻本的具体篇目和内容,破解了约五百年来对南大吉书信部分目录的未解之谜。南大吉书信部分下卷一为《答徐成之书》(两通,后有南逢吉长跋)、《答罗整庵少宰书》,下卷二为《答人论学书》,下卷三为《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下卷四为《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三篇。南大吉嘉靖三年(1524年)绍兴刻本并未刊刻阳明与欧阳德、聂豹二人书信。阳明文录诸版本并未因当时《传习录》广泛流通而失收其论学书信,均在正录、外集中保留相关文献。

论明代后期心学的世俗化转向——以王艮为中心

心学于明代中叶逐渐开始关注百姓日用,出现向平民大众渗透的世俗化倾向,到了明代后期这种特征愈发鲜明,尤其体现在王艮的思想体系中。从整体历史视域及学理依据入手,对王艮关注“百姓日用”的天理良知说、人欲就是天理的理欲观、尊身爱身的“淮南格物”论、正己自修的工夫论、强调“乐学”的教育观进行探赜,有助于厘清明代后期心学世俗化转向的表征及意义。

现代中国建筑之“形”的求索与开拓——我国台湾地区“新派”建筑的形式与功能(1950—1965年)

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中前期,在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脉络分枝延续与世界现代建筑思潮直接影响下,由内地迁台建筑师及其学生组成的“新派”建筑师群体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体系化的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建构并形成理论流派。本研究将基于世界现代建筑运动传播和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延续之“双重维度”视域,阐述“新派”建筑师通过结构理性、功能主义与文人生活审美价值的融合,对现代中国建筑之“形态功能”范畴的求索与开拓,呈现1950—1960年代现代中国建筑理论发展的多元图景,以期完善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相关研究,补充战后中国建筑理论界在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叙事。

论明清正变诗学观对王维、杜甫五七言律诗接受的影响

在唐代二百八十余年中,唐人将律诗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众多创作五七言律诗的唐人中,明清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杜甫高于众家,位列第一。然而从明清开始,有一批学者提出五七言律诗应以王维为第一,由此引发明清时期王维与杜甫五七言律诗高下的激烈争论。这一争论的出现,与明清正变诗学观的影响有关。正变诗学观最早出自《毛诗序》,之后内涵不断地发生变化,到明清时期演变为“伸正拙变”与“正变皆正”的激烈交锋。正是在这种诗学观的影响下,持“伸正拙变”者主张王维五七言律诗胜于杜甫,而持“正变皆正”者则主张杜甫五七言律诗高于王维。

王弼哲学思想中“名”与“称”的解析

王弼在其哲学思想中,将“名”与“称”二者作为实现“得意”的工具,认为这二者在“得意”方面起到承接作用。“名”与“称”二者可统一为“言”,但却为“言”的不同形式。王弼对二者的哲学意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与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哲学观点。将“象”作为承接“言”与“意”的桥梁,使“名”与“称”这两种“言”在作为得“意”的工具时,能够明确发挥出内涵指代其特征的作用,达到“得意”的目的。其次,王弼在《老子》《论语》《周易》中对“道”和其他关键哲学概念的解释也是在辨析“名”与“称”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通过对“名”与“称”二者的解析,不仅为解读文学经典的内在价值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也有助于了解王弼玄学思想的全貌。

通行本《凤池吟稿》补正

《凤池吟稿》,明初政治家汪广洋所著诗集,又名《汪右丞诗集》,在明清诗坛享有盛誉。广洋才俊,于洪武初年晋任中书右丞,后因政治迫害,而未得善终。受之牵连,其诗集流播范围极其有限。降及晚明,万历王百祥刻本通行于世,余者寡见。宁波天一阁博物院所藏清抄本《汪右丞诗集》,与王百祥明刻本《凤池吟稿》相比,或诗歌体裁归类有所不同,或诗歌题目表述有所差异,这与二者所据底本不一,以及刻书、抄书者的审慎程度有关。尤可珍贵者,清抄本所登载的诗歌中,有20首诗为王百祥刻本所失载,可补王氏通行本之未备。本文比校两种版本之异同,正本清源,可丰富汪广洋其人其诗之研究。

王阳明的“人性论”思想及其特征

“阳明学”是继“程朱理学”之后的又一学术重镇,是儒学在宋明时代的最后高光时刻。在“人性论”问题上,王阳明认为“性”无定体,“心之本体”即是“性”,性无不善;恶,人之心失其本体。王阳明以庄子的“道通为一”消解各种“人性论”概念的藩篱,援引禅宗“佛性清净”的道德本体,借孟子的“良知良能”以立论,在“会通”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人性论”的重构。王阳明的“人性论”思想具有会通性、先天性、自然性的特征。

明隆庆初王阳明复爵问题述论

王阳明爵位得以恢复,是明代隆庆初年的一件政治大事。王阳明因得罪明世宗而被禁黜,终嘉靖一朝,虽其门人或后学有所抗争,以讲学不断扩大王阳明及其心学的影响,消除其作为罪臣的印象,但始终无法获得朝廷赦免。隆庆改元,对先朝拨乱反正,王阳明的爵位以及学说均得以恢复。讨论该事件从发生到恢复的历史过程,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明代中晚年时期王阳明的政治及学说状况。

晚明王士性的“游道”思想及其在白鸥庄营造中的表达

晚明时期的旅游活动极为兴盛,许多文人发展出了自己的“游道”思想并渗透到当时的园林营造中。其中地理学家王士性的游道思想与造园艺术的结合尤为独特。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对白鸥庄进行了复原,分析其营造内容,总结其“集锦式”园林的空间特征与内涵,挖掘其造园手法与王士性独特旅游经历及观念的关联。

明代《王诏墓志》录文校释

明代《王诏墓志》出土于南阳淅川县九重村王氏祖茔,记载了其宗族六代的名讳,是研究南阳蒙古族王氏的宝贵材料。《王诏墓志铭考》公布了其拓片与录文,但因志石磨泐严重,录文舛误较多,句读也有不适当之处,今予以校正。王诏年少时即诵读经史,但屡试不第,捐金得授唐府典仪正,而未正式履职,生平孝悌友爱、垂范宗族子弟,可借以窥见明代普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