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编纂与王朔小说的经典化

在王朔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文学选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争鸣小说选本、先锋小说选本、通俗文学选本等当代文学选本收录王朔小说的复杂情况,反映出王朔小说被同时代人理解、接受和归类上的困难程度。王朔及其作品的经典化是当代文学典律构建中的特殊个案,是历史与现实、作家与社会、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学术规范与市场逻辑等多重内外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

“个体为真”——“潘晓来信”再解读

1980年代“潘晓来信”揭开了新时期个人主义思潮的序幕。其所主张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既照顾到了他人,又羞羞答答地提出了个体的地位问题。在众多回应性的来信中,既有坚持既往的正统的集体主义的观点,也有肯定私的地位的观点。其后成为哲学工作者的赵林的来信突出了自我的绝对地位,他认为自我是感性的,是决定性的力量。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否定群体的价值。“潘晓来信”之所以是新时期个人主义的序幕,因为它为“王朔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历史背景。两者相比,“潘晓来信”事件的开端性非常明显。虽然“潘晓来信”事件高扬了个体性,不过,实际上最终它是否定个体的,依然倒向了群体;他们对于媒体的权威、知识分子的崇高地位都表示尊敬,还认为提出的困惑能够获得有效的回答。这些和20世纪90年代“王朔现象”所揭示的无力感、虚无感不可同日而语。

“右文说”在北宋产生的学术背景

“右文说”在北宋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基础:既有徐铉校订《说文》时的右文表义的字形分析,也有王安石《字说》对含有一组右文汉字右文表义的阐释,还有陆佃《埤雅》运用右文于名物训诂的实践。徐铉、王安石、陆佃的论述都为理解王子韶提出“右文说”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背景。

对“崇高”的反叛与颠覆——重读王朔的《顽主》

王朔的小说被称为"痞子文学",他的《顽主》塑造了一些玩世不恭的顽主形象,作品在调侃中具有讽刺意味。王朔的小说具有雅俗共赏的色彩,通过文学本身的娱乐化、消遣性针砭表面庄重、庄严背后的卑劣。

与影视共舞的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文学——兼论京味文学第四波

本文拟以北京文学为个案考察 2 0世纪 90年代文学与媒介的关系。认为以 2 0世纪 90年代初北京三部电视剧为转折点 ,影视媒介的兴起予以文学以深远影响。这具体表现在 ,文学借影视而复苏、促进艺术潮转向、实现自我重构 ,同时还促成京味文学第四波。这一个案研究证明 ,媒介的变化必然地影响文学在地位、语言形态、审美方式、人物形象、文化类型等方面的全面变化。

从王朔的小说看丰富多彩的詈语世界

詈语就是骂人的话,作为一种语言现象,研究得十分不够。“痞子”王朔的小说里包含着有限但数量极多的詈语,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詈语世界的丰富多彩。詈语可分为贬称对方为动物或物品、卑贱残劣的人、小子晚辈、排泄物的;辱骂对方长辈的;有关性器官与性淫乱的;辱骂性直接评价与判断的;诅咒性的等等,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王朔现象:宏大叙事的消解与大众文学(文化)的崛起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构成强烈的时代反差,"王朔现象"一方面以对主流话语的戏谑和嘲弄,彻底消解了启蒙、理想和崇高等人类的深度价值;另一方面又以一种破碎、混杂、悖谬的"痞子语言"冲击了板滞、僵固、单一的精英分子的"书面语言",从而达到与大众文化(文学)的合谋,标示出中国文化(文学)重新构造的路标。

论王朔小说的反讽艺术

王朔在小说中较为纯熟地运用反讽手法 ,构成其小说中反讽的克制陈述、夸大陈述、悖论反讽、浪漫反讽等类型 ,拓展了新时间小说语言的技术 ,表达出对于社会某些不合理处的针砭和思考 ,构成其小说的独特风格 。

建构与颠覆：老舍与王朔创作中的“京味”比较

因创作题材和语言与北京地域文化有着共同的联系,老舍和王朔都进入了"京味"文学的谱系。但与老舍所建构的"京味"叙事比较,王朔的叙事题材和语言风格存在着明显差异,二者创作所蕴含的"京味"也不尽相同。

现代市场经济语境中的文学悖论——王朔现象透视

王朔是现代市场经济与传播媒介的宁馨儿 ,他用商业运作的方式来炒作文学 ,对传统文化中僵化的东西进行了解构 ,但这种解构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并导致其价值观呈现出一种悖论倾向 ;“王朔现象”代表着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生 ,表现出当代部分青年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的倾斜与断裂 ,标志着现代文化的历史转型。

论王朔小说的后现代文化特征

王朔及其小说创作已经成为20世纪后20年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他不仅开创了中国小说商业化写作的先河,而且成为中国小说后现代实践的第一人。王朔小说具有全球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典型表征。他的作品在对一切既定秩序和准则的亵渎嘲弄中颠覆解构了权利中心的合法性、知识真理的永恒性和理性价值的终极性,体现出审美意义深度模式削平后的"平面感"以及历史意识消失后时间非连续性的"断裂感",呈现出放弃对精神价值、正义真理和终极关怀的形而上追求的"内在性"以及现代主义神性消逝后人自身所凸显出的"卑琐性"。因此在后现代文化理论话语系统的观照中,王朔及其小说创作无疑为当代中国文学拓展了新的写作向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王通门人辨疑

本文从三个部分对历来众说纷纭的王通门人问题作了考辨。作者认为，史载王通门人可分为正式入门弟子、受教于王通但未正式入门也可以弟子视者及曾偶或就教或请益于王通者三类；《中说》非阮逸作，《中说》自有其失，但其中也有不少论者以为其误而实未必误之处；杜淹《文中子世家》为文不富，时有阙失，但若因此又不周而疑及王遍及《中说》，斯亦过矣。

王国维“境界说”的佛学阐释

王国维的"境界说"诗学深受禅风佛雨的影响浸润。"境界"一词本来是佛学中标举"内心"与"外境"乃不可分说之关系的重要名相。"境界说"诗学的要义有二:一是强调主体精神对境相的充注性和能动性,体现了"自家势力所及之境土"方可"名为境界"的佛学理念;二是强调审美对象的具象性和直观性,与禅宗标举"不隔"、看重"目前"的参禅路数实可引为同调。以佛学为向导阐释"境界说",可以更清楚更确切地理解王国维诗学观的宏旨以及他在会通中西诗学理念的思路上着意提挈中国古典诗学精粹的学术诉求。

旧神已死 新神未出——论王朔小说中的虚无主义色彩

王朔的小说描述了一群无所事事的"顽主",从侧面展现了当代人虚无的生命状态以及整个时代的精神危机。王朔运用小说这一形式对以往的最高价值体系,传统道德精神和政治理念进行嘲弄和拆解,使之虚无化。文章通过对荒芜非理性的玩世意味、零散化拼贴的情节模式、拆解意义的文学语言等文本建构的因素的分析,考察王朔作品含蕴含的虚无主义色彩,并结合作者所处的现实语境,谈谈这种虚无主义色彩在王朔小说得以畅销中所起的作用。

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王夫之《说文广义》述评

《说文广义》是明末清初哲学家王夫之研究《说文》、解说汉字字义的著作,历来研究者甚少。该书在论述汉字形体演变、汉字本义和引伸义、假借义、汉字虚字的来源和意义、同义词辨析等方面,见解独特,深入浅出, 通俗简明,是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应该确立它在“说文学”和汉语史研究中应有地位。

游戏与抒情——从王朔、孙甘露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京沪城市书写之差异

北京和上海作为20世纪90年代都市化进程中两个经典个案,由于传统和背景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状貌。王朔的"顽主"系列,表现一代都市新市民对于传统政治秩序的反抗和对于市场化的都市运行法则的奉行,为北京经历这一历史转型期的阵痛和焦虑提供了注脚。孙甘露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书写,在挽悼逝去传统和疏离抵抗都市浮华中,呈现出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诗性眼光。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论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异志”思想

王安石《淮南杂说》中提出臣可用非常之礼、君可取而代之的“异志”思想 ,受到杨绘、程颐、杨时等人的攻讦。其实 ,王安石的思想根源于儒家经典 ,又为其改革服务 ,具有进步意义。理学家的批评既有反对变法的因素 。

斯文在中:王通《中说》大义抉要

《中说》是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现存的唯一著作。《中说》从王道论、教化论、圣贤论、经学论、中国论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文中"之义,其全书总要,亦王通学说之大略。王通以大中立言,为中国说法,是为一代大儒。

“王朔现象”的现代性

王朔是中国当代文坛颇有争议的人物。本文认为 ,“王朔现象”是大众文学在新时期发展的产物 ,体现出了现代大众文学的特征 ,显示了中国大众文学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活力 ,代表了当今大众文学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