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velops Land Oil Industry——Interview with Wang Tao, President of China National Oil and Gas Corporation

What new measures will China undertake this year following the achievements in oil exploration last year? With this question in mind, President Wang Tao of the China National Oil and Gas Corporation was interviewed.

珍稀孤本稿本《汪弢庐先生手集小儿方药》评介

清代“江南大儒”汪宗沂著有《汪弢庐先生手集小儿方药》一卷,为清代新安未刊珍稀孤本稿本文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未载。全书共论中医儿科病症50余种,载方90余首,引用文献30余种,辑逸仲景方论15条。汪氏尊崇两汉晋唐医学,倡导在儿科学中运用六经辨证,立论公允持平,无寒热偏性,善用晋唐古方,重视儿科脉诊。该书是一部精简实用、崇尚古方、特色鲜明的中医儿科学专著。本文从作者与成书缘由、版本、主要内容与构成、引用文献、学术特点,对全书进行系统考订。

反思“本土性”:重审中国早期摄影史料

19世纪中后期,王韬日记对华人摄影师罗元佑的称赞,以及汤姆森中国行记对华人摄影师赖阿芳的嘉许,是两则常被学界引述,以佐证中西摄影师审美趣味不同、且中国摄影师更加胜出的早期摄影史料。本文从“本土”和“他者”视角针对上述文本展开细读,通过重审这两则史料及分析其作者所处历史语境,指出以上述史料确证中国早期摄影“本土性”的问题之所在,并进一步反思“中国性”的有无,以及何以绵延或建构等问题。

晚清文人王韬域外游记中的女性书写与文化心态

晚清文人王韬于1867年12月西游英国,1870年到达法国,1897年,他将西行和东行见闻分别写成《漫游随录》与《扶桑游记》。不同于常规游记,王韬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西方和东方遇到的不同身份的女性,并对她们进行差异化书写。王韬将“东西”与“强弱”具体转化为“男女”问题,通过探讨女性的理想发展路径隐喻晚清中国的出路。事实上,这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于过渡时代中面对不同文化的复杂心态,寄寓着对民族复兴的想象与渴望。

王真以道家思想言兵与《孙子》思想的会通

唐代王真以道家思想言兵,在中国兵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章在深入分析老子道家思想和孙子兵家思想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比较了王真言兵主张与孙子思想的会通之处及不同特色,充分肯定了儒、道、兵三家思想融合的思想价值。其主要内容为:王真的反战观念与《孙子》的慎战思想;王真的政治战略思想与《孙子》的全胜思想;王真的军事谋略思想与孙子的兵者诡道思想。

典籍英译中的传神达意——以汪榕培《陶渊明集》英译本为例

“传神达意”是国内著名翻译大师汪榕培所倡导且践行的典籍英译标准及策略。陶渊明诗歌是中华民族的文学瑰宝,展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魅力,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该文以汪榕培《陶渊明集》英译本为案例,通过翔实的例证分析,从表层含义、深层含义、外在形式、内在节奏韵律以及诗歌意象等方面入手,深入探讨了汪榕培如何在典籍英译中做到传神达意,希望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的典籍英译事业有所启发。

从“知言”到“知道”——王船山论本体之知

王船山在继承前儒知识论和心性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心、性、知、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知知性”和“性发知道”,从而指出本体之知的两层内涵。船山提出“道因言生”论,强调语言在开显、澄清道体上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默识”和直觉也是通达道体的途径。通过辨析知与识、意与念之微别,船山强调了“识”与“念”对于文明教化、文化记忆和道统传承的重要作用。

道与言:王船山与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略论

王船山一方面认为文以载道、道因辞显,语言对显明道体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基于儒家立场提出“道因言而生”,凸显人在道中的主体性及行动力,强调语言参与了道的形成。海德格尔受道家思想影响,把语言本质视为存在向存在者(此在)的一种道说、道示,认为人应当“应合”于大道。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从本有而来,与世界、历史同时发生,是大道的方式和此在的最高事件。王船山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反映了二人所处时代的东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本体论与存在论(ontology),故道与言(逻各斯)之关系总摄、映射着二人语言哲学的同一与差异。

文成公主入藏路线析疑

史籍中关于文成公主入藏护送成员以及路线记载语焉不详,根据新见文献考证王涛可能是文成公主使团重要成员之一。贞观十五年(641)前后,唐蕃古道北线地区民族矛盾复杂、激烈动荡。护送队伍重要成员王涛熟悉唐蕃古道南线的情况,又有唐蕃相接的地利之便与唐军威势之胜,因此经唐蕃古道南线入藏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西藏王统纪》和传统藏戏《文成公主》中关于入藏经历和路线的记录符合贞观十五年左右四川松州周边区域的实际情况,可考地名则直接指向了唐蕃古道南线区域。结合敦煌古藏文文献,可以看到文成公主一行在通过唐蕃古道南线进入吐蕃后并没有继续前往逻些,而是绕道北上进入青海与松赞干布会合,再经唐蕃古道北线西段最终抵达逻些。

盛名之下:王韬在“委办本”中的实际作用

王韬因着“文化名人”“知识精英”“维新先驱”的身份从众多“隐身的译者”中脱颖而出。由于资料挖掘不够细致、相关研究未竟充分,王韬助译“委办本”的事迹被后人敷演、拔高。本文在精读中西资料的基础上,还原“委办本”细节史实,分析王韬的语言能力、信仰状况、翻译态度,以及“西人口授一华人手追”翻译模式中赞助人对文本的操控,对勘“委办本”“神治文一克隆存译本”“四人小组译本”“马礼逊译本”节录经文,力图较为允当地评价王韬在“委办本”翻译中的实际作用。

从《弢园文录外编》看王韬的现代化思想

在西方现代文明传入和内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之下,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重要课题之一。而王韬独特的人生阅历使他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差距,较早将目光转移至西方,提倡学习西方,以探寻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在《弢园文录外编》之中,王韬从教育、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方面出发对有关中国现代转型的问题提出了诸多思考,展现出其所形成的现代化思想体系。

王羲之书法对《道德经》辩证法思想的契合

作为天师道徒的王羲之,在其作品中直接明用或者间接暗用《道德经》的言论很多,《道德经》的一些哲学思想已经融化在他的艺术创作中,但没有引起学人的重视。学界对他的书法艺术研究已经很充分,但是系统研究他的书法哲学思想的论著则很少,尤其是对他的书法与《道德经》辩证法思想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论著则更少。通过分析大量的王羲之书法文献,并结合其书法创作,从用笔、布白、心法三个独特视角,可以层层深入地阐释《道德经》辩证法思想在王羲之书法中的运用,揭示包括《道德经》在内的道家哲学对中国艺术哲学的重要影响。

论朱熹的道德批评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以朱熹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的评价为例

道德批评是朱熹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其中对屈原与扬雄、陶渊明与王维两组著名作家的评判最为典型。他以“忠节”观念作为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首要准绳,一揄扬一贬斥,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两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各自的历史地位。朱熹的道德批评既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与其作为道学家的身份相关,也是他“道在文先”的观念在其文学批评中的显性反映。朱熹的道德批评至今仍有影响,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申报》上王韬的书写与传播

目前,新闻史研究主要以历史材料作为新闻史的书写依据,尤其以报纸上呈现的内容作为当时社会的反映。但在历史人物的书写和定位上,新闻史往往难以廓清这些人物的历史地位,《申报》上的王韬形象作为新闻史判定其地位之重要依据[1],实际上是申报馆建构出来的。

从诗歌看苏轼的仇池公案、仇池情结及其他

仇池是甘肃一座山名,仇池也是华夏民族一个国名。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期间,苏轼偶得产自广东的两块奇石,并写有《双石》诗。回朝后,把奇石命名为“仇池石”。苏轼仇池情结形成究其原因,是因为倾心歌咏仇池的杜甫,爱屋及乌;也是因为仰慕歌咏仇池的陶渊明,石头等于桃源;更是因为仕途失意,欲以“仇池”寻求寄托。没想到却引起当年好友画家王诜的觊觎,给苏轼“以小诗”“借观”奇石,实际“意在于夺”,霸为己有,于是形成一桩诸多诗友借与不借纷纷唱和著名的仇池公案。仇池公案给我们启示是交友要有道德底线,不能夺人所爱,爱物不能凝滞于物。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在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了。从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五种《圣经》中译本由新教宣教会完成并出版问世。本文所讨论之"《圣经》委办本",亦涉及许多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围绕《圣经》中译之方法,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白话《圣经》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有关读者接受以及标准文言使用之话题的挑起者,乃传教士麦都思,他期待能够完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圣经》中译本。在1843年至1854年间完成的"《圣经》委办本"中,麦都思最终几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此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找到中国协作者,协作者能够将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工作转化成让人接受的中国散文。麦都思最初的人选为王昌桂,他是一位教授中国经典的儒生,但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前已去世。麦都思继而聘用了他当时尚年轻的儿子王韬,王韬协助完成了整部《圣经》,同时还写了一些宣教小册子,并修订了一部圣歌集。王韬的译者经历亦让我们对其早期思想的发展有了诸多了解。

译名“化学”的诞生

“化学”一词不见于清末以前的典籍，乃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在上海创制的新词。１８５５年春，王韬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口中得知“化学”，并记录于自己的日记中。１８５７年墨海书馆出版《六合丛谈》，伟烈亚力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诸学，“化学”首当其冲。这是“化学”首次用于正式出版物。有理由相信伟氏的“化学”来源于王韬。“化学”通过《六合丛谈》为中国士子所知，并传入日本，取代了译自荷兰语的“舍密”，成为汉字使用国家共同的译词。作者通过“化学”一词，对１９世纪西学东渐引发的新词、译词的产生以及中日学术词汇交流的某些史实进行了描述。

王韬辅助理雅各翻译中国典籍过程考

本文在挖掘理雅各和王韬文献档案的基础上,细读理雅各的翻译文本和王韬的经学著作,发现王韬在理雅各翻译中国典籍的过程中为其提供书籍,担任译经顾问和研经同伴的角色。在此过程中,理雅各表现出独立的学术批判精神,这种精神反过来也影响到王韬的学术思想。

新学传播的序曲:艾约瑟、王韬翻译《格致新学提纲》的内容、意义及其影响

艾约瑟与王韬合译的《格致新学提纲》正续二篇先后于1853年和1858年发表,是晚清最早出现的西方科学史年表,开列哥白尼日心说以降的科学发展大事。本文介绍了《提纲》的内容,考释其中的科技人物,梳理了《提纲》与王韬《西学原始考》的关系,以及对黄钟骏《畴人传四编》的间接影响,认为编译此文的缘由是为了改变中国学者对西学的固有观念,指出它对晚清时期西方科技新知的提倡与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具有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