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诗性回望及其审美世界的构建——以汪曾祺的创作为例

中国作家笔下的乡村始终呈现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桃源”想象。自“五四”以降,作家们对乡村的诗性回望往往表现为“向后看”的乌托邦想象。对乡土的依恋与怀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怀乡病”成为构建其审美乌托邦的基础。新时期以来,汪曾祺的创作具有典型意义。他以高邮构建乡村审美乌托邦,不断回望故乡中的人事与风情,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向后看”的格调。同时,其文体意识、语言风格、思想意蕴不仅达成了当下对文学创作的“再启蒙”,也无形中成为当代乡村想象与审美构建的助推剂。

还原被误读的汪曾祺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但也存在种种对汪曾祺的误读。从对汪曾祺误读的症候出发,以汪曾祺的创作、文论、书信以及近年来对汪曾祺的研究来回应、澄清乃至还原对汪曾祺的认识:汪曾祺不是传统文化代言人,他的创作由现代与传统比照而激发;汪氏小说不讲故事,由其小说观所决定;小说主题的多义性、未完成性,缘于其思想感情渗透在字里行间;汪氏小说不是写世外桃源,其落脚点是写人之美。

归隐派与名士风度——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

中国现代文学,自周作人始,即出现一种具有归隐倾向的审美情绪。废名、沈从文 和汪曾祺,就小说创作所体现的恬淡自然而言,似可看作周作人一脉;但是,废、沈、汪这三位具有 师承关系的作家,其对人生和自然的情趣,既超越了周作人,又各具鲜明的个性。通过对三人小 说创作的梳理,揭示其返归自然、返朴归真的哲学与审美追求及其相互的联系与差异,从而呈现 三位作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独特的价值。

回忆和氛围: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诗意建构

汪曾祺作为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文体家,以“小说是回忆”的诗意构成、“气氛即人物”的诗学意境的理论自觉,实践着小说文体的诗意建构。本文讨论:“回忆”机制对汪曾祺小说文体诗意建构的影响;同时指出:氛围浸透了人物,氛围体现人物的精神风貌,氛围投射人物的人生际遇。

汪曾祺小说中的维扬文化意蕴

汪曾祺属于一个地域性作家,他的小说显示出浓郁的维扬文化意蕴。自然景色显示出典型的水乡特点,人文景观呈现出维扬文化归趋世俗、崇尚自由的精神特质,而风俗生活与维扬这块自古疏离政治而又经济繁华的土地密切相关。另外,汪曾祺小说刻意表现一种不拘礼节的人性自由,可以看出作者受到维扬文化崇尚自然人性的诗意精神的深刻影响。

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文化诗性结构

汪曾祺小说语言极富口语色彩,这表明他努力返回民间日常生活的本相,力图恢复个体文化属性的意图。另一方面,汪曾祺小说语言并不等同于粗糙毛茸质感无序的日常生活,而是具有极其浓郁的文化诗性意味。这种意味来源于汪曾祺力图彰显日常生活中的诗意的艺术动机。

文学书写中的故乡记忆——以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生活对汪曾祺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汪曾祺继承了现代文学中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书写故乡的传统。书写故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故乡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写作资源也是一种思想资源。在汪曾祺晚年关于精神故乡——昆明的写作中,体现着他个性化的小说观:小说是回忆。同时,小说“追忆过去”式的叙述模式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恒在的美学效果。

情佛两难的矛盾与天性自然的和谐——苏曼殊《断鸿零雁记》与汪曾祺《受戒》文化意识比较

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与汪曾祺的《受戒》都是写和尚恋爱的小说,但二者对情佛关系的处理迥异,前者是情佛两难的矛盾冲突,后者是天性自然的美满和谐。这不同的处理源于作家不同的文化意识,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面临不同的社会人生问题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解读方式,从而在文化选择上为新世纪的中国人留下了重要启示。

文人、文统与文本:在母语文学语境中理解——汪曾祺的文化人格和美学品位

五四以来汉语言母语文学面临"百年中文,内忧外患"的生存性困境。这种生存性困境缘于汉语言母语的创造精神和审美魅力的流失,因而,重申母语文化精神和母语写作意识是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在此意义上重读汪曾祺及其创作,可以更好地理解文人、文统与文本在母语文化精神中特定的对应关系。作为80年代重提"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的始作俑者,汪曾祺在母语文学基质上确立了现代文人的写作主体:一方面,将"文统"与"道统"合一,在一种东方式的"游于艺"——把艺术当成生存方式乃至生命形态中寻找母语文学的内蕴,依循自己的审美情怀和话语诉求重新为文学世界"立法";另一方面,通过"语言艺术"的母语化转换,文学创作也由承载"语言艺术"之外的使命,逐渐转化为个人生命体验的美学转述,从而返回被忘却的母语文学世界。

论汪曾祺京味散文的审美意蕴

汪曾祺创作了大量的京味散文,平民化的取材,舒缓散淡的文笔以及乐感和谐的审美意蕴是这类散文的共性,这不仅源于其对童年记忆和情感的提炼,更来源于其有意识的文体自觉,从而形成汪曾祺京味散文独特而浓郁的北京胡同特色。

汪曾祺的人文修养与文体风格之关系

汪曾祺是新时期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 ,其作品具有独特的文体风格。本文从个人品格、生平经历、传统文化濡染、前辈学人影响等方面 ,探讨其人文品格与文体风格的关系 。

浅论汪曾祺风俗画小说的思想内容

汪曾祺是我国当代具有独特个性和美学追求的作家，他的系列风俗画小说充分反映了旧社会高邮生活中的风俗美、人性美、人情美和道德美。人生历程决定了创作内容。本文在综合学界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汪曾祺风俗画小说的思想内容，并对其创作是否远离“社会主题”提出了新见解。

抒情传统与“汪氏文体”特征——论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家。汪曾祺专擅短篇小说,其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的中国小说创作中具有的重大意义,殆无疑义。汪曾祺的小说,属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一脉,是现代诗化小说的余绪和回响,受晚明小品和归有光的"文气说"影响很深,再加上西方文学的影响,共同在汪曾祺身上产生了"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这样一种文学体式。通过梳理汪曾祺在散文化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流脉里的师承和传承关系,看其风俗画特征的、将风俗视为"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的写作。汪曾祺小说多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在视点几乎不发生转换的情况下,借由贴近人物叙述,依然写出了生动感人的小说。

论汪曾祺的叙事观念

汪曾祺的叙事理论,既自成体系,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叙述语式上,他认为小说是第三人称的艺术,人物对话要平淡自然,叙述语言要讲究"语态",叙述态度要含蓄节制;在叙述语态上,他主张直叙,反对穿插,注重叙述节奏的变化,欣赏"空白"艺术,提出了"惟悠闲才能精细"的观点;在叙述结构上,他讲究起止自在,匀称自然,反对故事性过强,并创造性地阐释了煞尾、度尾、断续、伏应等传统观念。汪曾祺的叙事理论,以实践性、传统性和创新性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

寻求现代意识:汪曾祺《聊斋新义》的立意根柢

汪曾祺把寻求现代意识作为《聊斋新义》的立意根柢,在遵循"参以己意,使成新篇"的前提下,从哲学的高度、审美的视角对《聊斋志异》进行了一次现代性的改写。就改写过的《石清虚》、《黄英》等作品来看,汪氏对原作有的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有的则进行了创造性的深度加工,从而使原作中的"石能择主"、"人即是花"等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主题得以彰显。这样的改写与其说是蒲松龄具有"相当现代"的思想,毋宁说是汪曾祺和原作者共同合谋的产物,或者径可认为是汪曾祺对原作进行有意识的"误读"的结果。概括地看来,汪氏对《聊斋志异》的改写方式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对原著所具有的"现代"思想表示认同,并在重写中强化这一立意;二是转换角度对原著进行重新审视,使改作的立意焕然一新。这种换一副眼光对旧小说进行重新定位和解读的做法不仅是旧篇新译式的语言转化,而且是旧貌换新颜的再创造。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在《聊斋志异》的传播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论汪曾祺的小说《受戒》的和谐美

小说《受戒》是阅尽人生沧桑的汪曾祺采取远距离的眺望和选择的回忆姿态构思的短篇佳构,"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的美学观使他更喜欢回归到单纯质朴的生命状态去打捞一种美好的记忆与梦想。这样,和谐与唯美的美学趋向展示出《受戒》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僧俗人情的和谐美和民间社会的和谐美生命本真的华彩乐章。跨越时空的和谐美也为当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汪曾祺小说叙述语言的文化意蕴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美不止于形式简洁、用词生动,也不止于音韵清雅、流畅。汪曾祺语言的美根源于他对民间日常生活所注入的深情目光,根源于他对每个人的文化发现,根源于他对此进行的诗性呈现。汪曾祺小说语言的文化意蕴和诗性呈现彰显着汪曾祺完整而系统的语言本体观念,彰显着他独特的文学观和生活观。

从传统绘画到现代小说:汪曾祺诗化小说解读

中国传统艺术的共通性以及汪曾祺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偏爱,使他在小说创作中汲取中国传统绘画的丰富营养,以草根性书写和开放性结构完成了其小说召唤性意境的创设。

九十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

汪曾祺是现当代小说史上一个具有独特风貌的作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新质朴的艺术风貌仍是汪曾祺小说研究的重点,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体特色"和"艺术渊源"的探讨上。思想意蕴的发掘是汪曾祺小说研究取得较多成果的又一个领域。研究方式的多样化,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丰富与拓展了汪曾祺小说的研究。

童心未泯汪曾祺

“童心”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重要心态和表现内容。本文主要从文化层面上剖析其本质及渊源,并考察它在文本中的实践:颂赞童心的美好,痛感童心的失去;在平民百姓的生活、劳动中发掘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