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材山、关辅天灾与后突厥汗国的建立:以王仲玄、赵惠满墓志为中心

以《王仲玄墓志》《赵惠满墓志》为中心,探讨骨咄禄复兴突厥汗国早期的地利、天时因素。根据《王仲玄墓志》,可以确定总材山在突厥第一次反叛中已具有重要地位,第三次反叛时骨咄禄“保总材山”,占据了复兴突厥汗国的地利优势。骨咄禄起兵后,唐对其采取了消极防御政策,这固然有西域政局不稳、唐周易代内乱多发、武则天排斥异己残杀武将等内外原因,但也不能忽视永淳前后关辅与漠北天灾对骨咄禄坐大的影响。永淳元年关辅等地区的天灾,削弱了唐反击骨咄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任由骨咄禄在总材山与黑沙城发展势力;而之后的漠北三年大旱,为突厥进入于都斤山、瓦解唐漠北羁縻体制提供了契机。

郭沫若书信中的楷书风貌探寻

郭沫若楷书书迹较少,其书信中的楷书字体多是青年时期与其父母之书,且相对水平不是很高,但却是研究郭沫若楷书书法的重要参考材料。通过对郭沫若书信中楷书风貌的研究,能够明确他早年的学书出处,更利于今后全面研究郭沫若的书法艺术。在现有能够查阅到的书信中,郭沫若楷书展现出三种风貌:一是欧颜风貌,结构谨严,风神遒脱,骨气凛然,体现出了郭沫若幼年学欧学颜的楷书基本功力;二是苏体风貌,兼有写经书风,字取横势,斜逸开张,突显出东坡楷书对郭体楷书的影响,尤其体现了写经书体对郭沫若楷书书风的影响;三是王(宠)体风格,这是在欧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合明代王宠楷书的艺术特征,通过融会贯通,表现出了飘逸闲雅、含蓄秀美的楷书风貌。

王庭筠交游活动述考

王庭筠一生交游广泛,名重当时,金章宗赞其“文艺佳”,“萧国公”完颜守贞称其“甚有时誉”。此外,他与任询、张汝方、党怀英等前辈名流颇有交往,与周昂、路铎、李弼等时贤名家建立了良好融洽的关系,对赵秉文、李纯甫、张天锡、李澥等人也有不同程度的提携接引,令人感佩。同时,他与佛老人物益公和尚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从王庭筠交游活动可以看出,他对明昌承安年间的金朝文坛具有突出贡献,其影响更是延及后代。

明代《王诏墓志》录文校释

明代《王诏墓志》出土于南阳淅川县九重村王氏祖茔,记载了其宗族六代的名讳,是研究南阳蒙古族王氏的宝贵材料。《王诏墓志铭考》公布了其拓片与录文,但因志石磨泐严重,录文舛误较多,句读也有不适当之处,今予以校正。王诏年少时即诵读经史,但屡试不第,捐金得授唐府典仪正,而未正式履职,生平孝悌友爱、垂范宗族子弟,可借以窥见明代普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张照与松江王氏家族的姻亲关系及相关书事考论

松江张氏家族和王氏家族两个名门望族的联姻始于张照父亲张彚娶王九龄女儿为妻,此后张、王两家又多次联姻,结成四代姻亲关系。外祖父王九龄对四岁便失去母亲的张照十分疼惜,对其未来也多有期许。在张照少年读书西溪时与高士奇女孙定亲,从叔外祖父王鸿绪、王九龄进士同年孙岳颁学习书法过程中,王九龄及其家族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张照以诗文书法得康熙欣赏,入直南书房,为康熙玺印“戒之在得”书写印面篆文,也有他与王氏家族姻亲关系的影响。

“当时大本从忠谏”——以王安石与赵抃切入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关系考察

透过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与赵抃的交集,可以窥见的是,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冰炭不投。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儒学的教养和政治主宰的使命感,让多数士大夫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念。在士大夫之间,尽管因具体施策的主张出现分歧,但多是止于公事层面的争执,较少夹杂个人恩怨。这是政治生态在激烈的党争时期以外的正常状态。

香港巨牡蛎与长牡蛎种间杂交及早期杂种优势分析

为测定香港巨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C.hongkongensis♂)、长牡蛎自繁家系(C.gigas♀×C.gigas♂)及其两者种间杂交家系(C.hongkongensis♀×C.gigas♂)子代的早期表型性状,评估种间杂种潜力,分析早期种间杂种优势,实验于2010年7月,采用1雄对3雌的巢式设计建立了9个香港巨牡蛎自繁家系(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C.hongkongensis♂)(HH11、HH12、HH13……HH33)、9个长牡蛎自繁家系(C.gigas♀×C.gigas♂)(GG11、GG12、GG13……GG33)及45个种间杂交家系(C.hongkongensis♀×C.gigas♂)(HG11、HG12、HG13……HG153)。结果发现,种间杂交家系受精率及孵化率平均水平的杂种潜力hp<-1,表现出显著的杂种劣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种间配子不兼容现象,而且存在着显著的个体间差异。从其总体水平上看,幼虫生长性状的杂种潜力hp<-1,表现出显著的杂种劣势,出现了远交衰退现象;幼虫存活性状的杂种潜力hp在-1～1之间,虽然具有正向优势,但达不到显著标准;幼虫变态率的杂种潜力hp>1,表现出显著的杂种优势。

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

在中国文化遗存中留下深刻历史记忆的王昭君事迹不仅对于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和理解有重要意义,也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课题之一。王昭君入长安的路线,以经武关道进入关中的可能性最大。在进入丹江流域之前,应主要利用水路交通条件。秦及西汉前期的简牍资料有值得参考的信息。考论王昭君自长安北上的路线,应当重视呼韩邪单于庭的地理方位,长安至呼韩邪单于庭最便捷的道路选择。也有必要参考呼韩邪时代汉匈交往与匈奴单于"来朝""出塞"路线。进行这样的工作,可以参考后世传说保存在方志中的资料,但是应当进行比对分析和认真的甄别,做出清醒的判断。

协助他人掩饰毒品犯罪所得行为之定性研究——以汪照洗钱案为例的分析

洗钱罪是一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此类性质的案件逐渐增多,加大对该罪的规制日益重要。我国对洗钱罪的立法规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严密的过程。洗钱罪在行为、客体和罪责方面有一系列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处理也面临很多困难。通过汪照洗钱案的审理可以发现,目前洗钱罪的明知问题、与上游犯罪的关系问题以及该罪与赃物犯罪的区分问题还存在争议,从理论上进一步明晰十分必要。

《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上的创造与延伸

昭君故事的史传书写、民间传说和文人歌咏构成了昭君故事的“历史叙事”。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历史叙事”有吸收,有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这一改编的成功给现今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很好的启示。

从一个教学医院分析血管疾病的现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医学界对血管疾病的基础研究、诊断方法、外科技术、麻醉学、手术器械以及人工血管研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由此血管外科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学科.

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

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夷夏之辨不仅反映于上古典籍,而且到中古时期就借助于苏武、王昭君、蔡文姬的故事得到文学化的表达,并以典故或素材的形式参与后代文学文本的构成,以意象化的方式强化了其文化内涵及认同。同时,夷夏之辨中文化品味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也通过个人体验显示出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古典文学与夷夏之辨及文化认同的复杂关系,可通过若干历史人物和诗歌作品的具体分析而得到确认。

民间歌谣与昭君传说的交融与整合

王昭君的传说经过近二千年的流传,已成为故事化的民间文学题材。以此为题材的同一文学样式有多个版本,以此为题材的不同文学样式又有许多种。在昭君故里的湖北省南郡秭归县(今隶属兴山县),却以一种别样的民间文学样式——民间歌谣,流传着"昭君文化"。民间文学中异文现象与异形现象整合的传播,有效促进了南方巴楚文化与北方华夏文化的交融,这对研究巴楚文化、民族精神、民俗风情具有借鉴作用,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构建和谐边疆、沟通南北经济、持续融合民族友好团结,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人文意义。

生命感伤体验的诗化表达——王统照、郁达夫、废名小说合论

王统照、郁达夫和废名同为 2 0世纪上半叶以诗化手法表达对个体生命的感伤体验的小说家 ,但他们各有其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 :王统照专注于对死的思考 ,表达的是一种生命感伤 ;郁达夫着力表现个人生的意志 (包括性的欲望 )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冲突 ,属境遇感伤 ;废名的小说则逐步实现了对于感伤的超越 ,中后期的作品侧重发现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乐趣。正是创作方法上这些与众不同的个性 。

王照浩治疗周围性面瘫的经验

王照浩老师擅长治疗周围性面瘫。根据他多年来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一套治疗周围性面瘫有效的治疗方法。他倡导早期面瘫浅刺不加电,配合耳穴疗法,针药结合,同时,强调起居调摄和面部护理。其治疗方法应用于临床,每获良效。

《儿科推拿摘要辨证指南》研究

通过对《儿科推拿摘要辨证指南》的系统整理,为儿科推拿甚至成人推拿的医疗、教学、科研提供准确可靠的文献基础与依据,促进推拿学的发展,进而提高手法治疗的临床疗效,为儿童保健工作服务。

弘扬昭君文化与深化两岸和谐关系研究

21世纪全球化时代,海峡两岸正走向三通、文化交流与和谐发展的道路。文化寻根意识成为寻根问祖与原乡意识之展现。台湾新莲寺是全台唯一供奉王昭君神像的寺庙。湖北省兴山县是王昭君的故乡,可以利用历史悠久的昭君文化旅游资源,吸引全球各地有志者探索昭君文化,研究荆楚文化。兴山县要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之经济建设之外,更应加强文化建设,加深两岸和谐交流关系的同时充分展现湖北荆楚文化与昭君文化中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资产,通过信息与网络科技的宣传,朝"在地全球化(loglobalization)"的建设方向发展。

赵孟介壶新研

赵孟介壶，共两器，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该器有铭文19字，铭为：“禺（遇）邗王于黄池，为赵孟疥（介），邗王之悬（锡）金，台（以）为祠器。”（《殷周金文集成））9678及9679）该器自出土以来，已有十余位学者对之进行了探讨。目前，诸家对该器年代的认识基本一致，多数学者认为该器作于黄池之会后不久，即公元前482年或以后不久。

王灼与晁公武的交往——李清照研究中一桩不为人知的史实

虽然有关王灼、晁公武各自的研究已颇为可观,但二人的交往至今尚不见有人提及,而此事直接关乎《碧鸡漫志》、《郡斋读书志》二书对李清照生平事迹的载录,并连带影响到后人对李清照再嫁一事的评价。考辨可知,南宋高宗绍兴十四至十五年间,同在四川遂宁的王灼、晁公武有过较密切的接触,王灼《颐堂先生文集》卷五所收《次韵晁子与》五首实为与晁公武唱和之作,"子与"乃"子止(公武字)"之讹。晁公武的特殊身份及经历使之有可能知晓李清照早年情况,并对《词论》内容有所耳闻。王灼《碧鸡漫志》所记清照事当得自晁公武口述,其评苏词之言"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可证《词论》作于清照婚前。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