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的情感思想:《隋书》对独孤皇后以情误国的书写

《隋书》是唐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它集修史、取鉴、资治于一体。唐初统治者认为,文帝的废长立幼是隋朝败亡的缘由,在魏征笔下,高颎的废黜、太子勇与晋王广的废立皆因情起,而这些情事的本源,则在独孤后的“誓无异生之子”与“性忌妾媵”,情在逻辑上成为隋亡祸本。《隋书》情为祸本思想受太宗一朝政治影响,更是魏征探索情感哲学的努力。宋明理学前,儒家情感思想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对现实的指导更差强人意,士人纷纷从各自领域对情展开理论探索,魏征的情感认识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唐代之前的情感史建立在文史哲、政治、现实交织的基础上;中国历史上的情感也走过了从中心到受摒、再到重新被认识的过程。赋正史以情感议题,《隋书》的政治史面貌或可得到改观。

正德、利用、厚生:“春秋三事”的现代阐释与中国人文经济学构建

中国人文经济学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中国人文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一方面要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另一方面要发扬中国人文传统。中国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基本理念,而中国人文传统是中国人民通过观乎天文,观乎人文,彰往察来,显微阐幽,经数千年而形成的历史文脉。“春秋三事”是中国古代圣贤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基本政治经济理念,具体来说就是要合理利用天地之间各种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做好三件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并将“三事”统合协调,执中惟和,从而实现人民安乐,万世永赖。所以,正德、利用、厚生成为中国历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本文认为,“春秋三事”经马克思主义的现代阐释,并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结合,可以作为中国人文经济学构建的基础框架。

论谶纬对《毛诗笺》的影响

郑玄精于谶纬学,谶纬对其经注有不少影响。《毛诗笺》中不乏引用和化用谶纬的例子,不仅多以天人感应说来说《诗》,还多以谶纬圣王神话来说《诗》。这使得《毛诗笺》不仅具有浓郁的天人感应色彩和天命色彩,也充满了谶纬化的教化气息。

孔颖达《毛诗正义》对魏晋古注的使用

孔颖达编撰《毛诗正义》时,援引郑玄、王肃、孙毓之说以解《诗》,透露出其对魏晋古注的理解与态度。《郑志》记载郑玄对《诗》的论说,是对《毛传》《郑笺》的再阐释;王肃注《诗》宗毛而驳郑,对《毛传》或详解或补充申释之;孙毓或言郑说之长或秉持中立。至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整合诸说而更为融通,彰显其欲统一诗解、平定纷争的气势与态度。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发覆

《隋书·经籍志》“总序”所载“五十五篇”涉及《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与成书,以及《隋书·经籍志》道、佛两部的演变,然历代学者皆语焉不详。“五十五篇”实指“部类”而非“篇序”,其虽源自魏徵贞观年间整理图书所撰“书序”,且此“书序”后入《隋书·经籍志》成其“总序”,但魏徵并未参与编修《五代史志》,魏徵与《五代史志》经籍部分转变为《隋书·经籍志》无直接联系。今本《隋书·经籍志》分四部四十类,附道、佛两部及其大纲,与魏徵贞观初年整理图书典籍时的规划不同,是因《五代史志》对“五十五篇”进行了调整,删除了道、佛两部之细目,究其缘由,则是《五代史志》的官修史志性质以及对前代旧例的遵循。

论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在抗战内迁和学术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迎来了研究热潮,其总体目标是重建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新发现,学界已形成或以巴蜀古史史料的辨伪与重建、或以秦汉以降巴蜀史料证说巴蜀古史、或以考古新发现材料去重建古代巴蜀文化的多元研究新理路。在此基础之上,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将域内外古文化和本土有限的历史记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有特色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较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诸内涵体系。经过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确立了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新历史脉络与内涵,最终促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

加味八正散对慢性肾小球肾炎大鼠炎症因子及肾脏组织病理改变影响的实验研究

目的研究加味八正散对慢性肾小球肾炎(CGN)大鼠炎症因子及肾脏组织病理改变的影响。方法按照随机原则将90只大鼠分为6组:空白组,模型组,肾炎康复片组,加味八正散高、中、低剂量组。于实验开始前一日及处死大鼠前一日收集24 h尿液,检测尿蛋白定量。实验结束时,处死所有大鼠,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法检测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γ干扰素(IFN-γ)、白介素4(IL-4)、白介素6(IL-6)、白介素10(IL-10)的表达。处死大鼠时摘取肾脏行HE染色,光镜下观察大鼠肾脏病理改变并分级。结果造模前,各组24 h尿蛋白定量差别不大;治疗后,模型组24 h尿蛋白定量远高于空白组(P<0.05)。与模型组相比,肾炎康复片组和加味八正散高、中、低剂量组24 h尿蛋白定量均降低(P<0.05);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血清中IFN-γ、TNF-α含量明显增加,IL-4、IL-6、IL-10含量明显下降(P<0.05);与模型组相比,肾炎康复片组和加味八正散高、中、低剂量组血清中IFN-γ、TNF-α含量都有所下降,而IL-4、IL-6、IL-10含量均明显上升(P<0.05)。空白组肾脏组织病理改变为0级,肾小球、肾小管形态正常,结构清晰,没有病理表现;模型组肾脏组织病理改变为Ⅲ级,可见明显的肾小管结构紊乱、肿胀、变性,大量炎性细胞浸润,肾小管上皮细胞脱落且基底膜增厚,上皮细胞变性坏死,出现明显的间质纤维化;肾炎康复片组肾脏组织病理改变为Ⅰ级,与模型组相比,肾小管炎性细胞浸润明显减轻,萎缩及纤维化程度改善;加味八正散低剂量组肾脏组织病理改变为Ⅱ级,与模型组相比,肾小管炎性细胞浸润程度稍有减轻,萎缩及纤维化程度得到改善,但有系膜区轻度增宽;加味八正散中剂量组肾脏组织病理改变为Ⅰ级,与模型组相比,肾小管炎性细胞浸润程度稍有减轻,萎缩及纤维化程度得到改善;加味八正散高剂量组肾脏组织病理改变为0级,与模型组相比,肾小球、肾小管形态结构基本恢复正常,肾小管无炎性细胞浸润,萎缩及纤维化程度明显改善。结论经加味八正散治疗后,肾小球肾炎大鼠24 h尿蛋白定量降低,说明加味八正散具有治疗效果,且高剂量组治疗效果最好;大鼠血清中TNF-α、IFN-γ含量下降,而IL-4、IL-6、IL-10含量升高,说明加味八正散对于慢性肾小球肾炎疗效较好,能够提高炎症介质水平,具有抗炎作用。同时减轻大鼠肾脏病理损伤,对肾脏具有保护作用。

孙伟正对过敏性紫癜(紫癜风)辨治经验

孙伟正教授为国家级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教师,从事中西医结合血液病教学、科研及临床50余年,在诊治过敏性紫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文章进一步总结了孙伟正教授辨治过敏性紫癜(紫癜风)经验:风盛毒邪是紫癜风最多见的病因,血热妄行是紫癜风最常见的病机,血瘀内停是紫癜风的主要病理环节,气虚阴虚乃久病之病机;治疗以祛邪为主,针对病因予清热(风热、湿热)解毒祛风的基本治法,全程应用活血祛瘀之法,同时重视扶助正气、调理脏腑,从而防止疾病复发。并结合典型病案分析孙伟正教授的辨证及组方用药经验。

溱洧与郑风——《郑风》多为情歌的原因探析

《诗经》中的《郑风》多为情歌 ,这与郑国地理、风俗有重大关系。溱、洧地处中原腹心 ,那里地势平坦 ,不仅土地肥沃 ,水源充足 ,适宜种植 ,而且道路辐辏 ,交通发达 ,经济繁荣 ,人民富足 ,风气开放。溱、洧两河交汇 ,流水淙淙 ,绿草茵茵 ,风景秀美 ,民风淳朴。这正是《诗经·郑风》多情歌的原因所在。

生而利还是死而义?——从孔、孟、程、朱、王夫之的管仲之评看儒家的生死义利观

孔子从道德和事功的分合着眼,对管仲作出了“如其仁”和“不知礼”是非两分的评价;孟子则鉴于时代要求和推行王道的需要,极力贬低管仲的霸道功业及其品德;程颐和朱熹从寻求普适的道德标准出发,以长幼、忠信之义为原则对管仲、魏征作出了正反不同的评价;王夫之以国家大义替代长幼之义,亟称管仲之仁与功,同时严斥魏征之不仁不义。由此反映了儒家在坚持义以至上的同时,对义利合一的艰难追求。

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加味藿香正气软胶囊中橙皮苷、厚朴酚、和厚朴酚和甘草苷的含量

目的: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加味藿香正气软胶囊中橙皮苷、厚朴酚、和厚朴酚和甘草苷的方法。方法:采用Kromasil C18色谱柱(250 mm×4.6 mm,5μm),以水-甲醇为流动相梯度洗脱,流速1.0 mL·min-1,检测波长287 nm。结果:橙皮苷、厚朴酚、和厚朴酚、甘草苷分别在4.47-178.70μg·mL-1、3.42-136.96μg·mL-1、3.49-139.48μg·mL-1、3.92-157.20μg·mL-1范围内与峰面积呈良好线性关系(r=0.999 9),平均回收率分别为99.48%、99.05%、99.57%、99.79%。结论:该方法准确、灵敏、专属性强,为加味藿香正气软胶囊质量标准提高奠定了基础。

正胃片中药材的薄层色谱鉴别研究

目的建立正胃片的薄层色谱鉴别方法。方法用薄层色谱法对甘草、七叶莲、陈皮、猴耳环进行了定性鉴别。结果薄层色谱法鉴别的4种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或对照药材色谱相应的位置上,均能显示相同颜色的斑点。结论利用薄层色谱法可对正胃片中的4种药材进行鉴别,可用于正胃片的质量控制。

朱维铮先生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

朱维铮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本文以作者亲历的事实,并利用相关书札文献,比较翔实地描述了朱先生组织"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策划出版《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筹办"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著作《走出中世纪》等若干重要的工作,阐明其作为80年代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和规划的主要策划人的贡献。

名老中医郑伟达治疗甲状腺癌经验探析

甲状腺癌的发病率较低,甲状腺癌可发生于任何年龄组,儿童和青少年曾接触过放射线的,成人期易出现甲状腺癌。甲状腺癌依其病理形态和生物学特征,可以分为四型。即:乳头状癌、滤泡癌、髓样癌、未分化癌。甲状腺癌多因情志不疏,肝郁气滞,痰湿凝聚引起。中医辨证分型为肝郁痰湿型(多见于初期)、阴虚肝旺型(多见于癌肿累及喉返神经,或放疗、手术后)、气血双亏型(多见于后期,或放疗后复发者),治宜化瘀解毒、理气化痰、养阴平肝、益气养血。郑教授以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运用慈丹胶囊等国家准字号中成药、经验方随证加减,灵活用药,取得显著疗效。另总结并强调以药物治疗为主或以手术治疗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重要性及具体操作事项。

“郑卫之音”问题研究综述

“郑卫之音”命题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历代不少学者的评论阐发。本文从“郑卫之音”命题的含义,历代学者对其的看法,这一命题引起争议的原因,以及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等诸多方面做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评述。

王珪、魏徵:儒家诗教观的履践——贞观宫廷诗风研究之三

王、魏徵二人是贞观时期儒家文学观重建的主要人物 ,又是这一文学观的自觉履践者。高度的政治警觉和骨鲠儒雅的品格 ,使他们以诗为谏 ,把诗歌创作作为实际事业的一部分。从内容到风格 ,二人的诗作均表现出儒家政教文学观的履践和北方诗风的延承 ,诗风古朴质直 。

郑伟达教授运用小柴胡汤经验探析

郑伟达教授认为研究仲景《伤寒杂病论》,应与《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紧密结合。小柴胡汤功在治疗少阳相火逆冲所致诸症,少阳病提纲证"口苦,咽干,目眩",胸胁硬满痛,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喜呕等为其主症。手、足少阳经脉循行部位之疾病表现时,亦当以小柴胡汤为主进行治疗。此外,随其或然证的出现,观其病机而随证加减。本方以和解少阳之邪为主,又旁治脾胃,和中扶正,既清解邪热、调和表里,又培护正气,通过和解而达到"一气周流,土枢四象"的目的。

新发现唐朝最早“策学”之作考证

唐初的科举考试,不论进士科、明经科、制科都试策问。为了应对科考,举子习作策论,官员也撰写作为辅导性质的策论,大量策论遂应运而生,从而在唐代形成一种特殊文体——策论。研究唐代的策论,则成为"策学"。时至今日,唐代时务策留存甚少,能够确定的最早的科场进士时务策,为贞观间上官仪之进士对策。至于作为习作或辅导性质的策学之作,有学者认为中唐诗人白居易成书于元和间的《白氏策林》四卷是唐代留存至今的最早策学著作。其实,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唐代保存至今的最早策学之作,当属日藏《令集解》中所载唐太宗贞观初魏徵撰写的进士《时务策》,它比《白氏策林》早出一百七十年左右。

李世民与魏征关系新论

长期以来 ,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一直笼罩在明君与贤臣的光环下 ,但对这种关系之后的深层次原因 ,学界讨论尚少。历史的真相是 :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 ,特别是山东问题 ,决定着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李世民利用魏征以笼络山东豪杰 ,并达到制约山东士族集团的目的 ;魏征则恃以山东势力 ,在中央维护山东豪杰的利益。随着山东问题重要性的下降 ,二人之间的关系也从重重假象中逐步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