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研究古籍及民国时期文献平台建设

吉安是庐陵文化的发祥地,文天祥是庐陵先贤的杰出代表,开展文天祥研究相关文献特别是古籍的整理、发现和挖掘等工作来推动庐陵文化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从拓展研究资源来源、规范数据标引内容、整合补充文献信息、选择采用B/S模式+MySQL数据库技术、应用React18软件灵活配置前端展示内容和应用NestJS9软件高效扩展后端技术6个方面构建一个特色资源集成平台,平台具有个性化检索、汉字简繁体规范检索和按需同屏展示、自动和按需显示检索结果、浏览式导航、延伸应用等5项主要功能,展示了平台的创新之处,使该平台能充分发挥古籍检索、阅览、学习、研究和溯源等作用。

论“同谷体”的确立及影响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杜甫创作的连章体诗,其既综历代诗家之长,又兼具独创性。文天祥对“同谷体”进行了改造,将之确立为一种较为成熟的诗歌体制。“同谷体”兴于宋代以后,盛于明清易代之际,以底层文人和易代之际的死节之士、遗民诗人创作的两类作品为代表。此外,“同谷体”还被用来追悼师友、纪念生辰和记录灾难。而后人拟作既多,摹仿亦生积弊,其症结在于缺乏“时”“兴”。

明代对历史人物风范的记忆与建构——以文天祥为例

宋末文天祥以其大义凛然、临死不惧的浩然正气化身为一个英雄符号、忠节典范而被历代接受传颂。入明以来,文天祥这种忠节义气和风范每每唤醒世人的历史记忆,上至政府,下至民间,以传记、书志和建祠、立碑、刻铭等诸形式传承建构,使得他的事迹影响与精神传承空间不断扩大,成为忠臣义士和文人士子的效法模范与敬仰对象。文天祥形象的传承建构,是明代对历史忠节人物记忆的典型代表。

南宋《胡笳十八拍》集句诗之书写及其历史意义

传为蔡琰所作之诗有五言体和骚体的《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虽然不能确定为蔡琰所作,但由其文字内容观察,作者十分贴近蔡琰的心灵声音。其后以《胡笳十八拍》为题目的续作者,唐代有刘商,宋代则有王安石、李纲和文天祥等人的集句诗。李纲和文天祥《胡笳十八拍》集句诗的历史意义可梳理为三个层次:一是延续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手法,仿效蔡琰自述乱离身世的叙事模式;二是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文学地位,推崇杜诗为集句诗写作的取材典范;三是实践"以诗为史",扩大了"诗史"的指涉范围。

论文天祥的儒学思想与人格精神

文天祥是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人格精神可一言以蔽之"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之所以拥有这种人格精神,实与他沟通了必然之"命"与当然之"理"的观念有密切的联系。文天祥的一生,是"君子自强不息"的典范,也是知"道"循"道"卫"道"的楷模。从他一生的事迹可以看到作为思想家的文天祥与一般的学者不同的是:他不仅以理论的探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以其鲜血和生命实践了他所服膺的儒学之基本价值,从而耸立起一座儒家人格精神的历史丰碑,让世人在敬仰的同时,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和人格上的锤炼。

试论文璧降元问题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胞弟文璧在宋亡后降元,后人对他褒贬不一。宋亡前,文璧是个合格的忠臣孝子。宋亡后,他为保护文氏家族,弥补文天祥忠孝不能两全的遗憾,被迫降元;对此,文天祥内心虽有矛盾和痛苦,但实际上已经予以默许。文璧降元固然是对宋朝不忠,但也不必深责。因为在元朝统一中国后,历史任务有所改变,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必再以是否忠于宋朝为标准。文璧在出任元朝地方官后,为保护南宋遗民、恢复战争创伤和安顿文氏族人尽了全力,对元初社会发展有所贡献,他仍是个值得肯定的人。

文天祥世系问题探究

文天祥属于文氏多少世(代)问题,在《宋史》卷418《文天祥传》中,并未论及。经探究和考证,可得出:文天祥是以文时(春元)为1世祖的文氏第13世;是以文球为1世祖的文氏第25世;是以文翁为1世祖的文氏第56世;是以文种为1世祖的文氏第70世;是以文姓起源的文祈为1世祖的文氏第87世。

论儒家的气节观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人在数千年的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了“气节”价值观念,它既是士大夫或志士仁人的人生理想,也是他们所置身的社会的价值取向。“气节”价值体系中所蕴涵的“孝”、“忠”、“义”、“礼”、“信”、“勇”、“诚”等观念,在抽象形式上具有普遍的价值,因而可以根据时代条件的变迁赋予其新的内涵,发挥其在人生理想和敦化社会风气方面的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文天祥形象的记忆与认同

七百余年来,文天祥一直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的诗文更是屡屡成为中小学教科书的内容,他的死体现了成就忠君与自我道德实践的意义,一直为士人所景仰。自他逝后,祭祀一直未断,其诗文也不断被整理付梓,为后人提供了追忆的线索,他曾歌咏的地方也成为名迹,成为士人怀古、吊古、追忆往事的地方,文天祥的诗词与传记在元末明初首先建立了关于他的记忆。从元朝开始,历明清两代,在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建立了大量的祠庙祭祀崇敬,形成了对其忠节形象的记忆与身份认同。

文天祥与儒家文化

文天祥对儒家经典著作娴熟于心,融会贯通,又有所取舍。他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同时,自觉接受了新兴理学,并能将二者熔于一炉,交互阐发;对儒家思想,文天祥不仅潜心研索,真诚信奉,而且经世致用,身体力行。文天祥能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除其他因素外,也是他学习、实践、弘扬儒家思想文化的结果。

《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

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一部专业性强而又广受欢迎的诗歌选本,在序言中他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关于诗歌选与不选的标准,对那些未能入选的诗歌名篇似乎尽到了说明之意。但对于《正气歌》这样在诗歌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篇章,先生却坚持不肯选入,则显然是因其有着不可原谅的缺陷。本文从钱钟书先生给《宋诗选注》责任编辑弥松颐先生的信谈起,从诗歌的继承与创新上对《正气歌》未能入选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指南后录》中的交通路线及其书写

《指南后录》是文天祥从广州到大都过程中创作的一部诗集。集中记录了文天祥所走的水陆交通路线,包括赣江、长江及大运河周边的沿线城市,较好地反映了路途中的交通状况、城市风貌和诸多交通现象。通过对诗歌中交通细节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文天祥的思想和内心,以及行途中诗歌风格和情感的变化。

文天祥佚文《吉水竹塘莆阳王先生传》及其史料价值

《吉水竹塘莆阳王先生传》是新发现的一篇史籍失载的文天祥珍贵佚文。《吉水竹塘莆阳王先生传》的史料价值在于:填补了文天祥生平中咸淳壬申年,即度宗咸淳八年(1272年)史料的断年缺失;修正了有关史料对文天祥历史记实的偏颇失误;为文天祥文集补遗。

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之“高沙”辨析

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中多次提到"高沙"地名,学界对此解释不一。根据考证,两宋时期未实行过郡制,但每州(府、军、监)往往又赋予一个郡名,以为郡王、郡公封爵之用。高邮宋代为军,"高沙"为其郡名,当得名于北宋哲宗时期。高沙馆为国信监司之行衙,因高沙郡而得名,位于高邮城区西南部。

20世纪以来文天祥《集杜诗》研究综述

把《集杜诗》放在宋元明清集杜诗历史中观照,把《集杜诗》与其他作品或集句诗来比较审视,把《集杜诗》文本与文天祥的经历结合进行纵深挖掘,从文本接受的纵横两方面对《集杜诗》所作的综合研究,是这些年来文天祥《集杜诗》体现的综合特点。对其梳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文天祥研究的全面深入。

碧血心成千古赞,愁肠九曲谁能解——文天祥求生心理历程初探

在文天祥被羁押于大都监狱的最后四年中,当他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他内心充满了渴望:他渴望着能与妻儿团聚,终老于故土;他渴望着能隐居山林;他渴望着能以遗民身份全身于乱世。

1979-2006年文天祥研究论文定量分析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1979-2006年文天祥研究论文为统计对象,分别从年代分布、论文选题、期刊分布、论文作者情况四个方面进行了数据上的统计与分析,试为今后的文天祥研究提供参考。

《集杜诗》又名《文山诗史》探源

文天祥的《集杜诗》200首,又名《文山诗史》,历来少有人关注。就《集杜诗》溯源,可以看出其对南宋灭亡原因的思考、对南宋末几代帝王的真实记载、对有节义大臣和将士的批评与讴歌,再现国难中将士的英勇斗争形象。梳理《集杜诗》与《指南录》《指南后录》文本,时见其序文的互补性:《集杜诗》序弥补《指南录》《指南后录》未载之东南沿海战斗,《集杜诗》有关北行途中之诗与《指南后录》相互辉映,《集杜诗》序文有意为师友、亲人和自己立传等,从而印证不愧为"诗史"之称号。

文天祥判词特点探析

文天祥是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和杰出的爱国诗人,学人们对他的生平传记、年谱、文学成就乃至戏剧、故事、书法、文物等等青睐有加,研究成果丰硕,而对他于咸淳九年任湖南提刑时所作的5篇判词似无人加以研究。其实,文天祥的判词都是用散文体写成的实判,它们具有事实叙述清楚、理由论述充分、语言简洁明快、表意严谨通俗、论述理由常引经据典等特点,从中可以看出文天祥杰出的司法才能和高明的制判水平,透过判词这面镜子,我们对这位民族英雄、不事二君的忠臣,会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文天祥判词所体现的法律思想初探

宋代司法实践中,"原情定罪"和"罪疑惟轻"的现象极为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宋代司法精神的两个重要特点。文天祥的五篇判词所体现的法律思想主要是按照法律"原情定罪"、"罪疑惟轻"、法理与人情兼顾等原则进行判决,这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天祥的法律思想和个性特点,也与南宋时期司法裁判价值取向大体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