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细跳月”的名称溯源及其认可

“跳月”一词至迟是明万历以来汉族文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跳舞以求偶的风俗之专称,并非梁伦、闻一多所起。1940年前后,一批知识分子深入到阿细人聚居区,他们用“跳月”一词来称呼阿细人跳舞求偶的三弦舞。1945年梁伦深入路南圭山采风,看到了久闻其名的“跳月”,1946年他在当地挑选阿细人演员,创编了一个名为“阿细跳月”的三弦舞节目。后来“阿细跳月”这个节目名称知名度扩大,最终含义泛化为对阿细人三弦乐舞的专称,并被社会各界和阿细人所认可。

论闻一多的文化阐释批评

20世纪上半叶 ,闻一多把清代朴学的实证方法和西方人类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加以结合 ,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阐释批评方法。本文探讨了闻一多的文化阐释批评方法的基本原则 ;他对古代典籍的训诂阐释方式 ;他运用文化阐释方法所揭示出来的古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象征意象 ;他对古代民俗的还原和重现 。

闻一多现代学术品格论

本文深入研究了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学术品格形成的中外学术渊源 ,探讨了闻一多学术品格的现代性问题。闻一多把现代思维方式、现代学术观念和科学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相融合 ,形成了将东方和西方、科学性和诗性、传统学问和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完美结合的学术思想。在具体研究中 ,闻一多注重多学科的综合运用、微观的严谨与宏观的开阔 ,讲求研究的时代性与人民性 ,获得了鲜明的现代学术品格 。

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以闻一多、韦君宜、邹韬奋、李鼎铭为例

共产党开始独立从事武装斗争、夺取领导权活动的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的多数对于中共的事业是持中立或消极的态度的,中共事业的合理性主要是在农民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认可。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对中共疏离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不少曾对共产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人渐渐缓和起来、甚至于转向;多数曾安于书斋、追求个人天地的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体的中小知识分子空前地团结在中共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为数不多的以追求自由民主、反对独裁专制为目标的知识分子,也出于对国民政府腐败的愤怒和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认同而同情、支持起中共来了;传统的乡绅知识分子在中共放弃阶级斗争和坚决抗日的双重政策感召下,也积极地向共产党靠拢。本文特选取了各派的代表人物闯一多、韦君宜、邹韬奋、李鼎铭等政治心理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

论闻一多早期的“纯诗”观

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纯诗理论的影响,闻一多早期诗学呈现出丰富而明显的"纯诗"内涵。早期的他以美为艺术之核心、主张"为诗而诗",追求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注重情感和想象,以暗示、象征的手法在诗歌世界中努力探索艺术的纯形,他的早期诗学因而呈现出鲜明的纯诗化风格。但中国诗歌的"言志载道"传统与新诗救亡图存的功利背景和目的决定了闻一多诗学在纯诗化追求中的不纯面孔。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化,有强烈忧患意识的闻一多更加意识到西方纯诗的有限性,其后期诗学的思想性、现实性和功利性日益突出,早期的纯诗论也逐渐为弹性说所取代。

闻一多和朱自清治学方法比较

闻一多和朱自清都是从作家和诗人转向古典文学研究的 ,二人都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这与他们采用较为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本文主要是对二人的治学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力图寻觅他们治学方法的合理内核 。

闻一多诗学理论与新诗形式的现代化建构

在中国现代新诗学理论的现代化建构中,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闻一多诗学的语言观首先区分了诗性语与实用语,由此确立现代诗学的本体论形式观,并进而确认现代诗的"有意味的形式"。闻一多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原则,是其诗学理论的现代语言观和形式观的具体实施。

香港语言政策及思考

现行香港语言政策“两文三语”,有其特定的历史及现实依据。香港人在实践“两文三语”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章对“两文三语”进行了阐释,分析了香港的语言现实并提出了相关问题的一些思考。

论闻一多文艺思想的嬗变

闻一多在其早期受西方济慈等人的影响 ,认为“以美为艺术之核心” ,主张“纯艺术的艺术”并“纳诗于艺术之轨” ,坚持“做”诗并倡导诗歌的“三美”。然而随着那“不是混着好玩”岁月的流逝并亲身体验“生活的严重”后 ,他转而重视诗的社会价值并彻底摒弃了“唯美主义”的价值取向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呼唤“时代的鼓手”。文艺观由“艺术为艺术”变为“艺术为人生” ,从誓做“艺术的忠臣”到成为“人民的忠臣” ,我们在其文艺思想的嬗变过程中 ,看到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

闻一多和中国美学史

闻一多在中国美学史诸多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就。闻一多以坚实的学理性基础,熟练运用审美心理发生论、美学史探源论、纯美学观念评价论等,广泛涉足中国美学史的前沿地段,诸如神话、生殖崇拜、美术、音乐等领域。他凝结起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美学史结晶体,将本土乾嘉朴学和西方文化人类学、科学性和审美性结合起来,既复活历史现场,又有个人的独特性发挥;将零星化、碎片化的文本文献加以程序化、系统化,并在浩繁的资料面前展现出鲜明的主体精神和强烈的时代使命意识。闻一多在唐诗美学史上更有突出的表现,他以融合式为机制,以文献学为先导,以"类书"为着力点,以"宫体诗"为参照系,以大、长为美的标杆,描述其审美形态,揭示其审美历程。他把文、史、哲、美四者打通,融汇一体,在总体框架上以文学为对象,以哲学为精神,以史学为引领,以美学为基点,从时代和美学入手,建立了社会学—美学的价值体系,表述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美学史见解,用史识勾画诗史历程,用诗心体察诗作,用诗情点赞诗家,用哲思感知对象,用想象复现诗篇,在现代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上取得了高山仰止的巅峰性成就。

闻一多的《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

在20世纪《周易》历史学研究领域,闻一多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周易义证类纂》、《周易杂记》是关于《周易》的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周易新论》是为《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做时代背景、理论方法上的准备；《周易字谱》、《周易分韵引得》是关于《周易》用字的分韵长编,是为《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做文字音韵训诂语义解释方面的资料准备。闻一多的《周易》研究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史料学基本体系和内容。同时,由于他综合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追求文献史料的真实性,对《周易》符号学、《周易》解释学、《周易》语义学和《周易》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论闻一多的信仰者心理

闻一多早年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又是他人格的特定表现,所以他后来虽然抛弃了基督教的信仰,却又先后信奉"艺术"、"创造"和"人民",始终保持了信仰者的心理形式。闻一多需要有一种远超出个人存在价值的精神尺度,使他能在遭遇挫折时通过确立新的人生目标来规避消极情绪的影响,而当他认准了新的方向后又能坚毅地前行,在危急关头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信仰者的心理构成了闻一多性格极为重要的部分,影响了他在关键时候的人生选择,决定了他在重要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从而使他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成为独特的"这一个"。

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

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他的语言观和形式观两个方面。语言观上他既对诗性语和实用语进行了明确区分 ,又充分注意到了汉语的自性 ;而其本体论的形式观。

新人文主义与闻一多的《诗的格律》

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奠基之作———闻一多《诗的格律》所产生的学理动因是什么呢? 学界尚未就此作过深度的探索。一般均认为,初创期的新诗因其形式简陋单一,创作粗制滥造,迫使它改弦更张,但这仅是形式动因。以新月诗派为代表的,以《诗的格律》为理论基石的中国现代格律诗派,在理论上缘起于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两者间构成逻辑的因果关系,这是其学理动因;而在新诗发展史上,则属于古典主义思潮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

“东方色彩”的自觉追求与建构——闻一多诗美实践与诗学理想再阐释

在中国新诗以“欧化”为“现代化”的转型期,闻一多因追求“东方色彩”而与时代主潮产生疏离。美国的新诗运动是促使闻一多审美潜意识中的“东方色彩”得以彰显的契机,但二者却有深刻的审美差异;尤其是进入现实语境后,“东方”更呈现出“他者化”色彩,闻一多以自己的诗歌构成对这一现实东方形象的逆向书写。就中国新诗发展的整体态势而言,闻一多这种偏向于“东方色彩”的诗美实践和诗学建构既有纠偏的一面,也呈现出自身的偏颇。

作为奇迹之《奇迹》的多种解读及其原因

闻一多的《奇迹》问世后,其题旨就成为难以破解的谜,有认为是其脱离诗人园地的告白,有认为是其幻灭的表现,有认为表现的是人生哲理,有认为是诗人对新的理想境界的寻觅和探求,有认为是浪漫主义爱情高度的体现或直接认为就是爱情诗。这种莫衷一是的阐释,固有特殊年代对诗人拔高的因素,当然更在于诗句本身的不明了性。这种具有暗示方法的创作,只有在研究者知其创作本事的情况下,才能给以正确的阐释。

青年闻一多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与排拒

清华教育阶段,是闻一多人生旅程的重要一站,也是青年闻一多接触到西方文化并开始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冲突的重要时期。文章认为,青年闻一多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有两种最主要的表现形态:一种是受动方对施动者的顺应性接受;另一种则是在施受双方的冲突中形成的受动方的逆反性排拒。青年闻一多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与排拒,就是从这样相反相成的两个对立着的方面来发生和实施的。

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最独特景观——作为诗人、学者闻一多政治选择的认识意义和牺牲价值

闻一多牺牲所谱写的是最华美璀璨诗章,成为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最独特的景观。他后期坚定站在人民立场上,使他载入中华知识分子精英行列的史册。他之复杂存在,更让我们认识到挖掘其最闪光内涵的重要,这即作为诗人、学者闻一多政治选择的认识意义和牺牲价值:不仅加速终结一个旧制度旧政权,而且加速催生一个新社会新时代。闻一多诗作诗论与人格之多维一体的方正和圆满亦即混元归一,闻一多诗文与生命之合一的险中见奇,尤其他在当时弱势与强势对比中的正义选择,更超越自己而成为时代兴象。闻一多这良知即精英意识,堪称知识分子楷模,因此引起我们共鸣。

论闻一多对国学的态度及其变化

闻一多在学术研究中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他的研究是基于对国学的情感态度而展开的,其情感态度包含了他对国学的价值评判。而闻一多对国学的情感态度经过了从赞美到怀疑、从客观研究到彻底批判的演变过程,这正对应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之于国学价值取向的四种态度,即"信古"、"疑古"、"释古"、"批古"。闻一多的国学态度在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典范意义,其中所蕴涵的价值取向对当下的文化选择具有一定的启示。

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的闻一多——纪念闻一多殉难60周年

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的遭际、沉浮和离弃,是闻一多过于耿介严峻的性格悲剧,是诗人兼学者特殊历史阶段的自然写照,其中所交织的情感涟漪是人性的磊落表露。作为一篇闻一多殉难60周年的纪念文章,本文试图摈弃以往将闻一多标签式地定格于从事政治的学者的窠臼,让读者领略青岛时期那个真实的闻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