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现状与未来——部长级会议决定解读

从2022年开始,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陆续展开,并且在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谈判文本。谈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谈判文本的核心是回应美国关注。然而,美国仍然不同意恢复上诉机构,以至于谈判文本中的上诉/审议部分出现空缺。由此可见,谈判是以争端解决其他方面改革换取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支持,但是这一目标没有实现。有鉴于此,加上成员意见分歧和美国大选在即,争端解决改革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WTO成员应该考虑更多路径,包括使用上诉仲裁和新立上诉机构。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规则构造:以RCEP为参照样本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有效运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但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因其上诉机构的停摆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RCEP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极具创新与特色。鉴于WTO与RCEP的社会基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的兼容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基础的共同性,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特色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因此,WTO可以充分参照RCEP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创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第一,将提高效率作为改革的首要价值;第二,将提高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三,以专家组为核心重构DSU,既要发挥上诉机构的作用,又要规范和约束上诉机构的职权,完善上诉机构与专家组之间的关系;第四,务实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制度。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第一案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意义

中国、欧盟等WTO成员建立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吸收借鉴了旨在回应美国对上诉机构部分“关切”的沃克方案的相关建议。哥伦比亚—冷冻薯条案是MPIA付诸实践的第一案,其不仅检验了MPIA的创新性制度安排,而且明确偏离了上诉机构针对《反倾销协定》第17.6(ii)条采取的顺次方法。该案及土耳其—药品案仲裁庭还以澄清方式偏离了上诉机构的另外两项裁决。就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而言,应积极灵活运用MPIA创新性设置的程序性和实质性措施提议机制;在先例问题上,明确偏离上诉机构裁决应遵循“强有力理由”标准,但可以谨慎通过澄清方式偏离并完善部分上诉机构裁决;此外还应优化WTO裁决的表述方式。

论中国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策略

WTO争端解决机制为WTO体系的顺利运行,以及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该机制在实践操作中也暴露出了众多需要修改和完善的方面。为此,WTO成员方相继提交了改革提案,我国亦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利益以及促进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健康发展,我国应该采取正确的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策略。这就是"参与、研究、争取、妥协"四大应对策略。

CPTPP争端解决机制比较研究——以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为视角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经历了长久的历程,但至今仍未能达成相关成果。多哈回合以来,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争端解决的效率和透明度方面。CPTPP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规则来源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其在很多方面的突破,特别是在争端解决的效率和透明度方面所做的创新性规定,一定程度上弥合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CPTPP争端解决机制的出现,必将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产生重要影响,并将对今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初探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协调国际贸易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机制仍有缺陷。对其改革应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即透明度、及时性、灵活性和如何维护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利益。须强调的是在现行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当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利益的保护,有利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及WTO本身保持活力。

论WTO争端解决MPIA机制适用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简称MPIA)是WTO成员国中的参加方为应对上诉机构停摆危机,经过平等协商而建立的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同原上诉机构相比,MPIA机制具有临时性、开放性、多边性、迅速性等特点。通过对MPIA机制的程序运行规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MPIA机制在实践中仍存在:上诉仲裁与上诉机构的衔接规定不明、第三方参与界定不明以及缺乏经费和行政支持等问题,为提升MPIA机制的可操作性,应当赋予争端当事方对程序的选择权、明确第三方界定范围、完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及MPIA相关仲裁条款等措施,以实现MPIA作为上诉机构的长期补充性程序能够顺利运作和良性发展。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是WTO改革的重要内容,各成员已经提交了多个改革方案。基于1989—2020年的GATT/WTO争端解决数据和贸易数据,采用PSM-DID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争端解决程序(机制)整体上具有贸易促进效应,证明GATT/WTO争端解决具有正的外部性,揭示了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取得成功的经济学基础。然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经济效益虽较GATT有很大提升,但是仍存在南北落差,对中美欧等重要成员的贸易效应也不尽一致,成为各方改革主张大相径庭的经济动因。中国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获益方,较好地执行了争端裁决,应积极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尽快恢复正常功能,避免倒退回GATT时代。

WTO争端解决机制和上诉仲裁程序问题之辨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停摆已经持续了数年,最近,上诉仲裁程度成为了替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其中一个重要结构。如何判断WTO未来争端解决机制未来的走势,本文将提供参考思路。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研究:进展、挑战和方案建构

破解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危机和争端解决机制困境是WTO改革的优先议题。在2022年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后,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进入新阶段,美国提案成为焦点。当前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但在理念认知、法律技术、议题关联、谈判时限等方面仍然面临重大挑战,能否如期达成全面解决方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经贸法治,需要未雨绸缪,探索破解僵局的新方案。基于各方诉求和形成谈判困局的原因,建议WTO成员增强谈判的灵活性,考虑以并行共存为特点的折中方案,在现行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内构建“认可并尊重可不选用上诉程序”的机制性安排,以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恢复良好运作。

发展中国家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要求及改革前景

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以规则为导向的W TO体系的最重要的支柱。W 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争端解决的效率和可预见性,但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作用远低于原先的设想,不能被发展中国家公平、有效地利用,在某些方面甚至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利,因此,亟需进一步的改进。由于成员各方利益的冲突和技术方面的原因,目前对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进程并不顺利,实现使W TO争端解决机制更加公平合理的改革目标尚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效用的实证分析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以规则为导向的组织,被认为是一个公正的国际贸易组织。这也使人们认为在这个进步的机制下,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会得到好的保护。但是目前还很少有学者对此进行实证研究。文章以2001年至2006年的贸易争端为样本研究对象,研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效用,发现发展中国家作为申诉方会比发达国家作为申诉方获得更多的应诉方让步。而且当应诉方为发达国家时,发展中国家获得让步的可能性较大。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SDS机制功效衔接的路径与方法

现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加剧了“意大利面碗效应”,因同一事实引发的争端在不同条约体制内诉诸救济已屡见不鲜,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间的管辖权重叠甚至冲突。其中,先后或同时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和国际投资仲裁庭进行的国际经贸纠纷解决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既判力、未决原则、体系解释等传统司法体系协调方法难以适用。本文认为可以借助“礼让原则”或引入“衔接条款”理顺争端解决程序运行逻辑,以便穿透两大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相互竞争的表象,利用两者功效衔接来加速破解WTO上诉机构僵局,也可以引导投资者和东道国将两大争端解决机制视为互补性工具,从两者区别与联系中选择诉讼或应诉策略,从而进一步放大WTO争端解决机制和ISDS机制的互补优势,提升国际法治的确定性和效率性。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与发展

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以规则为导向的WTO体系的最重要的支柱。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争端解决的效率和可预见性,但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作用远低于原先的设想,它不能被发展中国家公平、有效地利用,在某些方面甚至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利,因此亟需进一步的改进。由于成员各方利益的冲突和技术方面的原因,目前对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进程并不顺利。

论301条款WTO合规性分析的困境——以301条款与争端解决机制互动为视角

“美国关税措施案”是中美对抗中的关键争端。和对美国“301措施”的WTO合规性分析相比,“301条款”本身的合规性问题更为复杂,对此基础问题的研究可以刷新认知、追本溯源。考虑到WTO贸易体制同时是政治、法律和经济体系,WTO的裁决亦有政治和法律的双重属性,故应从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维度来论析“301条款”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互动关系,从而澄清和回应“301条款”的合规性问题。对互动关系和纠纷案例的考察有助于把握复杂性背后的历史逻辑,亦有助于揭示判断合规性时面临的困境。此际的审视虽暴露出WTO争端解决机制在面临重大利益冲突时的进退失据,但同时也指明了改革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合理方向。

WTO和CPTPP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冲突与协调

国际法的碎片化和不成体系使得不同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间可能发生管辖权冲突。WTO和CPTPP在成员和实体规则上存在重叠,可能导致管辖权冲突。尽管CPTPP含有排他性场所选择条款,但从WTO争端解决实践来看,排他性场所选择条款的效力未能明确得到WTO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认可。上诉机构曾提出“法律障碍”这一概念,承认在特定情形下WTO专家组可以不行使管辖权。“法律障碍”与一般国际法上的案件不可受理含义相同,排他性场所选择条款、禁止反言、既判力原则等都可能成为存在法律障碍的具体情形。解决CPTPP和WTO管辖权冲突最直接的方法是修改DSU第23条,将场所选择条款引入DSU,为WTO和CPTPP之间的管辖权分配扫清障碍。此外,安妮—玛丽·斯劳特提出的跨国司法对话这一新视角也能为协调WTO和RTAs的管辖权冲突提供借鉴。根据该理论,WTO专家组在面对与CPTPP之间的管辖权冲突时可以遵循国际礼让原则,自愿克制行使管辖权。

WTO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及改革建议

乌拉圭回合通过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书》(DSU)所建立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在GATT争端解决条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适用于缔约方的完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障多边贸易体系安全、可预见性和有关协定法律约束性的核心因素,自建立以来已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国际贸易争端,成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创设的最有效的解决国家间经贸纠纷的机制.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该机制的一些问题和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

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是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和发展，也是对整个国际争端解决法、国际争端解决方式与方法的创新和发展。入世为中国司法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使司法审判标准与ＷＴＯ规则接轨，加强世贸协议在我国审判中的适用，并按照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完善我国民商审判机制和行政审判机制。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浅析

当前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适用过程中凸显出一系列问题,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成为当前各国关注的焦点。目前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主要分为渐进式改革、系统性改革和范式改革。中国作为具有双重投资身份的大国也应该顺应发展潮流,在改进国内仲裁机制,提高仲裁能力和仲裁机构影响力的同时,注重争端预防机制和调解在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完善争端解决机制现存的问题,为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提供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也要注重高端人才的培养,提高我国在投资仲裁领域的参与度,提升在投资仲裁改革中的国际话语权。

审慎抑或轻率地扩大权利?——WTO争端解决机制第三方制度改革问题述评

作为WTO调整争端解决法律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书》在第三方问题上的规定存在着不够明确和完善的地方,由此带来的规则和实践的不一致减损了WTO的可预见性,第三方制度成为WTO争端解决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地方之一。有关第三方制度的改革问题,必须建立在一个正确认识第三方参与对WTO争端解决进程之影响的基础之上。鉴于第三方对于争端解决进程的过多参与将会对争端解决的成本、争端得到早期解决的可能性、争端解决的结果等方面带来众多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因此,应该在改革第三方制度的过程中采取审慎的而不是轻率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