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法解释援引外部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批判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c)条是援引外部国际法对WTO法进行解释的主要依据,该条所指引的外部国际法的范围,在理论和实践上有"WTO全体成员方说""争端当事方说"以及"共同意图说"三种观点,分别对应狭义说、广义说和折中说。这三种观点虽然在表面上看具有逻辑闭合性,却不能掩盖它们在方法论方面的共同问题:首先,将手段作为目的。三种观点都将手段——WTO法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作为目的,都存在破坏WTO多边体制的潜在危险,或者造成WTO体制的僵化,或者使WTO体制遭受单边行动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其次,没有采用WTO法律解释的参与者视角。只有在WTO法律解释中运用参与者视角,才能在维护WTO体制的目的之下达致WTO法律解释的确定性与发展性的协调统一。

WTO法律解释“系统整合路径”的批判与重构——以“维护多边贸易合作”为基本立场

WTO法中存在一种贸易壁垒,即某些国内措施以增进非贸易价值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这些措施对WTO裁决机构的解释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确保贸易价值与非贸易价值之间的平衡。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提出了“系统整合路径”的解释方法,然而,该方法为WTO法中引入其他领域的国际法规则提供了过大的灵活性,在WTO法律边界上为潜在的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打开了缺口,进而对WTO多边体制构成威胁。对此,WTO裁决机构应当采取参与者视角的基本立场,维护WTO多边体制的有效性,从而为援引外部国际法规则解释WTO法设定标准。在此目的下,“显著性原则”涵盖于维护WTO多边体制有效性的内涵里,体现在WTO裁决机构的解释实践中,完成了对“系统整合路径”的重构。

论条约的“立法”解释及有关问题--以WTO争端解决为视角

条约的"立法"解释泛指缔约方的有权解释。本文特指管辖多边条约的国际组织对条约的"立法"解释。WTO的决策机构对该组织管辖的多边贸易协定行使的专有解释权属于条约的"立法"解释。近20年的WTO争端解决案件经常折射出有求于此类"立法"解释的需要,但是,WTO决策机构未曾行使这一专有权限,因而未做出任何此类"立法"解释。本文以WTO争端解决为视角,论述"立法"解释的概念及其在GATT时期的由来,目前WTO的"立法"解释困境及原因,我国面对现实应采取的适当对策。

通常意义解释路径在WTO司法解释中的应用

通常意义解释路径是WTO司法解释中遵循的方法之一。一直以来被广泛应用。实践中解释用语的通常意义常常会借助于词典，逢案必查字典操作方式引起了诸多争议，同时“用语的通常意义”是解释的起点还是终点的问题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知识产权执法争端时代中的TRIPs解释规则研究——以美国诉中国DS362案为主线

WTO框架下美国诉中国DS362案标志着TRIPs协定下各成员方争端的焦点转化为知识产权执法问题。在对TRIPs解释规则研究的路径上,结合DS362案对于新争端时代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知识产权执法并非一个单一性条款的解释问题,而需要从多个角度对争端所涉条款进行综合解释,这样才能明晰WTO各成员方在TRIPs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

论隐含权力在国际法解释中的运用--基于国际法解释典型案例的梳理和分析

隐含权力是从宪法或者国际组织基础条约规定的明示权力中推导出来的权力。隐含权力起源于美国第二合众国银行案的宪法解释,在国际法解释中的运用则首先出现于国际常设法院时期。在宪法解释中,隐含权力是指虽然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可以从宪法规定的明示权力中推导出来的手段性权力。在国际法解释中,隐含权力的来源依据得到拓展,明示权力、国际组织的职责以及国际组织基础条约的宗旨,都是进行隐含权力推论的基础,它是为了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的所必需、对职能履行至关重要以及能有效促进明示权力实施的手段性权力。隐含权力被国际法院、欧共体法院、WTO上诉组织运用于《联合国宪章》、欧共体基础条约、WTO协议的解释之中,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和权力推导理论,起着扩大国际组织权限的作用。

论GATT 1994第20条对中国加入议定书的可适用性——由“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引发的思考

GATT 1994能否适用于成员方加入议定书是WTO当前面临的一个制度性问题。"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的专家组报告拒绝了中国将GATT1994第20条适用于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1条第3款的主张。专家组报告的结论存在若干可以商榷之处:采用了过于僵化、机械的文本解释规则,而忽视了其他解释规则和方法;对出口配额与出口税的区别对待损害了WTO法的统一性,也违背了WTO及其成员的基本立场;没有客观看待《议定书》与GATT1994及WTO其他协定之间的关系,错误地割裂了WTO各协定之间的逻辑联系。中国应在提出上诉的同时要求WTO部长会议或总理事会就GATT1994与成员方加入议定书的关系问题作出权威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