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临证指南医案》和《不居集》探析叶天士与吴澄脾胃阴虚理论之异同

叶天士与吴澄继承并发展了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叶天士提出“胃阴虚”“脾胃分治”等理论;吴澄在新安派虚劳理论指导下,形成“脾阴虚”理论思想。叶天士和吴澄都重视脾阴对胃阴的影响,两者在脾胃理论上相辅相成,补充了脾胃学说中只补脾阳之不足,对脾胃论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基于《临证指南医案》和《不居集》分析脾胃阴虚的生理病理特点、脾胃与五脏之间的联系,探讨叶天士和吴澄对脾胃阴虚的治疗规律和用药特色及异同。

吴澄《不居集》养生思想探析

清代名医吴澄所著《不居集》为论述虚损性疾病专著,该书虽以载录前人虚损辨治经验及自身虚损诊疗经验思想为重点,但书中仍有诸多篇章记载着吴澄对于疾病预防、疾病养护及日常养生保健等多方面、全过程的丰富方法经验与理念原则,这些内容包含并彰显了吴澄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养生思想。文章拟从积精全神、培护脾元、谨守禁戒三个方面对吴澄的养生思想进行整理探讨,以期为现代养生保健事业提供理论与经验借鉴。

论吴简中的“关主记”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记录了大量有关赋税缴纳的简。通过对“关主记”简尾的“省”字的探讨及将其与“关邸阁”作对比,发现二者的文书格式相类,“关”字语境相似,认为此处“关主记”之“关”义为“经过、通过”,并推测“主记”一职在吴简中也有一层监督职责。通过对“关+职官(+人名)”这类监督者角色的探讨,以窥探三国东吴时期的赋税交付制度。

《不居集》外损思想探析

“外损”一词为吴澄所创,见于《不居集》。其“外损”理论是在当时医家不辨内外、以外感作虚劳、一味滋补的背景下所提出,其根源是医家对“外感”与“内伤”鉴别不明。吴澄提出外感六淫皆可成虚损,其成因包括误治、失治及失摄。对于外损的辨治,需明辨病因、正气盛衰,治疗以祛邪为先,重视正气,以补为托。

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述评

元代由吴澄创立的草庐学派,向来被认为是在接武朱子学的同时,对陆九渊心学也有所吸收。百年来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多立足于此重点分析学派思想中的朱陆关系。按时段与进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多以哲学史书写的视角,简要辨析吴澄思想中的朱陆成分;第二阶段为1949年至1980年,主要以我国台湾地区及海外讨论吴澄在元代的身份问题为主;第三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研究深度、广度方面,均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绩;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来,突出了去“朱陆”化、重群体的新变。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呈现出从无到有、从个人到学派、从思想单一到多元面向的发展趋势。

吴澄文气论的理论创新

元代理学大儒吴澄颇重游艺之事,并显露出圣贤多能之气象。他习惯于以理学思辨为根据阐发文学艺术之见解,因此其文艺思想具有内在的哲学逻辑。他不仅推崇以气论文,而且由全体贯通的天地之气分解出时代气运、地方土气和作者才气等多重序列,并最终归结到气质之性上来,整个过程浑然邃密。不过,吴澄并不是“气本论”主张者,他坚持“理在气中”的学术立场和“理主气辅”的文艺观念,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初质素,理才是气得以如此的依据。如此,则气运和土风通过作者的才性气质发挥作用,作者也可通过积学明理的变化气质之功突破气运和土风的笼罩,此即时地因素影响文艺的机制与局限。基于对理气关系这一根本问题的认知,吴澄在文艺批评实践中构建了内涵丰富而体系圆融的文气思想,不仅将中国古代文气命题推进到新的境界,也对当下的文学地理学构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理学思维下吴澄的文艺本体论与文道观

关于吴澄的文艺本体论问题学界已有不少论述,但就目前的主流研究来看似乎仍值得商榷。鉴于其在文气批评方面的理论成就,大多数学者将其视为气本论者。其实不然,我们应以吴澄的理学思维来理解其文艺观念。从万物构成的角度来说,“理在气中”是其哲学本体观的概括表达,准确理解应是气为本原而理为本体。正是基于此一理学命题,他提出了“理主气辅”的著名文论观点,其中作为主宰的“理”依然是比“气”更为重要的一个范畴。唯有如此,作家才可通过积学明理变化气质,从而突破先天才气之局限和外界不良风气之侵袭,这也为其文艺复古理想提供了学理依据。“理主气辅”之中亦蕴含着文道贯一之思想,因此他主张为文当先闻道,文儒如此,释道亦然。与前辈理学家相比,吴澄文道观念的推导逻辑和阐释边界皆有自己的特色,对其文艺本体论及文道观的探讨启发我们,研究中国文论须遵循中国之“道”。

吴澄治虚损学术思想浅析

吴澄汇集历代名贤治虚劳精华,将虚损分为内损、外损,并详细论述了虚损四大症。他首创“外损致虚”学说,临证上立“解托”与“补托”二法;重视“脾土之阴”,进一步提出“理脾阴”法治虚损。另详论“人参”固护正气。吴氏充实和发展了前人关于虚损证的内涵,对后世医家影响颇深。

明钞本吴承恩词选集《花草新编》整理札记

上海图书馆所藏明钞本《花草新编》是吴承恩编辑的一部唐宋金元词选集,久已失传现在幸运再现。经过初步整理,我们发现它对于研究明代词学的发展进程,澄清一些重要的学术悬案大有帮助。通过比对,基本可以肯定明代万历年间陈耀文编成刻印、至今被作为明人词选集代表作的《花草粹编》,虽然自有贡献,但在构思立意上受到了《花草新编》的启发,而且侵占了《花草新编》包括序言在内的绝大部分成果。

《西游记》中“红孩儿”原型在元杂剧中的叙事线索

吴本《西游记》中"红孩儿"的形象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元代前红孩儿的形象是以鬼子母之子的角色附于佛经中"鬼子母"故事而流传的。元杂剧中其虽不是一个成熟的文学形象,但故事叙述的大致线索都已出现,杂剧《西游记》中的红孩儿虽然仍从属于鬼子母的故事,但其对取经故事所起作用已大大加强;同时,元杂剧中也出现了铁扇公主的形象,这为后来吴本《西游记》对红孩儿故事的整合提供了丰富的叙事元素。吴本《西游记》出于叙事结构调整的需要和对孙悟空正面形象塑造的要求,综合了元杂剧中的叙事元素,塑造了红孩儿这一生动的人物形象。

吴承恩词创作与词学贡献初探——《花草新编》整理手记

吴承恩词创作的成就与词学贡献少见关注且往往被扭曲,应该重新讨论。吴承恩词作虽散失太多仍有近百阕保存在《射阳先生存稿》中,风格多样,不乏佳作。他编选的词集《花草新编》领风气之先,分调选词约800阕,规模独步空前;可以确认明后期以来影响甚大的词选集《花草粹编》最初受启发于吴承恩,并且沿袭了吴氏编选词集的设想、体例和已经选好的约800阕作品,甚至占有了吴氏的序言。分调选词的《花草新编》可能完成于嘉靖十九年之前,这涉及明词史上的又一个重大问题,即究竟谁是分调选词的首倡者,究竟是谁首先使用了小令、中调、长调的概念?很可能是久被埋没的吴承恩。

吴澄《不居集》理脾阴法治疗虚损

清代新安医家吴澄倾尽毕生所学撰有虚损专著《不居集》,总结前人治虚经验,首创"外感致虚"理论学说,并倡言理脾阴之法治疗虚损,用药力避寒凉,喜用芳香甘平,自成一家之言,为现代临床治疗虚损疾病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浅析新安医家吴澄《不居集》虚损辨治特色

[目的]研究新安医家吴澄《不居集》论治虚损的相关理论思想,揭示吴澄辨治虚损的用药规律。[方法]结合《内经》《难经》《金匮要略》《景岳全书》等相关论述论著,运用频数统计方法,对用药情况进行相关数据挖掘分析,阐释吴氏论治虚损经验,综合分析其辨治方药规律特色。[结果]吴氏创造性地提出"解托""补托""理脾阴"之法治疗虚损,笔者运用频数统计方法,得出治疗虚损药物共64味,柴胡、葛根、甘草用量较多;涉及8种药性,主要集中于辛、温、平3类;8种药味,以甘、苦、淡为主;在归经方面,主要归脾经、肺经、肾经。[结论]吴氏辨治虚损学术思想至今日依然对虚劳病症有重要指导意义,后学应结合临床与吴氏论著对相关医案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提高临床辨治虚损的能力。

吴承艳治疗湿疹经验

从疾病的认识、辨证、用药论治三方面介绍吴承艳教授治疗湿疹的临证经验,认为风、寒、湿是湿疹的诱发因素,痰、热是该病的基本病理因素,辨证不仅在于辨风、湿、热之孰轻孰重,还在于辨体质而扶正、辨三焦而祛邪;治法以疏风、清热、祛湿、养血、脱敏为主,因人施治,分期论治,早期湿疹多用防风通圣散加减,中期血分有热宜清营汤加减,湿重于热宜三妙汤加减;慢性期则多用六味地黄丸加减;强调内外合治,重视平素调护是治疗湿疹之关键。文末举验案一则,以供思路借鉴。

孙悟空对妖精习称“外公”说之辨误与新解

《西游记》写孙悟空与妖精斗口,多自称是妖精的"外公"。对此,苏兴著文认为,这是作者吴承恩青年时期对"外公"一词有"深刻的感念"而在创作中"转赠给孙悟空"。这在立论与论证上都有根本性失误,具体分析,也不合情理,与作品描写实际不符。貌似"知人论世",实乃深求而失诸伪。考其真正原因,除比较书中常用其他骂詈语为花样翻新之外,还由于"爷爷"代表居于人生前台的"父党"一系的长辈,"外公"则是代表居于其人生后台的"母党"一系的长辈。前者显而易见,后者却关乎其人生的"备细",需要"寻根问蒂"才知。因此,"外公"对于外甥(女)的威权就带有了一定的神秘性。一旦用为高人压人的手段,便有出其不意的震慑效果和谐谑之趣。

也论百回本《西游记》定稿人与全真教之关系——兼与胡义成先生商榷之二

针对近年来学界有人否定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认定全真教徒是定稿人的观点,笔者认为无论从虞集序真伪、句容茅山华阳洞天、闫希言师徒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均难以将全真教徒与百回本《西游记》定稿人直截了当地划等号,相反,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笔者却愈加难以否定。

浅谈《西游记》中女性形象的传统性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尽管是一部美仑美奂的神魔小说,却能直接折射出人间百态,充分反映吴承恩的人生经验和社会感触。因为作者的思想意识深受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作者在书中有意识地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并通过她们诠释了鲜明独特的传统意蕴和审美意义,对小说的巨大成功显然具有特殊的作用和价值。

《〈西游记〉非吴承恩作别解》商榷

《〈西游记〉非吴承恩作别解》一文,从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入赘问题入手,论证《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别具新意,但亦多有可商榷之处。从相关文献看来,赘婿有的受歧视,有的不受歧视,甚至还有的被人艳羡。古代小说戏曲中,固然有些作品表达了对赘婿的歧视,但也有不少作品将赘婿作为正面形象加以歌颂。吴锐入赘的被歧视程度应该很低,甚至并不存在所谓的歧视,更非“儿子吴承恩的心中之痛”。《西游记》并非“对于招女婿是一有机会就要揶揄、调侃、讥笑乃至挖苦”。因此,父亲吴锐的赘婿身份,并不能证明《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猪八戒的首任妻子是“卯二姐”而非“卵二姐”。人文本《西游记》的“附录”是清初汪象旭所作,不能用来论证明代吴承恩的思想和价值观。

吴承恩“复善谐剧”性格的形成

近三十年来,有关《西游记》著作权问题的争论,一直在《西游记》研究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最近十年的研究中,关于吴承恩"复善谐剧"的性格及其与所处时代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付之阙如。国家层面、士林层面、区域文化层面、个人交游层面以"合力"的姿态共同建构了吴承恩"复善谐剧"的性格。极具幽默风格的《西游记》正是在吴承恩"复善谐剧"性格的观照下完成的作品。

随心所欲的“童话作家”吴承恩

《西游记》是家喻户晓的名著。其作者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尽情发挥着他孩子气的想象,同时,作者在书中也溶入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对求功名而不得的苦恼,创作的过程是他宣泄自己情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