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城市社会学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后,中国社会学家在众多的理论中选择了以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为指导,以"社区研究"方法实践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目标。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是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代表之作,他们在"观点"、"方法"和"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

从汉“里”谈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里”和“丘”

吴简"里"只是一个虚拟的户籍单位,而"丘"作为临湘地区的一种居住单位在东汉末年就已存在,到孙吴时演变成带有强烈屯田色彩的居住单位,但还不能视为一种"聚"与"村"之间的自然聚落方式。出现"同丘不同乡"反常现象的原因为某人从某乡迁移到另一乡某丘居住、耕种时,其户籍单位未能及时变更,故在缴纳赋税时只能记在其原来所在乡的籍账上。

《玉台秋》传奇及其副文本的书写与建构

晚清著名戏曲家黄燮清应友人吴廷康之请求,据吴氏夫妻真人真事创作了《玉台秋》传奇。该剧前后所附序、跋、附录等副文本创作的时间跨度长达40余年,文体多样、内容驳杂、篇幅较多。由戏曲及其副文本可以看出:风化是戏曲及副文本传播的密钥,真实性成为沟通戏曲及副文本之基础,立言是戏曲及副文本书写最本质的诉求,而由《玉台秋》及其副文本书写与建构之过程,则可发现借助戏曲而立言之方法与途径的多重性与复杂性。《玉台秋》传奇及其副文本所体现出的文本形态的丰富性,是考察晚清戏曲观念变化的一个典型范例,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西游》作者:扑朔迷离道士影

古传《西游记》是全真教龙门派开创者丘处机所撰。“五四”后 ,鲁迅、胡适等新进学者推定吴承恩是唯一作者 ,完全否定《西游记》与龙门派的关系。从元初关中陇山道教文化区有关史料分析 ,《西》直接祖本《西 (平话 )》 ,系丘祖高徒史志经弟子作。应将其与吴并列为《西》

《春秋》是实录吗?——朱子以史视《春秋》说之理论困境及元儒之解决方案

朱子基于"圣人"观念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这一困境成为元代《春秋》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解决朱子的理论困境。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之献疑——也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评价问题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一文,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了与传统解读大相径庭的评价,其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批评的各方面,几近涵盖了学界从反面视角批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立足的全部角度。首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文学批评论"的相关理论,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一文中诸多理据提出质疑,而后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文本出发,立足于文本的外部形式和文本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两个角度,力图多层次、多角度地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出客观评价。

《吴越春秋》与汉代今文经学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演绎的虽然是春秋末期吴越两国的争霸斗争,但却体现了鲜明的汉代今文经学思想,表现为:一、"大一统"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二、强烈的复仇意志;三、天人感应的政治图式。赵晔著《吴越春秋》,是要借助古人的言行来表达自己作为今文经学者对历史的思考、对时代的关怀,虽非思想巨著,却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

也论百回本《西游记》定稿人与全真教之关系——兼与胡义成先生商榷之二

针对近年来学界有人否定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认定全真教徒是定稿人的观点,笔者认为无论从虞集序真伪、句容茅山华阳洞天、闫希言师徒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均难以将全真教徒与百回本《西游记》定稿人直截了当地划等号,相反,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笔者却愈加难以否定。

怪诗并不怪,只为未读懂——评沈承庆先生的《西游记》作者李春芳说

沈承庆先生出于义愤 ,看不惯一般的文学批评家将毫无关系的吴承恩署作《西游记》作者 ,所以想方设法找到了李春芳 ,将其署为作者。尽管李春芳作作者比吴承恩的可能更大 ,但是沈先生论证的方法与论据值得怀疑的地方也在不少 ,尤其是被煤体炒得纷纷扬扬的那首怪诗的解释 。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吴越春秋》中的诗歌辨源

《吴越春秋》中保留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产生于汉代或汉代以前,对研究唐诗鼎盛以前的诗歌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对其来源的考证,这些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引用前人的诗歌、改用前人的诗歌、自己创作的诗歌。总览这些诗歌,可以从中了解诗歌从先秦到汉代发展的一些特点。

丰蔚蕴藉 多姿多彩——《吴越春秋》的语言特色

东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体现了较为鲜明的文学特征,其语言特色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主要表现为:韵散相间,摇曳多姿;俚语歌谣,点缀其间;巧用隐语,亦庄亦谐;妙用比喻,形象生动;善用排比,铺张扬厉;引经据典,持之有故。

《宋史·艺文志》中两《酒经》作者考

论文通过详细考证,提出《宋史·艺文志》记载的无求子《酒经》和大隐翁《酒经》当为一书,作者都为朱肱,“大隐翁”和“无求子”均为其号。

“虽本史实,并含异闻”:春秋剑中的越人精神世界——以《吴越春秋》《越绝书》与越王勾践剑为中心

作为区域性的文化符号,春秋越剑凝聚了千百年来越人深厚的人文历史与丰富的生活意涵。在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合中,越人不断于锻打中求坚韧、于淬火中求刚劲、于磨砺中求锋利、于明灭中求华美,将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人生的期盼灌注到以越王勾践剑为标识的精神源头之上。这一区域性的越人铸剑之路,体现着于继承中求创新、于规则处求自由、于平淡处求高明、于琐碎处求超越的形上生命追求,孕育出了千千万万个自觉为“越人”的浙江人。在迈进民族历史新时代的历程中,我们需要继续挖掘、弘扬沉潜在越王剑中的越人精神,以塑造更加富于创造性的浙江品格。

《吴越春秋》卷帙考辨

今本《吴越春秋》是残本而非全本。亡逸的两卷其一应该在今本《阖闾内传》之后,《夫差内传》之前,主要内容应是记叙阖闾"南伐于越"的檇李之战和夫差即位三年的励精图治。另一卷应该是在今本《越王无余外传》之后,《勾践入臣外传》之前,主要内容应是记叙勾践轻信所谓"大朋之龟"的吉兆,不听范蠡劝谏,轻率伐吴,导致兵败夫椒,不得不退守会稽,与吴行成。这部分内容中应该是融合了范蠡、文种二人的生平及其入越经过的。

《吴越春秋》复音名词浅析

复音词研究是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专书复音词研究,对于展示一个时期复音词的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单纯词、联合、偏正、支配、表述、附加、综合等七大类分析《吴越春秋》中的复音名词,并分别从语义、词性、语序等方面分析其构成特点,可以总结出《吴越春秋》复音词在构词上对前代的继承和发展。

也谈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

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从先秦至两汉是不断变化的。在先秦有代表性的文献中,《左传》并没有提到勾践的"忍辱负重",《国语》反映了勾践能忍辱负重,但表现不够具体。经过《史记》和《吴越春秋》的描绘,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更为鲜明,也更真实可感。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变化与上述著作的成书有关。

《正月》四题

本文对于《诗经.小雅.正月》一篇中的若干训诂疑难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是以有侮"的"侮"字应为"病"之意;"宁莫之惩"的"惩"字应为"证明、验证"之意;"彼求我则"的"则"字当属下为文,表转接;"天夭是椓"为主宾述结构。

《梧桐雨》与《汉宫秋》的悲剧意境营造

《汉宫秋》和《梧桐雨》是中国古典悲剧史上的璀璨明珠,这两部作品凝聚着中国古典悲剧艺术的精华,采取几乎相同的艺术手法,营造了悲苦的艺术境界。它们首先选取“苦”事,作为营造苦境的基础,在对“苦”事的处理上,作者又尽量淡化外在的戏剧冲突,而着重表现悲剧主人公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并把所选的苦事做了独具匠心的剪裁布局,淡化和主题关系不太密切的人和事,最后又通过悲剧主人公撕心裂肺的独白把悲剧气氛推到高潮,营造了悲苦的意境。

吴亡后“西施从范蠡作五湖之游”考辨——兼评《辞源》、《辞海》等关于西施之注

关于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历史上本无此人,而《辞源》、《辞海》以及《汉语大词典》均认定有此人。不过西施却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为吴亡后西施归范蠡,从游五湖而去;一说西施助越灭吴后,被越人沉于水而惨死。经查阅各辞典上所举证据,前一说法实为无稽之谈。至于越沉西施于水之事,却在《墨子·亲士第一》中得到证实,更在《东周列国志》中得到合情合理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