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宝诒与吴鞠通治疗痢疾病案异同研究

目的 分析柳宝诒和吴鞠通治疗痢疾医案的异同,探索2位医家治疗痢疾的用药规律。方法 以《柳宝诒医论医案》和《吴鞠通医案》中治疗痢疾的医案为研究对象,采用Excel2010软件统计用药频次、功效分类等,分析其用药规律、病机治法的异同。结果 柳宝诒治疗痢疾以理气药、止血药、补气药、利水渗湿药为主,高频药物为木香、白术、枳壳、桔梗、砂仁等,吴鞠通治疗痢疾多用清热药、理气药、补血药、利水渗湿药,高频药物为黄芩、白芍、木香、黄连、神曲等。结论 柳宝诒和吴鞠通对痢疾的病因病机认识基本相同,吴鞠通治疗痢疾强调初痢以祛邪为主,多用清热药和理气药,久痢有虚实之分,以攻补兼施、扶助正气为主。柳宝诒在痢疾病机认识上创新性提出“宿垢”观点,治疗上提出“疏化”之法。

从《齐物论》篇题英译看其多重意蕴

《齐物论》篇题歧义颇多,其英译主要有万物之齐同、万物齐同之论、视万物或物论为齐同、使万物均等的分类方式、万物生而平等五大类。陈汉生的英译译出了篇题的双重意蕴,难能可贵。葛瑞汉的译法和毕来德的解说最能揭示《齐物论》的哲学意蕴,将“齐物论”译为一种观物方式、思考方式或认知方式。译者的哲学思考、哲学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动静、时空与因果:关于僧肇《物不迁论》之争的再讨论

东晋僧肇的《物不迁论》在历史上曾引起过较多的争论,主要在该论是否符合大乘空义上,这个问题至今仍有讨论的必要。《物不迁论》首先引用《中论》,从真谛角度确立了全篇“性空”的大旨;接着从俗谛的角度,以“动静”“时空”“因果”三个角度作为切入口,论述了动静不二、因果不虚的道理。造成《物不迁论》歧解的原因,在于僧肇使用某些概念时没有严格区分真俗不同的语境。在《物不迁论》的总体论述中,僧肇主要从俗谛的立场,回应了当时中土佛教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而在更高层面上,则连接了般若中观的缘起性空、万物无自性之义。阅读《物不迁论》,需要和《肇论》的其他几篇并观,才能得出更为公允的结论。

吴又可《温疫论》理法方药新探

探讨分析《温疫论》中的理法方药。分析认为,现存最早论治温疫的专著《温疫论》蕴含着吴又可辨治温疫的一整套理法方药体系,其中颇多创见。吴又可提出新的病因学说--杂气说及疠气说,力主温疫不同于伤寒。建立表里辨证模型,创立表里九传辨证体系。提出和阐发阳郁化热理论,揭示温疫的基本病机是邪阻气机,阳郁化热或化火,耗气搏血,伤津耗液。治疗强调逐邪为第一要义,视邪之所在、邪之所趋,因势利导使用汗、吐、下三法,导邪外出,宣通气机。丰富了攻下法和治疗温疫的方药。阳郁化热理论是吴又可学术思想的核心,温疫的辨证、治法、方药及治疗禁忌均是在这一原理指导下的具体运用。

探析《温疫论》中治疫思想及其在现今疫病治疗中的应用

文章基于中医药有效防治现今疫病流行的背景下,发掘《温疫论》中的治疫思想,为疫病诊疗提供重要思路。通过对《温疫论》治疫思想的整理,发现吴又可在辨证疫病精准施治、先证施治截断病程与治疫用药均有独到见解,并且在现今疫病临床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取得显著疗效。探求中医古籍中的原始诊疗思维,着力于发展中医学术,为中医临床防疫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吴昆仑教授运用脾胃健益汤治疗脾虚湿阻型脾胃病经验介绍

脾虚湿阻证是脾胃病的常见中医证型,症见脘腹胀满或疼痛,食欲不振,倦怠乏力,大便溏薄或干结,咳痰胸闷等。吴昆仑教授认为湿邪困阻、肝气相乘等因素导致脾胃湿困,临证尤重舌诊,用药以平为期,自拟脾胃健益汤加减治之,临床疗效确切。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外三阳五会”新考

在既往研究基础之上,结合《素问·缪刺论篇》《针灸甲乙经·缪刺》及出土汉代医简等现有证据,并基于胡天雄、黄龙祥的学术观点,考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外三阳五会”具体指代何经、何穴。认为《素问·缪刺论篇》尸厥一条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系密切,应采录自扁鹊医书,但因传世本《素问·缪刺论篇》对扁鹊医书原文抄录有误,具体为心主之误、阴阳之误、穴位之误,造成了“外三阳五会”解读上的错误。经考证与校订,认为“外三阳五会”所指应为关冲、足窍阴、少泽、至阴、厉兑五穴。

论嵇康对儒家乐教的解构

嵇康《声无哀乐论》的所有论点,其实皆根基于音乐的本质是气这一观念。首先,音乐是天地和合过程中禀气而生成的客观物质,能独立于人而存在。人自身的情感,无法影响到音乐所具备的客观独立性。其次,音乐与人情感的关系是,旋律节奏的“舒急”会使人产生“躁静”之反应。人一旦进入“躁静”状态便会失去平和,从而将事先已积压在内心但并未表现出来的情感状态进行显露。音乐的教化作用、道德意义只表现在是否能帮助人实现平和,这也是雅乐与郑声的根本区别。最后,嵇康与儒家皆提倡以乐为教,二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乐这一概念的定义上。嵇康并不否定乐教的价值,而是要对究竟什么是乐,音乐与人内在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如何具体实现乐教等根本问题提出异议。嵇康试图以一种符合于其持有的气化宇宙论、自然哲学的音乐观念与乐教主张取代儒家乐教,这是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种表现。

基于文献梳理的备化汤中地黄使用之解析

备化汤首载于宋代名医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为十六首运气方之一。作为治疗“湿寒合德”所致病症的运气方(基于五运六气理论而拟定的方剂),备化汤主要由木瓜、茯神、牛膝、附子、地黄、覆盆子、甘草、生姜等组成,在湿证与湿病的治疗上应用广泛。有关备化汤中地黄的使用,宋代的陈无择及其之后的缪问与王旭高对其记述有所不同。陈无择根据丑未之岁运气常位状态下的疾病表现,本“功能气味,合其性用”的治法,宗“甘温治其下”的原则使用熟地黄;缪问在龙砂医家临证实践的基础上,考虑到太阴湿土主岁之年可能出现的火郁情况而使用生地黄;王旭高则主张辨证使用生地黄或熟地黄。现代医家在应用备化汤时,可以结合理论解读与临证实践,酌情选用生地黄或熟地黄。备化汤组方用药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如能系统掌握和大胆应用其配伍规律,备化汤可在湿证与湿病的治疗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吴汝纶医药观的文化表现及成因简论

吴汝纶的医药观,明显地表现为对西医西药的笃信、热衷乃至迷信,对中医中药的非信、排拒乃至诋毁,呈极端化、绝对化、情绪化的偏执。这既是构成他中西文化观的一个侧面,又与他中西文化观的整体情状不相协调,是其中一个扭曲了的特殊环节。究其成因,既受着特定环境因素的影响,更缘于其个人文化素质条件的制约。

“旧学”的延伸与“新学”的尝试——吴汝纶《东游丛录》“教育之学”的文学书写

随着新学的兴起,"中国传统之学""自谦"为"旧学";称谓的变化,表示了其无奈与失落。于是,振兴、变通中国文化学术,成为当务之急;着意学校、着力教育,成为"晚清共识"。教育因之成为新旧之学共处与接力的平台。作为"旧学邃密"和"新学熟谙"之硕学鸿儒,且身兼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乃朝野众望所归之不二人选。他由此而写就的《东游丛录》,成为中国近代首部具有新学色彩的教育学专门著述,不仅内容为教育"专门之学",而且其文学书写亦昭示了晚清古文的新变。

吴汝纶与桐城派在清末民初的演变——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及其刊刻为考察中心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是晚清吴汝纶据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删选而成的一部大型诗文选本。该书的编选与刊刻均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该书于其任教直隶保定莲池书院期间编选而成,编选动机源自维新变法前后吴汝纶对中学存亡的深刻思考。该书在民国初期的刊刻出版与桐城末派大护法徐树铮对自我权力的维护有直接关系。该书在校勘、圈点、评注等诗文评点中,体现出编选、刊刻者强烈的流派意识,显示出桐城派传统的传承性。该书对汉魏六朝诗文的认可、推尊,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桐城派固守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体系。该书吸收曾国藩、方东树二人的诗学观念,以气势、情韵论诗与文,发掘汉魏六朝诗文的劲健、华妙之美,呈现出晚清桐城派独特的"六朝想象"。

近代教育家吴汝纶论教师

吴汝纶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具有丰富的教师思想。他关注教师的素质,积极进行教师培养工作,为近代教师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吴汝纶研究述评

长期以来,吴汝纶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在相关研究中,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吴汝纶的总体评价问题;二是关于吴汝纶对桐城派古文文风的影响及在桐城派中的地位问题;三是关于吴汝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与地位问题;四是关于吴汝纶的政治倾向问题;五是吴汝纶对西学传播的贡献问题。

弃中择西:清人吴汝纶医学观的转变及原因分析

西医是近代西学东输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自觉接受西学的过程中,吴汝纶对传统中医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由相信走向怀疑,最终转向西医。这一转变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完成的,是与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认同过程和认识水平相一致的。它既是历史推力的结果,更是吴汝纶比较、权衡后的理性抉择。

弥足珍贵的教育史料——关于桐城学堂的《办学公文稿》

本文就桐城学堂的《办学公文稿》的发现、流传、主要内容作了介绍,从中研究考察了吴汝纶创办新式教育的深层思考与实践,并对《办学公文稿》这份完整地全方位地反映中国早期办学情况的珍贵教育史料价值作了思考与评介。

严译《天演论》与叶尔恺、吴汝纶

严复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主要是通过《天演论》翻译,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论思想奠定的。由于知识结构、时代因素,严复的翻译并不是一气呵成,更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过程。在那知识饥渴的年代,《天演论》自然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版本。叶尔恺、吴汝纶等对《天演论》传布、定稿,都有不同贡献。

中国道德的底线

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原则和家族等级原则,它在当代的陌生人社会中已经暴露出了极端的不适应,成为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毒食品泛滥、以邻为壑等丑恶现象的文化根源和心理上的护身符,也导致了中国人在面对国际社会不能通过能效谈判达成共赢。这种不适应,主要在于中国传统"三纲五常"、"五伦六纪"的族群狭隘性和自然情感的非理性、无反思的本性,它妨碍我们接受国际通行并在正常的公民社会中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普世价值原则,总觉得那种原则是某些敌对族群的阴谋诡计。所以,我们今天除了在制度改革上要进一步深化外,还必须花大力气在思想意识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用人所皆有、人所固有的理性思维重建我们的道德底线。

吴汝纶的西学观及体育教育思想

桐城派后期大师吴汝纶,是清末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力主西学,引进西方近代体操课;他把进化论的思想,延伸到学校体育教育领域,提出"优胜劣败"、"保民留种"的体育思想;他对家乡教育尤挚,创办皖省第一所新式学堂——桐城中学堂,聘请体操教习,开设体操课,开展各种体育活动。西方近代体育教育体系清末在桐中日臻完善。

小议“虚不受补”

受《内经》所论"传化之府受五脏之浊气"的启发,对临床"虚不受补"理论进行分析,提出临床虚不受补可能是由于脏腑功能虚弱导致五脏浊气久留体内、因虚致实,补益药不能与正气相接反助邪生患。强调临床治疗需明辨虚实,以免出现虚虚实实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