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论郧阳“伍子胥堰”的历史逻辑与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价值

“伍子胥堰”是春秋时期以伍子胥为代表的伍氏先贤接续创建的杰出农耕文明成果,是兼具科学性与价值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物质遗产与精神遗产特质的灌溉工程杰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和人文价值。探讨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发掘其丰富内涵,阐释其审美内蕴,有利于彰显其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价值意蕴。

“诗意”的去留:冯至《伍子胥》版本流变与作家心路辙轨

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40多年时间里,冯至小说《伍子胥》多次发表和出版,从而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版本。其中,1946年文生本、1955年“诗文选”本和1985年选集本之间的文本异动最为复杂。文生本体现出一种诗意和现实性相互杂糅的状态,其是20世纪40年代历史语境下冯至逐渐抛弃玄思而转向现实的结果;“诗文选”本大量删改了《伍子胥》中涉及感觉和沉思的内容,客观上淡化了小说的诗意,其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冯至按照政治要求改造自我的决心;选集本剔除了渗透在“诗文选”本中的政治话语,重新恢复了一部分文生本中被删改的内容,在客观上保留了小说的诗意,其体现了新时期话语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言说的排斥,是冯至再次否定“旧我”的结果。

从敦煌卷子《伍子胥变文》看唐代民间“忠”伦理

敦煌卷子《伍子胥变文》是根据伍子胥故事改编的一篇民间文学作品,在唐代传唱度极高,反映出唐代民众的某些伦理价值观念。通过研究《伍子胥变文》,我们可以了解唐代对于“忠”真正的伦理价值取向,并发现唐代民间所倡导的“忠”的独特之处,有助于推进敦煌学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

《伍子胥变文》与唐代的血亲复仇

《伍子胥变文》在情节上对唐前史籍特别是《吴越春秋》多有因袭,但在复仇行为等细节上,它又大胆虚构,突破了伍子胥故事在以往流传中所形成的注重史实的模式。这些变化是与唐代血亲复仇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以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浓厚的复仇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其文学史意义值得注意。

论《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形象塑造

《吴越春秋》中的伍子胥形象塑造 ,具有空前性和原创性 :作者将历史上一员练兵战将 ,通过对史料的踵事增华和民间传说的融化 ,运用旁见侧出、对比烘染等多侧面的描写手法 ,塑造成一位文武双全、忠孝节烈集于一身的神化英雄 ,成为后世伍子胥艺术形象的范本和演义类小说军师形象之祖形。

从《伍子胥列传》看司马迁的史料会通与创新

以《伍子胥列传》为例,结合相关传世文献和出土楚简,具体探讨司马迁对材料的会通与创新。会通体现为对伍子胥叙事史料的采用和有关思想营养的吸纳。创新表现为四点:将伍子胥的复仇、忠直放在春秋末年的时代背景之下;自觉注重历史人物的个性和心理动力的分析;有意夸大有关史料;浓重的悲剧宿命色彩。

苏州胥门与伍子胥

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令伍子胥建阖闾大城,由此揭开苏州古城的历史序幕。在伍子胥所筑的八大城门中,胥门更富有悲壮的传奇色彩。帮助吴国由弱变强的总设计师伍子胥最终谏死并将头颅悬挂胥门上,令人悲叹不已。

错位与重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伍子胥》的接受与阐释

冯至的小说《伍子胥》发表之后,在四十年代引起了众多关注,田堃、马逢华、盛澄华、唐湜和吕丁等人对小说的内容、主题和文体特征等做了阐释和评价。本文通过对评论文本和时代语境的深入分析,阐述了读者评论与作者创作初衷之间的错位,表现了时代语境和意识形态对小说再解读的深刻影响。

《涉江》的“伍子”为“伍子胥”无误辨

不论从横的层面看,还是从纵的角度说,《涉江》中的“伍子”都只能是“伍子胥”而断不会是伍奢,即王逸之说确然无误。另外,《惜往日》与《悲回风》说到“子胥”这对证《涉江》的“伍子”为“伍子胥”有意义,而对证明其所自出的作品是否屈原作无价值。

端午节与吴楚文化

端午节源于纪念春秋时期吴国军事家伍子胥,和源于纪念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传说在吴楚地区流传了两千多年,而且两地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端午习俗。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楚地区会有如此相同的传说与习俗,而且能绵延不断的流传两千多年呢?这与吴楚地区的文化生态小生境和文化传统有关。

《伍子胥列传》与《说鱄诸伍员吹箫》的比较研究

伍子胥复仇故事自春秋末期开始出现,至两汉、唐、宋、元、明、清皆有流传,版本不一,思想各异。《伍子胥列传》与《说鱄诸伍员吹箫》是其中较负盛名的两篇,司马迁以史学家并文学家的手法贯注其中,既考证详实又创作高妙,以正史的姿态给伍子胥形象以官方定位,李寿卿则以下层文人的热情对其进行改编,以杂剧为体,将伍子胥故事敷衍为侠义恩仇的民间故事。两者一雅一俗,并行于世,共同塑造了一个悲壮慷慨的复仇英雄形象。

伍子胥“掘墓鞭尸”及其证伪

文章针对世传伍子胥"掘墓鞭尸"事,对现存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按年代顺序进行梳理并发现,古代史事记载最权威的历史著作《春秋经》《左传》以及《国语》等对此均未作记载,而《吕氏春秋》《淮南子》《榖梁传》等只记载"鞭坟""鞭墓""挞墓"等,至《史记》才出现"鞭尸"。唐司马贞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对伍子胥"掘墓鞭尸"提出质疑。对历史层累记载的梳理结果或已说明:"掘墓鞭尸"乃为后世复仇之风炽盛时代所杜撰并加诸伍子胥头上的不实之辞。

《伍子胥变文》的文化内涵

《伍子胥变文》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蕴涵有儒家的本位思想、道教的术数观念、佛教的因果轮回观等,这三种文化在《伍子胥变文》中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碰撞、相互融合。

论《伍子胥列传》与《伍员吹箫》对伍子胥故事的不同演绎

伍子胥的故事是中国古代众多复仇故事中情节最为波澜壮阔者之一。记录描写此故事的作品很多,其中司马迁的《伍子胥列传》和李寿卿的《伍员吹箫》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演绎方式。司马迁的《伍子胥列传》第一次将伍子胥故事的整体脉络进行了梳理,并且渗透了司马迁本人特有的观念和情感取向,作品突出伍子胥的复仇精神以及忠言直谏的高尚品格。《伍员吹箫》以杂剧特有的舞台表演方式和戏曲语言方式向观众展现了伍子胥复仇以及报恩的故事,突出伍子胥知恩图报的侠义精神。两部作品在伍子胥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史记·伍子胥列传》三题议

《伍子胥列传》是《史记》中司马迁投入身世感受和人生追求最多的篇章之一,也是体现《史记》风格的一个标本,同时,它还留下了一些话题供后人探讨。本文讨论其中三点:其一,《史记》异于《左传》增添伍子胥鞭楚平王之尸的情节,是让作者的情感参与到叙述和描写中间,不惜因此而弱化细节的可信度,此乃出于《史记》的叙事风格的诗性特色,乃是司马迁的历史哲学导出的结果;其二,伍子胥说自己报楚平王之仇是“倒行逆施”,表示他在反抗暴君过程中拒绝妥协和克制,司马迁则借此曲折而勇敢地表达对汉代帝制神学的厌恶和批判;其三,司马迁赞扬伍子胥为“烈丈夫”,指的是伍氏隐忍待机、受辱不羞,坚韧地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这也正是司马迁本人的人生信条。弄清这几个问题,有助于深化对司马迁史学诗性特色的理解。

西南联大时期冯至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伍子胥》为例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身处昆明的冯至在教学之余创作了历史小说《伍子胥》。冯至在小说中赋予主人公伍子胥以各种体验和感受,同时调动哲理与诗歌的叙事技巧,让历史小说充分发挥了古为今用的效果。从中不难看出,《伍子胥》的创作明显受到歌德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蜕变论"思想、小说结构的借鉴和"女性形象"的塑造上。

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伍子胥故事简语词校释

对睡虎地77号汉墓伍子胥故事简中部分词语释义提出己见:"隄"通作"题","促者"即"趋者","良人"指普通百姓,"诸侯"当为"诸候";校读补证"胥走郑""名成则昌"。故事简的性质应属于"事语"一类的故事类史书。

忠孝二元立体造型:小说戏曲视角下伍子胥形象流变

伍子胥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人生经历比较复杂,他身上包蕴着忠与孝的对立和统一。伍子胥故事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采用不同的文体对其进行加工创作,历史家侧重记载真实事件,历史家视野中的伍子胥和历史人物最接近;文人笔下的伍子胥形象浸透着儒家人文理想的底蕴;平民大众根据自己的想象去塑造伍子胥,他们更倾向于敷衍伍子胥的传奇故事,将其英雄化、神化。兼之不同时代的人们忠孝观念的差异,致使历代人们对他忠孝与否的争议颇多。以时代先后为序,以忠贞孝义为主线,以小说、戏曲文体为切入视角,可以呈现自先秦以降伍子胥形象的流变轨迹,展示人们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

关于伍子胥“掘墓鞭尸”若干问题的辨析

我国历史上向有掘墓辱尸的恶俗。多种古籍都记载了伍子胥掘墓鞭尸的事。宗法制度下为父兄复仇具有时代的正义性。伍子胥刚烈的个性和强烈扭曲的复仇心理,使他有可能作出掘墓鞭尸的出格行为。古代良好的防腐保尸技术,使鞭尸成为可能。屈原歌咏伍子胥,是从他忠于君国,却无辜遭受腐恶势力打击,迭遭厄难,身死国灭的悲惨境遇中,慨叹自身命运并担忧楚国前途,并非歌咏他的暴虐行为。孔子等人的儒学观念,影响了他们对伍子胥复仇这一史实的记载、删削或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