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国有经济如何影响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该影响是国有经济工资溢出效应和效率损失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国有经济比重较低时,其工资溢出效应是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方面;当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时,其效率损失效应在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国有企业有更高工资或更低效率时,国有经济提升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会增强。当劳动力供给充足或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会下降。因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持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制造业数字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变劳动力市场格局,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以1995—2018年45个国家17个制造业部门为样本,考察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这种特征在发达国家中比较突出,在发展中国家中不明显;相比于国外投入,国内投入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较早达到拐点;制造业数字化与直接出口、间接出口以及再进口活动的劳动收入份额分别呈抑制、促进和“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显示,制造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工资率效应和价值链分工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倒U型”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数字化能够缩小高-低技能和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拓展性分析表明,资本-劳动比和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均使劳动收入份额由升转降的拐点提前。研究可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供重要启示。

Monopoly Causes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tials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tials in China, measured in terms of average employment earnings by industry, are significant and have been increasing since 1988.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bles measuring inter-industry average earning differentials is apparently on the rise along with the subdivision of industry.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labour market indicates that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tials are mainly due to human capital variation among the employee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the likelihood of monopoly rent sharing. An empirical study finds that employe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ex, age and education can only explain 60 percent of CVs in the period 2003 to 2005 and the rest may be due to the effect of monopoly rent sharing in certain industries. A residual analysis of wage equation proves that the monopoly industries of technology or knowledge share a small proportion of rents with employment, whereas non-competitive monopoly industries generally garner an abnormal share of rents, as much as half of their above-average earnings for their industries. Such abnormal rents and benefits are mainly the result of low cost natural resources, the use of state-owned assets, the misappropriation of consumer welfare and the seeking of fiscal or social subsidy for cost inflation. So, China should deal with the non-competitive monopoly industries by reforming their monopoly power and primary social distribution mechanism to structure a fair income distribution order.

劳动保护能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劳动合同法》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0—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将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劳动保护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强了劳动保护,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且这一促进效应对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发现,劳动保护加强使得工资率的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且劳动保护加强主要通过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提高劳动报酬,进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大数据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文章立足于数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这一基本事实,以大数据作为研究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立这一外生事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了大数据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大数据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且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可以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中,直接效应表现为新任务创造和自动化扩张效应,且新任务创造效应有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而自动化扩张效应会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降低。间接效应表现为自动化加深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且两种间接效应均能有效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大数据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仅存在于东部地区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此外,大数据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而非企业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来改善劳动收入内部分配结构。文章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数据要素如何改变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为政府部门强化大数据在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技术创新、租金分享与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

本文利用理论模型推演探讨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其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Bartik工具变量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创新带来的技术租金分享是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重要诱因,尤其相较于普通员工,技术租金以薪酬的形式直接流向了高管。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技术创新对高技术密度行业的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为显著,而通过政策干预增强普通员工薪资谈判能力可以有效减轻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贸易发展对我国熟练及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就业与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笔者利用我国行业面板数据,检验了贸易发展与我国就业结构与工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现有出口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商品,进口熟练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模式对我国熟练劳动力非常不利,出口和进口的增加不仅会减少熟练劳动力成本所占的比重而且会缩减就业中熟练劳动力的比重。因此为实现贸易对经济的长期拉动作用,我国应该尽快调整进出口结构,增加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一个古典经济周期波动模型——对Goodwin古典周期模型的重构

基于古典主义思想对于劳动与资本这一经济运行核心关系的论述,本文对Goodwin周期模型进行了重构,构建一个由工资份额与资本存量组成的二维古典经济周期波动模型。稳定性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均衡状态为非稳定焦点均衡,一旦脱离均衡点,经济将在工资份额与资本存量相互作用的驱动下围绕均衡点做周期性波动,且波动的幅度逐步加大。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性收入与资本性收入即资本存量之间比例结构的波动。

国际贸易、工资刚性和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试图为理解当前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研究国际贸易、工资刚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表明,国际贸易会提高世界水平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工资刚性促使要素在部门间重新配置,这使得这种影响进一步恶化。利用1995—2007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确认了上述理论预期,也即国际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工资刚性进一步恶化了这种影响。即便在控制其他潜在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各种因素后,上述结论仍是显著且稳健的。

进口的工资溢出:边际分解与作用渠道

本文利用2000～2005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合并后得到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进口的不同边际对员工工资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中国的进口存在工资溢出效应,但该效应主要来自其扩展边际,集约边际对工资水平存在负面影响。进口种类的增加主要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进口产品价格的下降来提高工资,从而证实了利润共享机制的存在。本文的结论在改变样本范围、变量定义及企业性质分类后均较为稳健。

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结构演变的省际比较——基于偏离——份额分析

从农民工资性收入结构和来源入手,采用统计分析法和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2004~2016年我国31个省份农民工资性收入结构及增长类型。结果表明,农民工资性收入结构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结构偏离分量较低,结构优势普遍较小;竞争优势普遍较大,呈现由东南地区向西北、东北地区竞争力逐渐增强空间特征。因此,在确保农民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更应注意收入结构地区差异,农业工资性收入已出现明显竞争优势地区应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发挥农业工资性收入潜力;非农工资性收入增长势头较强劲地区,应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解决农民非农就业问题。

外资进入、劳动收入份额与技能工资溢价——来自2008年服务业企业普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运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服务业企业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服务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和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存在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且外资进入程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正向的外溢效应。文章进一步将不同所有制类型与技能劳动力占比的交互项引入工资方程,发现外资企业存在更高的技能工资溢价。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外资进入对当地劳动力市场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那些外资渗透率较高、市场竞争相对激烈的地区和行业,外资企业的技能工资溢价现象会产生溢出效应,促使当地企业提高对高技能员工的薪酬待遇。因此,在合理发挥服务业外资进入对收入分配优化效应的同时,也要采取相关措施防止其进一步拉大工资差距。

两部门经济周期波动模型--对卡尔多周期模型的古典解释

在古典假设及卡尔多经济周期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与企业的两部门经济周期波动模型。首先,将工资收入用于消费,资本性收入用于储蓄这一古典假设与卡尔多非线性函数思想相结合对模型中的消费、储蓄、投资三个函数进行重新界定;其次,卡尔多模型中储蓄投资曲线的关系在本模型中表现为企业每一期的利润决定了经济脱离一般均衡后的运行状态,一旦经济脱离一般均衡状态,企业利润的变动将引起投资的变化,投资在长期中向资本存量的转化使得工资总额与资本存量及总收入的结构比例关系随之改变,收入流量与资本存量的结构失衡最终导致经济形成周期波动之势。

收入分配、需求体制与经济增长——基于“马克思-凯恩斯-卡莱茨基”理论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197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消费、投资、净出口以及总需求的长期效应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马克思-凯恩斯-卡莱茨基"(MKK)理论进行检验。结果显示:(1)我国的国内需求体制为工资拉动型,但是包括净出口在内的总需求体制为利润拉动型。(2)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对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净出口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和国企主导的"逆周期"投资和非利润导向型投资。(3)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民间投资占比提升,我国的国内需求体制有向利润拉动型转型的趋势。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需求体制更偏向于利润拉动型。

行业间工资差异和垄断租金分享

以产业门类为基准测算的中国行业间工资差异明显且自1988年以来呈现逐步上升趋势,随着产业细分,行业间工资差异进一步提高。对劳动市场工资决定的理论分析表明,行业间工资差异主要源于各行业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差异和可能的垄断租金分享。实证研究中发现,就业人员性别、年龄和教育等就业人员特征只能解释行业平均报酬变差系数的60%左右,其余部分源于垄断行业的租金分享。其中,技术/知识型市场垄断行业租金分享比例不高,但非竞争性垄断行业普遍获得了超额报酬,约占其行业高工资的50%以上。后者超额报酬和超水平高福利主要源于相关行业无偿或低成本的自然资源占用和国有资产经营、攫取消费者福利、成本膨胀亏损的财政或社会公众补贴,因此要从其垄断机理和初次分配制度上改革以建立公平收入分配秩序。

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问题研究:基于工资决定机制的分析

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趋于下降是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劳动所得从根本上取决于工资决定机制,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现象可以从我国现阶段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得到解释。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不合理、以及政府的政策偏差是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提高劳动所得比重的关键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对当前的工资决定机制进行重构,从而使广大劳动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后危机时代工资集体协商中的工会策略

政府主导、企业偏向的博弈政策环境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不合理下降,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机制的重塑诉求为扭转这一势头提供了契机。工会应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当前与己有利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倾向谋求劳动者收入的提升。为此,工会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及时调整指导思想;提高协商代表素质;提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能力;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产出缺口估算的新方法:基于劳动力市场效率的视角

基于包含失业的货币政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外生技术冲击、偏好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对于GGL产出缺口(即基于劳动力市场效率的产出缺口)的影响,并对GGL产出缺口波动进行条件方差分解,结果发现货币政策冲击是推动中国GGL产出缺口波动的最主要力量。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2002年第1季度至2011年第3季度相关数据估算出中国真实的GGL产出缺口。

高管报酬、公司分红与薪酬契约改进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上市公司高管报酬对分红的影响机理,进而以2003-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报酬与公司分红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高管持股对公司分红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二者对分红的影响具有"替代效应"。相比于国有企业,这种"报酬-分红"敏感性关系在民营上市公司中更为突出;另外,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并不能对高管"效率"进行有效识别,高管激励与分红优化,需要从"高管报酬契约设计"这一源头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