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urly Wage and the Likelihood of Stealing an Item

Researchers have extensively explored the impact of wages on individuals’ decisions to engage in property crimes. While most of these studies in the past have relied on macro-level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 rates and hourly wages, this paper takes a novel approach by utilizing micro-level data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hourly wages on the likelihood of stealing an item valued at least $50.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 estimations reveal that an increase in hourly wage leads to a decrease in the probability of theft, all other factors being held constant. Further estimation by gender revealed that hourly wages given to both male and female have no bearing on the decision to steal. Additio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ft probabilities across gender and race demonstrates that males consistently exhibit a higher likelihood of engaging in theft when compared to females across various racial groups.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劳动工资和工资差距的内在机制

本文从新型基础设施的产品偏向性出发,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探讨了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劳动工资和工资差距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基础设施直接带来的效率提升可以促进各类劳动工资增长,但间接导致的要素重新配置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总效应取决于资本与各类劳动之间的替代性以及技能型中间品与非技能型中间品之间的替代性。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技能型产品偏向型的新型基础设施可能导致工资差距扩大,但可以带来劳动工资的“普惠性”增长。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否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

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对缓解收入不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其对高管平均薪酬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普通员工平均薪酬的影响不显著;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高管持股比例较高企业和产业政策扶持行业的企业更明显;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促进市场竞争、规范政府补贴和规范税收优惠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是通过缩小超额薪酬差距实现的。本文丰富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也为进一步探索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的“红利”与“鸿沟”:异质性劳动力的微观表征

作为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产业发展的方向,数字经济具有双刃剑的特点。文章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会对高技能劳动力和非常规认知型职业劳动力产生工资溢价效应,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从而扩大技能工资收入差距。其中,数字经济引致的城市生产率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扩大工资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机制,且人力资本积累会进一步扩大差距。此外,数字经济的工资溢价效应在东中部地区、人口规模100万及以上的城市、非中老年群体及非农户口群体中更显著。

国有经济如何影响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上升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该影响是国有经济工资溢出效应和效率损失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国有经济比重较低时,其工资溢出效应是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方面;当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时,其效率损失效应在提高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国有企业有更高工资或更低效率时,国有经济提升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会增强。当劳动力供给充足或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国有经济对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果会下降。因此,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保持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利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阶级、结构与《资本论》范畴学——马克思工资理论探析

《资本论》工资由主体论所规定:工资不仅是外在的壳——工资形式,也是内在的瓤——针对资本的批判,突出阶级关系当事人对于工艺者的系统支配性。《资本论》范畴学取决于经济理论的两面性:“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工资既是资本的经济结果,也是资本的统治前提。马克思抓住“资本工资”这个论证中心,工资一般的理解维度据此定格为“阶级—统治—剥削—拜物教”这一模式。由于马克思的理论努力,《资本论》实质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工资范畴学”,作为两重统一的规定性:算法工资(主体范畴)与雇佣工资(经济范畴)的统一以及阶级工资(劳动力社会价格)与市场工资(劳动力市场价格)的统一。《资本论》工资的系统实现论从中得以确认。一旦从资产者的权利意识的束缚中走出,“工资拜物教”即被瓦解,围绕生活资料安排的系统规划将替代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单一追求。

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促进上市公司金融化吗?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保障低收入者收入和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虚拟经济的视角理解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机制,构建了最低工资标准与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越高。在经过工具变量法、GMM估计、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内生性测试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度高、成本转嫁能力弱、地区金融市场环境发达的样本中,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拓展了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与金融”领域的研究框架,对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工智能对企业收入分配的非线性影响——基于2007—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

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技术变革促使企业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基于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文本分析法对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进行科学测算,并就人工智能对企业利润与工资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对企业利润与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呈“U”型,即在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发展的早期,利润与工资比率不断下降,差距逐渐缩小;但当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超过阈值时,利润不断吞噬工资,导致二者之间差距逐渐扩大。该结论在经历了替换被解释变量、分时段检验、剔除直辖市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能够通过就业规模效应、就业结构效应和生产率效应间接影响企业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配。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够正向调节人工智能与利润和工资之间收入分配的“U”型关系,对于财务柔性较高的企业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与企业内部分配效应的“U”型关系较为明显,说明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对财务柔性较高的企业分配效应的影响相对更大。研究为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背景下提高员工工资、抑制企业间资本和劳动差距扩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动因与逻辑:我国农民工欠薪治理政策演进的二维分析

农民工欠薪治理不仅关乎劳有所得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更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农民工欠薪治理的政策演进脉络,借鉴历史制度主义构建分析框架来解释政策演进的动因与逻辑,探索二者的有机关系。在演进动因上,央地政府、农民工、用工企业等行动主体,通过共时性调适促成关系合力,关系合力的方向调整和强度凝聚牵引着欠薪治理政策不断演进。在演进逻辑上,高位推动、刚性规制、扶弱固本的路径依赖,通过历时性重构塑造内在规律,渐进延续规律和迭代升级规律的耦合使欠薪治理政策保持着稳中有进、变中有新的连贯形态。而动因和逻辑之间,存在着问题解释上的互补关系和作用路径上的互促关系。本研究不仅从政策分析层面作出了边际贡献,为理解中国场景下的民生政策演进提供了共性借鉴,而且厘清了政策优化的着力方向,有利于筑牢农民工群体融入共同富裕的政策支持。

中国家庭儿童间接养育成本测度——基于收入与闲暇视角

中国生育政策放开后生育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家庭儿童养育成本居高不下是其重要原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表明党中央对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高度重视。制定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以合理测度家庭儿童养育成本为基础。家庭儿童养育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目前相关研究对中国家庭儿童间接养育成本测度关注不足。为此,本研究借鉴现有对儿童间接养育成本的测度方法,将间接成本细分为收入损失成本和闲暇时间成本两部分,构建不同孩次的儿童间接养育成本测度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中国家庭儿童间接养育成本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对女性而言,以2020年价格水平估算,生育一孩导致月工资收入下降约432元(占一孩母亲平均工资约17.1%),月闲暇时间下降约30.7小时;生育二孩月工资收入下降约289元,月闲暇时间下降约14.7小时;生育三孩月工资收入下降约172元,月闲暇时间下降约10.9小时;一孩的间接养育成本高昂,不论是收入损失成本还是闲暇时间成本,一孩的间接养育成本几乎都是二孩和三孩的间接养育成本之和。对比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CFPS数据发现:中国家庭儿童间接养育成本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城镇母亲儿童间接养育成本高于农村母亲;高学历母亲儿童间接养育成本高于低学历母亲,且受教育水平差异带来的儿童间接养育成本差距程度大于城乡差异;0-5岁年龄段儿童间接养育成本高于6-11岁年龄段儿童,0-5岁年龄段儿童一孩的收入损失成本约为675元/月,闲暇时间成本约为38.3小时/月;6-11岁年龄段儿童一孩的收入损失成本约为441.8元/月,闲暇时间成本约为34.1小时/月。本研究测度的结果远高于现有文献测度的中国家庭儿童间接养育成本。国家应重视家庭儿童间接养育成本,采取生育支持政策以降低儿童的养育成本,尤其是建议加大对生育一孩的相关政策支持力度,为生育率的稳步回升建立基础。

外贸是否会带来工资差距及技能极化?——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在应对贸易一体化时我国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和技能分布如何作出相应的反应。利用2010—2020年期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联合国贸易数据(UNComtrade)等构造面板,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对以所受教育为基准的中级和初级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有负面影响,对高级和中级技能组间的工资差距则有积极影响。且前者对于劳动技能的均值和分布具有负向作用,后者则有正向作用。因此,外贸活动会诱发技能极化,而工资差距解释了由贸易导致技能极化作用的50%。此外,在中年工人组以及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收入差距特别是高中级技能组间的收入差距所带来的技能极化问题更为突出。鉴于一国的技能分配会长远地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不平等,因此,了解工资收入分配的变化并在政策设计中予以充分考虑至关重要,本文在劳动保障和教育支持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外资进入与女性就业——基于就业率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双重视角

在中国性别就业差异逐渐扩大的背景下,探讨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能否为提高女性就业比例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提供新的动力,对实现中国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共享对外开放成果至关重要。基于1998~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从就业率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双重视角出发,实证分析外资进入对中国女性就业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察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能够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以独资方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来自欧美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更有助于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同时,外资进入对女性就业的积极作用在私营内资企业、高性别平等化地区、东部地区以及第三产业中影响更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增加市场竞争程度和促进技术进步是外资进入能够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渠道。从调节效应上看,过快的外资进入速度减缓了外资进入对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积极影响。因此,应通过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合理把控外资进入速度等措施,充分发挥外资进入对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为促进女性共享对外开放成果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非雇佣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反思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社会学,福克斯的数字劳动异化分析,是当下阐释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基础性理论资源。非雇佣数字劳动指的是与数字劳动平台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主体所参与的数字劳动,非雇佣数字劳动主体包括博主、出行信息平台用户、各媒体平台用户等。非雇佣数字劳动的核心要素是信息与符码转换而来的流量,而其背后的原动力却是资本权力的扩张与渗透。非雇佣数字劳动具有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劳动主体的广泛性,二是劳动场景的随机性。非雇佣数字劳动基于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商所提供的信息服务而实现,同时存在劳动主体性消解的可能:信息符码转化成数据流量致使非雇佣数字劳动主体被抽象化,劳动主体以无偿性评价行为直接参与去主体性过程,劳动背后的资本野蛮生长直接侵蚀主体性。

数字经济与技能工资差距——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随着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的数字技术发展,数字经济必将对中国的就业和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使技能工资差距呈现新特征。通过测度2018年中国各行业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普通最小二乘法、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与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低技能劳动者工资收入,且能缩小低技能群体和高技能群体内部中低收入差距;(2)数字经济能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时间投入效应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提高工作强度,缩小技能工资差距,但职位晋升效应难以充分发挥;(3)数字经济对不同行业部门和不同社会资本群体的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据此提出继续推进数字技术发展、积极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对高收入的规范与调节路径、完善对低技能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并以数字化改革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建议。

最低工资如何影响企业污染物排放

现有对最低工资影响的研究主要关注其经济影响,忽视了其社会影响。本文分析了最低工资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显著降低了企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机制分析显示,提高最低工资并没有减少企业总产值,也没有使企业因劳动力成本竞争劣势而忽视环境治理,而是促使企业用设备代替劳动力从而使工业煤炭使用减少。这表明最低工资主要通过改变要素投入结构从源头上减少了企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本文的研究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最低工资的影响,对最低工资的制定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二倍工资制度的限缩适用

《劳动合同法》创设了用人单位未按规定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即承担二倍工资的赔偿制度。由于构成要件、归责原则、认定标准等适用规则不明确,导致该制度在适用中存在争议,也导致实践中出现用人单位规避制度适用和劳动者滥诉等现象。为此,司法机关通过对归责原则、保护模式、书面形式的重新阐释限缩二倍工资制度适用范围。未来的制度完善应当回应劳动者分层的现实,限制强势劳动者的请求权,具体路径包括:区分管制与自治的调控对象,形成集体劳动关系和个别劳动关系的体系化调整;将主观过错和损害后果纳入责任要件,增设免责事由,引入小微企业豁免制度;确立赔偿金最高为工资二倍的弹性倍数模式,并实行限高封顶制度;建立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

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工资效应与分配效应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课题。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以教育回报率及工资收入差距的分解作为测量指标,对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利用描述性统计发现城乡居民的工资水平对其所接受的职业教育层级具有依附性的特征;(2)进一步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基准测量,发现高职教育回报率比中职教育高出21.3%,比本科教育低9.9%;(3)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及其分解技术,发现职业教育在促进共同富裕时具有“提低”和“扩高”的异质性收益特征,仅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时,职业教育引致的工资收入差距具有“粘地板效应”的特征。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职业教育为抓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方案。

云南省巩固阶段脱贫人口工资性收入增长研究

基于对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地调研、行业主管部门座谈及材料收集整理,研究巩固脱贫成果阶段脱贫人口工资性收入增长情况。结果表明,云南省通过动态监测巩固就业、多方协作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公益岗位稳定就业、项目帮扶促进就业,有效实现了脱贫人口收入保持较高增长态势,工资性收入呈现占比高、增速快的特征,但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不足、农业产业发展水平低、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欠佳、就业稳定性质量不高、开发式帮扶未充分发挥效能等因素制约了云南脱贫人口工资性收入可持续增长。从构建教育扶贫长效机制、持续推进脱贫地区产业兴旺、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提升脱贫人口非农就业质量、调整完善开发式帮扶就业等方面提出促进脱贫人口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对策建议。

养育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

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男性育儿日益普遍,子女数量增加将挤占男性劳动时间,带来工资收入损失。与此同时,男性也承担更多的育儿经济责任,经济压力可能推动男性努力工作、赚取更多收入。那么养育子女数量究竟对男性工资收入产生何种影响?是“父职惩罚”还是“父职激励”?为回答此问题,本研究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一孩性别为工具变量,探究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影响机制及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子女数量每增加1个,男性工资收入增长6.1%,即子女数量越多,男性工资收入越高,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子女数量增多不仅促使男性提升劳动供给数量,如增加额外工作量,进而提升工资收入,还促使男性提升劳动供给质量,如提高工作效率、进行职业向上流动,从而实现增收。第三,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在户籍、地区、受教育水平方面存在差异性,相较于农村户籍群体,非农户籍群体面临的经济负担更大,他们获得更高工资的动机更大,因此子女数量对非农户籍群体的收入提升作用更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更发达,东部地区的劳动者获得高工资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子女数量对东部地区群体的收入提升作用更强;相比于高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群体,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群体由于人力资本优势更容易进行职业流动、获得高工资,因此子女数量对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群体的收入提升效应更强。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聚焦女性,本研究将样本拓展至男性,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导致男性工资收入的提升,验证了“父职激励”这一假说;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从劳动供给数量方面解释子女数量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忽视劳动供给质量,本研究进一步拓展,发现子女数量导致男性工资收入增加的原因不仅在于额外工作量的增加,还在于工作效率的提升以及职业的向上流动。这些结论说明全面三孩政策不仅有利于增加未来劳动供给,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当前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工资收入,从而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