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明夷待访录”

在现代西潮冲击下如何重续华夏文明的立国之道,是钱穆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学术志业之中的关怀。他围绕立国宪制的一系列学术和政论作品可视为现代儒者的"明夷待访录"。在《明夷待访录》的现代阐释中,钱穆既承继了梨洲的儒家理想精神,在宪制架构下高度评价学校论的现代价值,又对其激进趋向进行了保守化的平实处理,正视秦汉以来政治传统,由此透露出近世立国思维的现代活力。

儒学与民主关系的再思考——以黄宗羲政治思想之“民主性”问题为中心

从平等、同意以及政治参与三个维度,可以为黄宗羲政治思想的"民主性"问题建立新的理解架构。《明夷待访录》以士治而非民主政体为中心,但在上述三维度中都体现出对民主价值的趋近性。就平等而言,它并非指向民众的平等政治身份,而是重在否定君主的绝对权威,拉近阶层距离。就同意而言,主张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获得士庶群体的普遍认可,其理据来自"道尊于势"的先秦儒家传统以及宋明儒学对于道德自主性的强调。就政治参与而言,表现为师道引领下公开的差序参与。综言之,其对民主价值的趋近主要借助儒学传统资源展开,这反过来亦构成了某种内在节制与限度。在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理论之间应建立一种双向反思关系。

想象一个制作的政体——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开篇论说的重新解读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开篇一段呈现出三个关键命题:“有生之初”“自私自利”“公利公害”。“有生之初”是黄宗羲设想的前政治状态情形,而“自私自利”是对这一状态基本表现的描述,“公利公害”则指向解决这一状态困境的方案诉求。三者构成了一段完整的政治哲学论述之开端,也构成了《明夷待访录》所由以展开“公”“私”两大政治原理线索论述的坚实基础。在黄宗羲看来,政体制度是出于制作而来,这就为其变革制度的诉求打下了理论基础,但也为其政治哲学论述埋下了凭空构想的危机。

皇帝制与儒家士大夫政治——以《明夷待访录》为中心的考察

以儒家士大夫为统治精英主体是中华帝国经过长期摸索而形成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政治形态的形成与展开是需要结构性条件的,皇权一统就是其中的关键部分。在《明夷待访录》里,黄宗羲一方面要求消除世袭君主的道德光环与至尊威严,但保留以皇帝为枢纽的中央集权体系这一基本结构;另一方面,他又设想要全面扩展儒家士大夫的统治。这个思想实验给我们理解儒家士大夫统治与中央集权体系的结构性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的许多设计都显示,儒家士大夫统治深刻地依赖着皇权一统的结构。

纲纪与法治:《明夷待访录》在清末受到的批评

《明夷待访录》在清末社会运动和思想潮流中起到过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与此同时,这一文本在清末也受到若干重要的批评,其中朱一新、李滋然和章太炎的批评尤其值得重视。朱一新主要就“变法”以及其中的“公私”问题,在理念和相应的具体措施上做出批评;李滋然则从君臣纲常之守卫辩护者的角度做出了针锋相对的论述;而章太炎的情况更为复杂,他批评黄宗羲的制度想象不仅未能落实“法治”,反而更推动了“人治”,他的批评或许带有某种策略性考量,可能指向的是清末各种立宪建制运动的推动者。这些不同面向的批评不仅深刻地指向了黄宗羲政治思想内在的问题,更展示出近代中国政治实践从纲纪到法治的演变。

黄宗羲对17世纪中国军事制度的反思与改革构想——以《明夷待访录》为例的解读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不仅包含了黄宗羲对中国古代尤其是明代以来的君主专制、官僚制度、法制、土地和赋税制度的深刻反思与批判,还有对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深度思考。其中,《方镇》《兵制》篇提出的关于将权、文武之道、军队体制建设等的改革见解,是在考察军事制度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总结提出的,虽然个别评论与建议有失偏颇,但在明末清初的特殊时代作为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部分,其对军事制度相关方面的改革建议依然值得重视与借鉴。

再造家国:治体论与近世秩序的公共性和法度化

近世政治思想研究呈现出传统本位与现代导向两个基本进路,两造之间的对话、论辩在现代语境下仍处于开放进行中。政学相维下的政治社会中心建构,或曰以公共性和法度化为中心的秩序演进可谓近世以降的一大'根本性议程'。围绕君主威权与共治发展起来的治道公共性,如何在纪纲法度中得以落实,与公法产生何种对应,是治体思考下秩序演进的核心动力。治体论传统在近世达到成熟阶段,其间,变革思想家侧重治道原理重构的理想型取向与经制事功学侧重治法演进的保守立国取向,开拓出了近世以降立国思维一显一隐的双重源流。保守立国思维,较之潜在而激昂的三代理想立国,更为自觉地探讨国家宪制构建。二者共同构成近世儒学政理的大义格局,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里凝练促成了一个极具综合意味的、前所未有的立国思维突破。晚清以来朱一新、章太炎、宋育仁、钱穆等人对于《明夷待访录》的多维评价,形成了源自治体传统的'正黄'。这一思想史上的'正黄'历程,为我们省察共和源起所依赖的精神质素和智识资源,提供了颇具透视性的思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