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决定及其重要性

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决定是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一揽子”成果中最令人瞩目的,对于国际社会同舟共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提升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意义重大。中国不仅倡议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向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提供大量自主研发生产的安全有效疫苗,而且主动放弃适用该豁免决定,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身体力行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该豁免决定在现行专利强制许可的国际规则基础上,给予符合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程度的灵活性,授权其实施特殊的新冠疫苗相关专利强制许可。我国应履行放弃适用该豁免决定的承诺,并充分利用现行规则,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建立健全公共健康相关知识产权制度。

国际商事仲裁中弃权规则适用情形的类型化分析——兼评《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33条

弃权规则在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当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其不仅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这一程序法的基本准则,而且契合于商事仲裁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仲裁协议的执行阶段、仲裁程序进行期间、仲裁裁决作出之后,都可能出现程序不当的情形,可能影响到仲裁管辖权的确立、正当程序的事项以及裁决的司法确认。对于程序瑕疵,当事人应当及时地提出异议,如果有证据显示当事人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存在有悖于仲裁协议、仲裁规则或仲裁法的情况下,没有及时提出异议,将因此而丧失相应的异议权和救济权。在我国《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增加了弃权规则,其必要性值得肯定。但是,为了使当事人及仲裁员更好地理解并运用弃权规则,有必要区分不同的可能情况对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确化,从而更好地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从整体上提升仲裁的效率。

诉仲间主管竞择的规制盲区及应对——以《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40条后段为中心

诉裁间关系历来以司法对仲裁的横向监督为主线。这一视角虽投射出仲裁依附于司法的共生关系,却忽略了两者同为纠纷解决手段的并存竞争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仲裁与诉讼是可供当事人选择的解纷手段。但现行《仲裁法》“裁审自择”的审查模式给予当事人的选择权过大,隐伏着选择权滥用的风险。为拖延审理或谋求更优裁判结果,当事人可能在仲裁与诉讼间反复横跳,这不仅损害相对方利益、空耗司法资源,也实质架空了仲裁协议,从而引发主管竞择问题。既有规制手段通过个案裁量调控、审查模式改革和严格适用“抗辩驳回制”部分解决了当事人不正当的主管竞择。但既存制度漏洞赋予先行起诉的当事人先发优势,扭曲了仲裁协议履行的激励机制。为填补漏洞,应将《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40条后段放弃仲裁协议效力的主观范围扩及原被告双方,并将其客观范围限缩解释为“放弃就本案纠纷提请仲裁的权利”。

新冠危机下TRIPS协定豁免的法律争议与中国应对

印度和南非提出的TRIPS协定豁免议案引发热议。现有的TRIPS协定弹性条款、安全例外以及过渡期条款适用条件严苛,无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今后类似的公共健康危机。而TRIPS协定豁免允许各成员暂停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并由其自行决定是否实施豁免以及豁免的具体范围。TRIPS协定豁免谈判经历了从“印度南非文本”到“欧盟文本”,再到“四方草案”以及最终《WTO决议》的历程,为TRIPS协定弹性条款的实施困难问题提供了临时性解决方案,既促进了强制许可制度的改革,也可激活“介入权”以促进药品可及性,更能推动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知识产权安排透明化和技术共享。中国主动宣布放弃享受豁免,彰显了“大国担当”。中国可考虑继续在制度和行动两方面作出贡献:在制度上,反对发达国家成员使用单边措施干预他国使用强制许可的自主权,并倡导TRIPS理事会采取动态标准认定“有资格进口的成员”,以改善《多哈宣言》机制僵化的局面;在行动上,通过构建全球公共健康技术转让框架来丰富“全球公共产品”倡议。

民法诚信原则与劳动法适用之博弈论纲——以“奋斗者协议”和“自愿弃保”为例

"奋斗者协议"与"自愿弃保"案件背后隐含的法理可简概为民法诚信原则与劳动法适用问题。实践中的误读和误判、《民法典》缺失劳动权(益)之基本民事权利设置、共享经济下新型劳动用工和疫情与后疫情时代之多重叠加效应,导致了劳动法之"衰"与"殇"。民法诚信原则同样适用劳动法含社会保障法,所谓劳动法不能适用该原则或者民法思维模式都是不严谨之"伪"命题。劳动法适用诚信原则应当考量其特殊性,惩戒权适用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和有利原则,并不得涉及劳动者非职业行为即私人行为和排除社会保障权。任何排除或剥夺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的约定或规章都是无效的。后劳动合同义务适用诚信原则不能"选择性""遗漏"抗辩权,如果当事人依法行使抗辩权,则不能裁定其违反了诚信原则,否则就是"伪"民法思维模式。实习关系属于特殊的劳动关系,在实习法律规范严重缺失下,用具有弥补法律不足之价值与功能的诚信原则治理"虚假实习"完全必要而且可行。

论排除仲裁地司法审查协议与《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的一致性——以欧洲人权法院Tabbane v.Switzerland案为例

随着国际商事仲裁中双重司法监督机制的日渐式微,"非当地化理论"由此兴起并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法律上允许非本国当事人协议排除或放弃仲裁地的撤销权,但这类弃权协议是否潜在地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所规定的根本程序性权利,一直是理论上的争议焦点。司法实践中,2016年欧洲人权法院在Tabbane v.Switzerland案中认定,弃权协议不会构成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1条的根本违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有效的弃权协议必须符合严格的形式要求和实质条件;另一方面是当事人仍然有权获得其他司法救济,其根本程序性权利不会受到实质性减损。不过对于体育、消费、雇佣、投资等具有特殊性质的争议,弃权协议不具有适用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