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在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了。从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五种《圣经》中译本由新教宣教会完成并出版问世。本文所讨论之"《圣经》委办本",亦涉及许多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围绕《圣经》中译之方法,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白话《圣经》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有关读者接受以及标准文言使用之话题的挑起者,乃传教士麦都思,他期待能够完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圣经》中译本。在1843年至1854年间完成的"《圣经》委办本"中,麦都思最终几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此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找到中国协作者,协作者能够将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工作转化成让人接受的中国散文。麦都思最初的人选为王昌桂,他是一位教授中国经典的儒生,但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前已去世。麦都思继而聘用了他当时尚年轻的儿子王韬,王韬协助完成了整部《圣经》,同时还写了一些宣教小册子,并修订了一部圣歌集。王韬的译者经历亦让我们对其早期思想的发展有了诸多了解。

麦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

19世纪初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撰有三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文史地著述。《地理便童略传》是新教传教士所编写的第一部面世的汉文地理学通论 ;《咬吧总论》是晚清来华外国传教士所编写第一部中文外国区域地志 ;《东西史记和合》不仅是 1 9世纪问世的第一部中西比较的编年体史书 ,可能也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东西比较历史的著述。麦都思在这三部文献中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有关世界地理、区域地理和西方历史的常识 ,而且还注意在这些中文著述中对中国文献加以利用和吸收 ,使这三部文献不仅在一般西学史地知识的介绍方面 ,而且在早期汉学研究方面 ,也显示了它们一定的地位。

从幼童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

1823年,作为幼童启蒙课本的基督教中文《三字经》问世。随着不断的修订出版,它逐渐成为面向普通民众宣教的宣传小册子,是19世纪种类诸多的宣教小册子中使用时间最长、出版次数最多的一种。1823年以后,基督教中文《三字经》产生两个发展分支,此外方言《三字经》版本也有所流传。麦都思《三字经》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麦都思神学思想初探

对于基督教经典中的最高存在者究竟应该用哪个/哪些汉语词加以翻译?这是比较宗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大问题。19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曾有过长期的争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不同意以马礼逊圣经译本为代表的用汉语的"神"来翻译God的做法,他从比较角度对汉语中的"上帝"和"神"进行分析,并用它们作为Elohim和Ruach的译名。他不但认为"上帝"和"神"在本质上与希腊罗马的theos和Pneuma一致,而且认为中国宗教具有自然神学的特征,与希腊罗马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麦都思关于"上帝"和"神"的观点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是当时中西宗教和思想传统相互碰撞、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认识中国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积极的意义。他利用中国文化元素阐释基督教神学的探索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为西方解读中国宗教乃至文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也为中国人认识基督教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启蒙教育与政治宣传:太平天国《三字经》的英译和回响

本文以太平天国《三字经》的两种英译本及其评论,来讨论外国人在刚接触太平天国时如何看待其启蒙教育、政治宣传和宗教的性质,进而讨论这种宣传模式的前后回响。太平天国的蒙书之所以特别受关注,是因关系到教育、宣传和宗教等方面。要理解太平天国《三字经》,必须回顾新教《三字经》仿作,以及《三字经》英译的情况。麦都思和马兰的两个英译本太平天国《三字经》及其评论,既体现出他们对太平宗教的不同态度,也突出了该书的性质,即用来做启蒙教育和政治宣传。这种类型的《三字经》,自清初至民初不乏仿作,有其前后回响。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麦都思的《尚书》译本翻译策略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忠实的"仆人"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取舍。在译者主体性关照下探讨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尚书》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分析麦都思的译者身份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以期能够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

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出版的曲折历程

在19世纪20至30年代间,英国基督教对华传教士麦都思三次尝试出版其《福建方言字典》都告失败,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中英双语印刷技术尚未成熟,以及罕有双语印刷校对人才等缘故,加上又有意外的政治因素干扰。直到1837年才因在华美国人的协助,这部字典终于完成出版。

麦都思及《尚书》首部英译本研究

本文探讨《尚书》首部英译本及其作者麦都思,介绍译者背景、翻译的动机、翻译《伪古文尚书》的缘由,分析译文体例,评论译文得失,考察译本的影响以及学者对它的评价,注重在客观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麦都思及其翻译作品以理清有关争议。

理念与实践:近代汉外辞典的诞生

19世纪,新教传教士来华后,汉外辞典的编纂迎来黄金期。字典,中国古已有之。不过,19世纪以降西人编纂汉外词典,虽以"字典"、"韵府"等中国的传统名称名之,但是却赋予了西方的形式和内容,导入了全新的理念。以传教士为主导的汉外辞典编纂,不仅为中外人士——甚至包括日本人的外语学习(英语和汉语)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而且还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字典而无辞典的现实。19世纪汉外辞典的编纂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其辞典编纂的理念、实践、传承、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可以看到,在西学东渐的近代知识大移动中,汉语是怎样将西方的新概念变成可资利用的语词资源的。

《南京条约》中“领事”翻译的历史探析

本文尝试证明马儒翰在《南京条约》中以"领事"一词翻译Superintendent并非误译,而是有其历史原因,且是自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权结束、英国派遣商务监督到来后发展而来的合理翻译。由此,本文期望能以一具体个案来说明历史背景及资料的掌握对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性。

以译求同:麦都思对朱子理学中“理”的翻译

"理"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概念,兼具世界本原、主宰力量、道德伦理等丰富内涵。由于理学长期被清代官方奉为正统,"理"也成为当时来华传教士研究中国思想的重点。1844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首次节译《御纂朱子全书》,发表于《中国丛报》。该译本不仅是朱子哲学著作英译的开端,更是朱子理学西传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本文从麦译本中对"理"这一关键词的翻译切入,将译本置于"译名之争"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并联系麦都思研究理学的轨迹和自身传教策略,分析他如何通过翻译改写"理",并探究背后原因。

“百万人委员会”与1957年美国对华贸易论战——以周以德档案为基础

围绕与新中国进行贸易的问题,从1956年底开始,美国舆论界发生了一次大论战。一派以"百万人委员会"为首,反对对华贸易,主张不接触、不承认新中国;另一派由部分宗教领袖、记者、学者、商人与政客组成,主张扩大对华贸易,与新中国积极来往。"百万人委员会"从经济、道德、国家安全等多个角度发动舆论攻势,宣扬与新中国进行贸易"百害而无一利";支持对华贸易者的声音虽然弱小,但他们利用媒体针锋相对地进行论辩。这场论战的结局是"百万人委员会"获得胜利,但是这场论战却是"百万人委员会"由盛转衰及美国对华舆论与对华政策转向的肇始。

麦都思并非《各国消息》的创刊者

《各国消息》是鸦片战争前在广州刊行的一份中文月刊。由于出版时间短，存世极少，学者难以窥其原貌。因此，关于这个刊物的论述，在中国报刊史、新闻史和出版史的论著中，往往不大准确，甚至讹说相传。如，麦都思为《各国消息》的创刊者，即为传至迄今之讹说。而实际上，麦都思并非《各国消息》的创刊者，其真正的创刊者应为在华外国报商或在华自由派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