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

改良的底线——“体用”、“道器”与郑观应思想

与洋务派官员相比,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将"中体西用说"推进到"道器说",率先将变革的内涵由经济技术层面扩展到政治体制变革,是对当时洋务派官员思想局限的一个理论突破,但另一方面,郑观应仍然固守着对儒教和道教的理论核心"道"的执着追求和信仰。对道的迷信和对以基督教为核心之一的西方文明的本能排斥成为以郑观应为代表之一的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思想特征和最后精神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