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三王”词叙论——兼与王安石词比较

以王安石为中心的临川王氏家族在北宋的政治、文化和文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王安石的同母弟王安国和王安礼、长子王雱在当时亦有文名,并称"临川三王"。他们不仅诗文兼善,亦偶作小词,其词虽传世不多,但自有体格面貌。在熙、丰词运转关之际,"临川三王"与苏轼、王安石等人合力开创了词的"盛宋时代"。

《全宋诗》之王珪、郑獬、王安国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9 000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王珪、郑獬、王安国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故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王安国的馆阁诗论在熙丰诗坛的文化意义

在北宋"临川三王"中,王安国流传至今的诗文数量虽然已经极为稀少,但在其所处时期却得享隆誉,表现出与其兄长王安石不同的诗学审美旨趣。其间所包含的意义深刻的文化内蕴,诸如对"馆阁气"官样诗文艺术风格的推崇与追求,表现出的正是盛宋时期士大夫文化中雍容典雅的承平气象、富贵气象与人文气象。这种诗学蕲向,自真宗朝的太平宰相晏殊那里导扬发轫,至元祐时期,以苏门学士为代表的馆职诗人那里,获得了更全面深入的发展。典范性地代表了上层士大夫所崇尚的书卷翰墨气息与学理思辨色彩。这之间,熙宁时期,王安国任馆职期间的诗美取向,便是勾连二者的伏脉,既与熙丰时期的时事动向存在紧密联系,又与元祐诗坛风尚存在过渡衔接。只是在这之后,退避政治的意识、淡然自定的心态调适,变得更加浓厚。

董仲舒、孔安国并非司马迁的老师

王国维论证司马迁生年,真正的证据是认为孔安国与董仲舒是司马迁的老师与长辈。他的论证是虚构的,司马迁学识出自家学,并非儒家弟子,把孔安国、董仲舒作为论证史公生年的证据不能成立,从而彻底否认王国维的推论。所谓“伪《尚书》序”记述的孔安国是真实的,与史实相符。

王安国诗歌略论

王安国在当时颇负盛名,但后世却少人问津,以致于文集散佚。现在我们只能从《瀛奎律髓》的选诗和方回的评价来分析王安国的近体诗,由此得出王安国的律诗融合了宋初昆体的雍容富丽和白体的畅达闲适又参以杜诗的句法,形成了自己富丽闲雅的诗风。而从其几首古体佚诗中,又可看出王安国长于议论的宋人格调,及其反映现实的一面。总的来说,王安国是宋诗从新变到成熟的历程中一个过渡性人物之一,通过对其诗歌的分析为宋诗的发展史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理论研究的实践运用——重温王安国钢琴曲《芦笙与铜鼓》

王安国先生是我国现当代有影响的音乐理论家和教育家,其青年时代作有多首中国民族风格的钢琴作品。创作于1980年的钢琴独奏曲《芦笙与铜鼓》,既有鲜明的苗族音乐文化印记,又运用现代音乐多调式、极音组合关系和敲击式音响等作曲技法,借以展现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丰富的音响色彩。这首作品见证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钢琴音乐表现技法转型期创作观念的突破。今天重新解读他对西方现代作曲流派、技法与中国民间音调融合的艺术创造,目的在于检视深入的作曲理论研究与鲜活的创作实践之间的密切关联,探究音乐创作实践和对音乐本体的透彻把握,对音乐作品和音乐思潮的理论研究,以及理论家务实学风的养成,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