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意识与经典味道——论王彬彬近期的散文创作

王彬彬近期集中创作的散文,主题上表现出浓烈的启蒙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人性深处习而不察,甚至有些扭曲了的人性现象的揭示。这种揭示发人深省。散文在艺术上散发出经典的味道,主要表现为在叙事结构、叙事语言、文本意蕴等方面,与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文本具有颇为类似的特征。其散文写作在艺术上一出手就显得颇为成熟,并且独具特色。

论阳明记体文的教育功能

阳明理论具有实践性品格,他所作的一系列记体文,注重对孔孟宗旨的阐发和对世道人心的补正,意欲教化民众、士子和官员,有着敦风化俗、风励士习和学为圣贤三方面的教育功能。记体文写作贯串阳明整个仕途历程和心学形成过程,体现出阳明的人格形象,包含心学的诸多义蕴,也留有阳明事功之痕。

苏辙与王巩交谊考论——以苏辙诗文为例

北宋文人好交游,因各自志向、理想或是政治倾向组成了不同的文人集团。苏辙为北宋官员,“唐宋八大家”之一,性格深沉,感情细腻。王巩出身官宦世家,性格洒脱,潇洒恣意。二人因较高的道德水平、相似的仕途经历、相同的兴趣爱好等因素交游长达数十年。二人互相扶持,彼此成就,是古代知识分子君子之交的典范。本文以苏辙诗文为例,探讨二人友谊的发端及发展过程并简要总结二人交谊密切的成因。

写作是我最美好的人生方式

好的写作是从生活出发,将自己的观察、发现和感受表达出来。真情实感在写作中最为宝贵,是应该坚持的写作态度。写作应该克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坚持辩证的立场。当前应该改变模式化写作,倡导境界式写作,努力进入哲思和审美的境界。写作的创新在于张力中的平衡与和谐,追求张力效果、复式结构和宁静致远的智慧。散文与诗歌、小说在文体上平等,真正好的散文应该是平淡自然的。

画卷与诗囊、风火与赤血——论王礼锡散文

王礼锡是杰出的诗人散文家、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卓越的人民外交家、抗战文艺的杰出领导人、国际反侵略的伟大战士。他的散文以笃厚的人格、广博的胸襟、开阔的视野、恢宏的气度、隽永的画卷、浓郁的诗情、敏锐的思想、挚诚的情感、简洁的语言、优美的意境,开拓了序跋散文、日记散文、游记散文、通讯散文等独领风骚的情韵与境界,呈现了恢宏丰富的广阔画卷,情思蕴藉的优美诗囊,刚柔相济的思想风火,笃厚挚诚的生命赤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王礼锡是值得重笔一书的散文大家。

散淡之心:散文写作的理论与实践——王兆胜访谈

散文之散在于心灵的散淡,这种“心散”是艺术创作和学术创新的重要品质。当前中国散文的最大成绩是保留和继承了中国文化、文学的基因密码,不足之处则是模式化和虚无主义成风。应该打破西方崇拜、理论迷思,将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作为资源,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智慧精神进行美学表达,树立中国散文自信。王兆胜紧跟散文创作动态,总结散文发展历程,以“心散”说超越“形散”和“神散”之论,以天地之道突破“人的文学观”,为中国散文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兆胜“写作”的特征与贡献

散文创作和散文研究是王兆胜“写作”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相互对话、渗透与启发。融通散文观念的散文创作,具有“形神合一、心灵散淡”的创作特质,达至“人文关怀”与“天地情怀”相交融的创作境界。吸纳散文创作经验的散文研究,具有“心灵对语式”特征,采用了“心、脑并用”的创造性写作方式。王兆胜探索出一条散文理论、创作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写作”道路,以“心灵”为基点统摄散文创作与研究,用自己的方式为当代散文立“心”。

王士禛散文研究述评

清初诗坛圭臬王士禛不仅诗才出众,文章亦甚有建树。学界于其人、诗词创作及神韵论之研究蔚然,于文可谓门前冷落,当前研究中表现出重诗轻文的倾向,这与其实际成就颇不相符。古今学者对王士禛散文的评介已取得一定成就,由此,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以期对其散文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论汪中《哀盐船文》的创作构思及艺术成就

以清代文学家汪中《哀盐船文》的创作构思为中心,对其创作时间、所据本事以及艺术手法进行探讨,证明了《哀盐船文》是骈俪之文中少有的以纪事纪实的佳作。不同于楚辞《大招》的旧制,《哀盐船文》开启了骈文的新体制,以四六骈文来记录时事,以哀而不伤之辞,描写生民命运之多舛,体现了作者以天地万物为一的生命情感,对任何生命的逝去都感同身受。这篇骈文把叙事、抒情融汇一体,结构严整无隙,且文气纵贯一体,与《文心雕龙》关于“哀吊之体”的论述契合,其悲哀来自作者心底对生民夭折的痛惜,故能感人至深以至于广为流传,也成了哀挽文学中赋体的代表之作。

论王禹偁记体文的创作及宋代士人精神的体现

王禹偁《小畜集》收录的十三篇记体文,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在北宋初期文坛上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其记体文题材广泛,表现范围大,体现出了他重教化的教育思想、直躬行道的政治思想和传道明心的文学思想。在创作方式上,其以记“自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展现了士人的浩然之气、责任意识和吏隐观,刻画出了一幅北宋士人精神的自画像。

文学史上的王鼎钧

20世纪50年代以来,王鼎钧以其丰富的散文创作推动着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革新,他的“人生说理” 散文以其人生体验和审美观照的完美结合而为后人推崇,他的“原乡”书写以其独特的“乡愁美学”传达出人生观照 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他的“宗教散文”以超越宗教的日常智慧让人体悟到一种“散文魔法”。这奠定了王鼎钧散文在 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中的地位。

汪琬与清初古文论争——兼及清初古文“中兴”

在清初古文复兴大潮中,"清文"创立,"明文"隐退,构成古文运动主流动向。汪琬与清初古文家的论争,对清初古文的"中兴"及清代古文的嬗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论争源于易代之变、文风之变、学风之变。大型的论争共有八次,即与周容的第一次与明遗民交锋,与陈僖以文法与明道为中心之争,与吴殳以《正钱录》为中心的与明遗民第二次争锋,与归庄的第三次与明遗民之争,与魏禧的第四次与明遗民之争,与叶燮以文法与八股为中心之争,与阎若璩以经学为中心兼及文章体例之争,与黄宗羲以本之六经、小说笔墨为中心的第五次与明遗民之争。这些激烈的"对话"都关系着清初古文运动的大问题,体现了一代文学思潮的急剧变革与复杂形态。

开清初散文风气之先的王猷定

在清初散文发展的流程中,转变明末文风、开清初散文风气的人物,王猷定当是较有成就的作家中最早的一个。他的散文,独抒己意,学古而不泥古,感情强烈,气势磅礴,描写细致,关注现实,具有开拓性和明显的历史特征。

“伐山”“伐材”之喻与“生事”“熟事”之法——王铚《四六话》的骈文典故理论探析

宋代王铚《四六话》提出"伐山"与"伐材"、"生事"与"熟事"的用典理论,并不仅仅是讨论用典技巧,而是强调艺术创新,即在用典的典源取材问题上,也要有自我新发现。从美学上说,就是熟悉的陌生化与陌生的熟悉化的结合。"伐山"与"伐材"侧重于"伐山";"生事"与"熟事"的搭配方式则强调艺术的熟悉与陌生的组合,其实质也是艺术手法的创新。这说明用典方面的骈文批评理论已有了更为精细的话语。

宋代“四六话”产生与“诗话”关系考

诗话与骈文批评的重要形式"四六话"有着密切联系。欧阳修《诗话》启蒙了王銍《四六话》的创作,并对"四六话"体例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博杂的内容、以句子为讨论中心的叙写方式、多讨论典源出处等方面均有体现。

王又朴的古文批评及其价值

古文批评是桐城派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深入理解其古文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方苞的弟子王又朴就是一位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古文批评家。他以方苞的义法说作为其古文批评的理论基础,紧紧抓住义和法之间的关系,所以能够透过人们习焉不察的文字和细节,发现一般读者容易忽略的深隐之意。王又朴在贯彻义法说的同时,又有意识地借鉴了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眼光和经验。这不仅使他对文法具有极其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分析能力,善于揣摩所评书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及作者隐含在笔墨之中的幽微心理,而且使他的批评文字充满激情,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和文学色彩。王又朴的古文批评,揭示了《孟子》和《史记》的很多义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此二书的理解;其批评方法和批评特色,对当代学者的古文研究乃至文学批评方式的改进,都有丰富的借鉴意义。

论汪曾祺京味散文的审美意蕴

汪曾祺创作了大量的京味散文,平民化的取材,舒缓散淡的文笔以及乐感和谐的审美意蕴是这类散文的共性,这不仅源于其对童年记忆和情感的提炼,更来源于其有意识的文体自觉,从而形成汪曾祺京味散文独特而浓郁的北京胡同特色。

王鼎钧散文的原生态质地及其写作特点

王鼎钧的散文别具一格,总结他的散文特点,其思想源头总有山东儒家文化的朴实与尊崇,其打动人心的还在于他作品所蕴藏的自然人性。没有一个作家能抵达王鼎钧所追求的归朴高度,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几十年一贯制地保持一种原生态的创作追求,这是对文学生态的坚守,也是对文学品的捍卫。王鼎钧的散文,清晰地完成了二者的结合。

王灼诗文辑佚

南宋王灼的《颐堂先生文集》完本近六十卷,今存五卷不足。前人对王灼的佚诗佚文多有搜辑,近年北京大学之《全宋诗》、四川大学之《全宋文》所收王灼诗文最为完备,但亦收罗未尽。本文钩稽历来诸家漏辑的王灼诗、文十二篇。

文人的平民文本——汪曾祺、贾平凹散文摹写"俗趣"之原因分析

在新时期散文创作领域,汪曾祺和贾平凹的散文呈现出相近的皈依传统的古典倾向,恢复了散文表现个人趣味的关学品格。在对趣味的讲求中,除尚雅倾向外,两人的散文还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一种"还俗"的姿态,在对民间"俗趣"的摹写中,实现了平民与文人之间的角色转换。这种转换是明清小品及"五四"散文的影响、雅化的社会生活与文学传统的"断裂"、新的世俗化要求的出现等原因合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