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亭记》文风“滑稽”论——兼论欧阳修的“太守之乐”

从北宋庆历六年问世至今,《醉翁亭记》所享有的崇高声誉掩盖了其接受史中的异议和批评,文风"滑稽"论便是尚未受到关注和深入阐释的重要观点。此论实包含多重深刻内涵:从文体思想看,揭示了此文"以文为赋"、"以文为记"的结撰手法,且反映了"尊体"与"破体"两种文体理念的冲突。从主体感受看,欧阳修有意突破"古文"与"时文"的文体界限,融合骈、散,实继承韩愈"以文为戏"传统,寓庄于谐,自我调侃,而刻意突出"乐"之体味,调和人生苦境,"苦中强乐",表现了政治上的挫折感以及超越人生苦难的努力。文体界限的突破和苦乐感受的交融,根源于欧阳修在北宋党争中的沉痛体验,亦契合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普遍遭遇。鲜活的体貌特征和深沉的情感张力,赋予此文文学经典的性质。

欧阳修与王安石嘉祐元年诗歌互赠再议

在欧阳修与王安石嘉祐元年第一次会面后的互赠诗歌中,欧氏期待王安石能够继承"诗文革新"精神,引领北宋中期的文学创作发展,而王氏的"奉酬"诗却委婉地传达了自己的志向是承传孔、孟道义之学,而不是韩愈等人的文学革新。这种情形的出现,既有欧阳修与王安石对待文学创作的不同态度的原因,也有欧、王对韩愈的认同差异的原因。欧阳修在明了王安石的心意之后,迅速转向了新的接班人的寻找。嘉祐二年科考,苏轼的登台,与此次欧、王诗歌互赠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文学内涵发微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十卷历来被誉为金石学的开山之作,因此少有学者关注其中的文学内涵。笔者认为,《跋尾》具有丰富的多重价值,阐发其文学内涵可以从新的角度扩展对欧阳修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成就的研究和认识。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文体的复古与变新;文辞的尚真与求工;跋文所呈现的"六一风神"。

《怀古录》与江西文法

宋代江西诗派研究透彻,江西文派却很少有人关注,江西文派的散文思想更少有学者论及。陈模的活动圈子、交游局限于江西,推崇江西本土文人,代表了原生态的江西派散文观。陈模的《怀古录》汇集了江西前贤的散文思想,其中的"高古说""萧散美""潜气内转说""文好与情好说"体现了江西文派的江西文法。江西文法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南宋散文的特点和图景。

王安石的散文创作与欧阳修之文

王安石祭欧文的辞彩超越了自我重礼教治政的文学观,在叙事抒情中与欧阳修《祭尹师鲁文》相类;其驳论之文平和冷峻、"瘦硬通神",不像欧阳修之文"纡余委备"、"急言竭论"。同时,王安石的山水游记疏于景物的描摹,少了山水的情趣而多深沉之思;欧阳修则将自我融于山水之中,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于酒。

欧阳修的《易》学研究与古文文风转变

欧阳修是宋代经学家、文学家,在这两个领域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宋初百年的经学是经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变古"时期,初步建立了与"汉学"对峙的"宋学"。欧阳修是参与者更是领导学风转变者,他的经学学风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怀疑、平易、实用和简要。欧阳修一身二任,既引导了经学学风的转变,又在宋代古文运动中引导了文风的转变,他对古文文体的推崇,对平易文风的提倡,对实用文风的强调以及对简而有法的文风的身体力行,使得古文创作走上了正轨。欧阳修所引导的经学学风转变与古文文风转变既同步进行,也保持着方向与趋势的一致性。

论欧阳修散文“缓”的风格特征

欧阳修散文具有明显"缓"的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章法安排、句法安排以及用字等方面,"缓"的风格对欧文形成摇曳多情的审美效果、摆脱韩愈文风、自立门户以及引导元明散文风尚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强调欧文"缓"的风格对深入研究欧阳修散文,甚至是宋代散文都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论欧阳修“以人为本”的学术思想及对其散文的影响

北宋仁宗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转型期,"以人为本"是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亮点。在众多庆历学人中,学坛盟主欧阳修"以人为本"的学术思想颇具典型性,而这种思想又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散文理论及散文创作,对宋代散文审美风范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宋初期骈散对立互融与欧阳修“以文体为四六”

北宋初期,对西昆派的反对形成了北宋的骈散对立。欧阳修为了避免与传统发生直接正面的冲突,通过"以文体为四六",即将古文创作的方法技巧运用于四六创作中,创造出一种新颖的四六文章形式。"以文体为四六"又和"以四六为文体"相联系在一起,欧阳修的古文也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四六句式的整齐对仗,把四六的节奏引入古文之中。欧阳修改变了传统文章中骈散绝对对立的情形,使骈散再度融合,成为新的文章风范。

儒学复兴视野下的欧王关系新论

欧阳修与王安石同为北宋儒学复兴的领军人物,但其经学理论已经属于儒学复兴的不同阶段。欧阳修坚守尊儒排佛的传统立场,疑传而疑经;王安石则已暗引佛禅,深入到对道德性命的探讨,这种阶段性差异造成了双方学术观念的错位,并进而发展为政治理念的冲突。

疏离于古文运动之外——论王安石与欧阳修、曾巩的文学交游

《宋史·文苑传》认为王安石和曾巩都对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起而和之”。在分别考察王安石与欧阳修、曾巩的文学交游细节后,发现这一观点有待商榷。王安石与欧阳修的交游,以相互欣赏为基础,但一方面王安石未曾回应欧阳修所提的文学建议,另一方面也婉拒了欧公想要托付文坛衣钵的愿望。王安石与曾巩的交谊虽然深厚,但留下的相关诗文中真正讨论文学的内容却寥寥无几。相比之下,曾巩与欧阳修文学交游的种种细节,标明他才真正是古文运动的追随者和支持者,而王安石对欧阳修主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保持了一种疏离的姿态,或者说在北宋古文运动前期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五代史伶官传序》综论

《五代史伶官传序》思想深远,艺术高超,实为史论精品。欧阳修借唐庄宗事例论证天下盛衰之理,委婉劝诫统治者切忌贪图享乐,需勤政爱民;其文议论感慨可看出欧公深受史迁之调、春秋之笔的浸染;论述严谨,颇得盛赞;文章剪裁深得史传真传;平易自然的文风体现了简而有法的古文观念,骈散句式的穿插运用借鉴了韩愈以诗为文之法,虚词运用则模仿了圣人经典。对散文经典进行层层剖析,对文章建构的认识会更加深入,也能更透彻地明了其魅力所在。

试述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方式

欧阳修的记体文,指以"记"命名、独立成篇且完全符合"记叙文"文体特征之作品。从创作角度而言,其记述对象包括记行、记物、记事;其行文之中的情意表达包括个人好尚、赞友颂贤、政见哲理、治学观点;其创作过程对论说、寓言、辞赋、说明等文体多有借鉴;其记体文的成功,是学习前辈(韩、柳)及自我创新的结果。认真研究欧氏记体文创作方式方法,可以增进对其记体文的理解、提升自身写作水平。

王安石与欧阳修的交游及其他--从《祭欧阳文忠公文》说起

在北宋政坛与文坛上,欧阳修和王安石都是举足轻重、牵涉甚广的人物,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微妙莫名。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可视为两人诗文交往的终结,也是其生平恩怨的一次盘点。由此展开对两人诗文唱酬的梳理,可以揭示出若干复杂的隐曲。

论欧阳修以文为诗对宋诗叙事性的开拓

欧阳修以文为诗强化了诗歌的叙事性。在诗歌用字上,他以虚字的选择和组合为中心,勾连起事件的前后关系,使诗歌显露出清晰的叙事思维;在句法结构上,将散文中词的组合关系引入诗歌,打破诗歌的固有节奏,强调诗句的语义关联,使事态的发展演变有实在的脉络可循,形成了完整流动的叙事意脉;在结撰诗歌章法时,又注重把表现不同时空情境的诗句进行重组排序,在明确的立意统摄下,形成复杂丰富的叙事布局。欧诗在叙事性上的开拓,对宋诗整体叙事特质的强化起到了引领作用,同时也为宋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歐陽修《贈王介甫》“吏部文章二百年”用典爭議考

歐陽修曾寫下“吏部文章二百年”詩句贈送給王安石,但後世文人對“吏部”指涉對象解釋紛歧,甚至産生許多扭曲二人形象的故事。此文透過分析歷代筆記、詩話作品中的相關記録,整理出宋朝文人對此詩句典故有不同的解釋,有以爲這是沈約稱讚謝朓之語,有以爲這是出自孫樵的文章。並且根據典故來源的不同説法,也發展出了影響二人形象的各種附會故事。這些探索多出於文人閲讀相關文獻時的個人領會,在未有明確證據的情況下,重新解讀詩歌典故,甚至不惜顛倒事實。此文更進一步探討歐陽修發揚韓愈文章的時間點,以及孫樵批評韓愈的用意,指出“吏部”確實指韓愈,“二百年”是歐陽修繼承韓愈文章的時間,“吏部文章二百年”是歐陽修創造的詩句,並無典故來源。透過此文的論述,除可釐清爭議之來龍去脈,對歐陽修、王安石二人形象有更確切的認識外,此文依資料産生順序臚列排比的比較方法,也有助於提供讀者實例,了解如何辨析詩話、筆記中對相關詩文典故説法的原則。

王安石碑志文的“史汉之法”与“史汉风神”——以欧阳修碑志文为比照

欧阳修碑志文多用"史汉之法",王安石碑志文却与叙事手法复杂、笔端饱含情感的"史汉之法"保持了一定距离。王安石的心力所注,往往不在叙事的精彩,而在于议论的精警。欧阳修碑志和"史汉风神"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手法,凸显要描写的这位墓主;而王安石的方式则是通过议论,将主人公的形象提炼、深化,他并不满足于对主人公这一个人的显扬,而在于发掘他背后这一类人物的共性,继而弘扬这类人物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这正是王安石碑志不同于"史汉之法"和"史汉风神"的特殊性所在。

欧阳修古文“风骨”儒学化及评骘清虚化

欧阳修古文多以情韵取胜,偏于优柔一路,往往以"六一风神"见著于世。然而,北宋以降之学人却常以"风骨"评定其文。相较于魏晋文学"风骨"意涵的壮伟激越与遒劲坚实,欧阳修古文重铸"风骨",以温柔敦厚之义去艰难劳苦之态,而有幽情雅韵之风。同时,"风骨"意涵实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进。宋儒出于对"文以载道"捍卫和政治交流的目的,将"风骨"指涉于论辩文和壮健气格,强调的是欧阳修文对人生社会的关注意识和褒贬美刺精神。明清时期,"风骨"被转涉于序记文和温柔闲兴,人生社会的贬褒精神被不断虚化,"情韵"与"风神"的审美意味得到突出强化。